《法常禅画艺术》(徐建融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4.10元)是研究我国宋元之际画僧法常的专著类作品。从书中得知，对这位禅宗画僧研究最多和作品收藏最富的其实是日本而不是中国，这当与禅宗近代在中国衰微、在日本弘扬有关，但因之也形成了以此为因缘的中日文化交流。本书分为“法常禅画艺术的文化背景”“法常的生平考订”“法常禅画艺术述评”“法常禅画艺术的影响”四章，每章设若干专题阐述法常“枯淡山野，诚非雅玩”的禅画艺术境界及有关问题和作品鉴赏等。作者认为自己的研究得力于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更新，作者以“大文化观”的眼光和方法把美术现象“都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文化现象，并把它们投影到社会政治经济和国民心理的动态背景上，揭示其内延和外涵”。在解决了以往封闭静止平面的方法论思想无法逾越的障碍后，作者认为自己的研究目的已经达到，美术史命题已转换成文化命题，法常禅画艺术研究已成为“并不是特指出于画僧法常之手的作品而言，而是泛指一种文化情境，一种审美关系”的研究。作者的基本思路很有启示性，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禅宗艺术研究原本就是一种需要悟性的研究。本书的附录所收材料丰富，有“法常研究的论著索引”和“传世作品索引”，并译有日本学者饶有份量的研究文章，书后还附有法常作品三十余幅。
春风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美国弗·埃·卡彭特博士的《尤金·奥尼尔》(赵岑、殷勤译，5.00元)。两年前，浙江文艺出版社也出版过克罗斯韦尔·鲍恩的《尤金·奥尼尔传》，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荒芜先生译的《奥尼尔剧作选》。也许除此之外还有其它有关的译著出版过，总之这位生于一百年前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对中国人已不是陌生的了。比之鲍恩的传记著作着重记叙传主及其家庭的坎坷不幸经历，并在此背景上凸现奥尼尔剧作特征的写法，卡朋特的著作更注意对奥尼尔杰出剧作和戏剧理论的分析评述。前者文学色彩浓而后者研究成份重。把这两部传记放在一起读，有相辅相成的效果。《尤金·奥尼尔》的书前有传主的年谱，书后附参考书目。作为一本出版物，本书印装之讲究，纸张之上乘均为近年少见。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本世纪初传入我国，近年得到重视，并有一定发展。陈国强、石奕龙分任正副主编的《简明文化人类学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3.20元)是由大陆学者编撰的第一部文化人类学专科辞典，应该说起步不低。辞条大多编译国外同类书，也包括了我国的田野考察资料。看起来，建设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人类学还需有大量艰巨的工作。
另一册《多形式典故词典》(方福仁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1.70元)，是将一个典故的多种表现形式汇录在一个辞条下，读者于此一隅三反，以是而大得便，可谓普及且又更细一步了。上推若干年，这些文学典故不过是常识，“盖古人为学虽极繁赜，皆融会贯通于方寸之内，以腹为笥。凡有疑难，不能于腹中检得，或通有典故，不能立指其出于《礼己》某篇，《史记》某传者，即不足为通人。”(林语堂语)而今，即在知识界，这些典故怕也未必可以常识论了。既有各种形式的词典应运而生，便免去了为充腹笥面糜费光阴，又何尝不是乐事。举目环视近年竞相问世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普及读物(古诗古文今译、“鉴赏”辞典，等等)，可知古人作为“学以致用”的，今人多半只作一种了解和欣赏了，这反映了我国几十年来庠序之教与受教者知织结构的根本转变，孰得孰失，且存而不论罢。
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古代五大奇观》是几册印制精美的小书。《绝世奇珍》(4.50元)，为中国珍贵文物的介绍，作者博采古今珍藏，精编细汇，巧构成文。除发现源流、存藏沿革、珍藏价值外，尚包容了诸多轶闻遗事。《科举奇闻》(5.50元)概括论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废止的历史，揭露了科举考试中的重重黑幕和种种奇闻秘史，及历代状元春秋。《佛门奇僧》(4.20元)系中国历代僧侣轶事。作者涉笔佛学典籍，采撷奇闻轶事，构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鬼神奇境》(5.00元)乃在文化背景之下，专论中国的鬼神世界。《巧构奇筑》(7.00元)则是中国古代建筑杰构的纵横谈。每册书皆配有彩图数幅，又小巧便携，正可作“三上”之读。
在《儒家思想与东方型经营管理》(杨敏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30元)一书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综观东亚社会经营管理成功的企业，其管理文化型态一般都具有三维管理文化结构的特点，即管理文化中包括着西方先进的管理文化、本国或本地区的现代管理文化、传统的管理文化。三维管理文化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是通过三者的冲撞、排斥、交流、渗透、组合来实现的。”这种“三维管理文化”使近年来我们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管理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得到了理论升华。而在本书中，作者用更多的笔墨来分析了这三维管理文化中的后两维：儒家思想与东方型经营管理的关系。作者认为，儒家思想之所以会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管理文化所吸收在于他们同有东方文化的基因。同时也由于中国的儒家文化有着很大的涵盖面，又是多功效的。在书的结尾部分，作者没有忘记提醒读者：“管理现代化并非纯粹引进外国先进管理方式，而是要使之和本国固有的、好的传统管理方式融合起来，这样才可立足本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在研究管理文化的热潮中这一点是不可以忘记的。
《走向世界大国之路——日本经济国际化简论》(樊勇明主编，上海三联书店，6.00元)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先后派出的四名研究人员在赴日考察期间收集的资料基础上而成的。他们说，近年来，国际化一词不断见诸于日本的报章杂志和政府文件中，不少名人学者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发表言论指出国际化是日本的发展方向。对国际化的含义，日本学者和政府官员有种种的解释。本书的作者通过对自七十年代末起，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中开始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作了介绍与分析。他们认为，“所谓的国际化就是今后日本将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经济优势，并以此为后盾，既为美国分担责任，又同美国分享权力，以经济实力谋取政治利益，首先在亚太地区建立以其为中心的‘新太平洋体系’，然后，逐步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日美欧协调共同管理世界的格局，从而使日本改变‘江户时代那种只有钱财而无名誉，听凭武士摆布的‘商人’形象，转而成为既有钱又教人敬畏的国家”。日本的这种国际化趋势的出现正在使而且继续使世界的格局发生变化。中国应该抓住其中的有利时机，这就是读完此书后必然想到的一个问题。
三十多年前的南朝鲜还属于世界上的一个贫穷的农业地区。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一跃而为世界上的一个新兴工业区。人均收入由一九五三年的六十七美元增加到一九八七年的二千八百二十六美元，汽车、微型电脑和电子产品已打入北美市场。《南朝鲜的外贸政策与工业化过程》(上海三联书店，1.50元)的作者杨叔进认为，南朝鲜经济迅速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外贸政策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南朝鲜主要是依靠美援，替代进口生产技术比较简单和使用劳动力较多的轻工业。这阶段，南朝鲜经济没有太大进展。而到六十年代，南朝鲜的外贸政策由替代进口转入提倡出口，出口带动了工业和经济的迅速增长。七十年代进口替代升级，由五十年代的替代进口生产技术比较简单和使用劳动力较多的轻工业转入替代进口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形产品。这一政策加深了工业化的过程，对重工业发展很有利。八十年代出口升级。尽管这时期南朝鲜的经济仍是向前发展的，但同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联邦德国人民生活的物质水平和质量、社会的安定程度以及生态和环境的保护都居世界前列。而这一切都与体现社会市场经济精神的企业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联邦德国有着一套既能搞活企业、又能限制其损害消费者和公众利益的企业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联邦德国企业制度》(张仲福著，6.90元)从企业的法律形式；企业集团、职工参加企业民主管理、企业年终结算及公开企业结算制度、企业资产评估、企业破产制度、企业工资制度、企业竞争秩序和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联邦德国的企业制度。我国的企业法的制定仅仅是近两年的事情，它还需要不断地补充、完善。《联邦德国企业制度》的出版为我国企业法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安徽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民主主义经济史》，论述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五六年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发展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带有强烈的政治、军事色彩的特殊的经济形态。由于处于战争的环境，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主要服务于武装斗争的需要，商品的价值规律在这里不起作用。作者还指出了，以运动促进经济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如分田运动、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土改运动及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手工业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书中，作者客观地评价了这些运动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的历史作用。读《新民主主义经济史》，读者可以感受到我国在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产生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胡适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胡适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提倡白话文，而另方面却之乎者也不离口；一方面他主张全盘西化，另方面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整理国故上；他一再的倡导一种独立自由的人格，而自三十年代后逐渐的接近国民党，为国民党“撑面子”。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与中西文化》(王鉴平、杨国荣著，〔硬精装〕4.75元)从中西文化的角度对胡适进行了剖析。胡适之所以这样矛盾，作者认为，他尽管是西方文化的信从者，同时又是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式学者，他的气质，他的兴趣，他的情感，这一切使他在意识或潜意识里都无法摆脱对中国文化的戚戚之感、依依之情。更不用说在行为模式上循规蹈距。正因为如此，尽管三十年代他力倡全盘西化，但事实上却自觉不自觉地从事中西文化的融合。作者的分析使得我们对胡适的一些争议在这里得到了统一。
十七世纪中叶的欧洲对于东方中国很缺乏了解，因此，当一六六五年《荷使初访中国记》初版于荷兰后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一版再版。可以说风靡欧洲。但当这种热潮降温后人们才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荷〕包乐史、〔中〕庄国土著)澄清了这一迷案。他说，“由于各类编辑和插图者对尼霍夫的原著大肆加以修改和添加，以致他的笔记和插图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真实性”。《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了尼霍夫自广州北上到北京这一段旅途上的所见所闻，对当时中国东南各省的丰富产物也有精彩描述。这对了解清初东南一带经济很有助益。书中配有八十幅插图。此书出版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清代文字狱把大量对朝廷不利的书籍、史料销毁了，特别是关于清兵入关后的烧杀抢掳。在尼霍夫的行记里对这些有许多详细记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樊纲、张曙光等著《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平〕17.50元，〔精)20元)运用理论实证和矛盾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问题的新的理论框架，对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关系、各种运行机制、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各种宏观经济变量的特殊决定方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就公有制经济中消费需求的形成、投资需求的决定、货币供给体系的特征、潜在总供给的决定、短缺的形成、通货膨账、灰市交易、外贸活动、经济增长与过热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调整、机制变换、经济周期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樊纲所著《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一书(〔平〕9.06元，〔精〕11.50元)，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此书是我国经济学界第一部经济学比较研究的理论专著。作者在书中通过对各种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等经济理论的关系，对如何科学地利用各种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新综合”的理论主张；并就价值—价格理论、分配理论、社会生产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
《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丰陈宝、丰一吟、丰元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一册10.50元；第二册12.30元；第三册12元；第四册11元)，精装四册，包封上作者的四幅画作就已满溢着温煦恬静的气息，而牵惹人们步入那同样是温煦恬静的文字的世界了。画家的故事，音乐家的故事，名曲，名画，艺术史，在此之前，也并非完全陌生，却仍愿追随作者的笔，去重新领略风光。作者以朴朴素素的几句话，道出了艺术世界的玄妙：俗人的眼沉淀在这尘世的里巷市井之间，而艺术则高超于尘世之表。故必须能提神于太虚而俯瞰万物的人，方能看见“艺术”的真面目。就绘画说，画家的眼，是“洁净”的眼，毫无一点世智的尘埃。故画家作画的时候张开眼来，所见的是一片全不知名，全无实用，而又庄严灿烂的乐土。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美的世界，无为的世界，无用的世界。故“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业；不是世间事业的一部分，而是超然于世界之表的一种最高等人类的活动。”作者本是这庄严灿烂的乐土中人，吾人随之提神于太虚而俯瞰万物，又焉能不得融融之乐？只是此刻的心情，极似那幅《花生米不满足》画中的小主人公，总嫌不能餍饫。据悉文集的文学卷三册也将相继问世，不免对付出极大辛劳的文集编定者三致意，且引领以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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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