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痛苦、愤怒，要求本队座为他做主。本人做了周密调查，包括找B谈话，晓以大义利害，鼓励他坦白。B则坚决否认此事与他有关。我很为难，而A不依不饶，要求立即惩罚B， 我说证据不足，A根本听不进去，激动已极，似乎认为我有意包庇B。
我当时就想，什么时候能普及一下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呢？凡口角者必交相下毒——大前提，A与B口角过——小前提，所以必是B毒死了A的鸡——结论。这么一列式子，事情就很清楚，大前提不能成立，结论也站不住。A之损失我所惜也，A之痛苦我所痛也，A之怀疑不无道理，A要求立即惩罚B却是无道理的了。感情不能代替政策，感情也不能代替逻辑。
还常常会碰到一种不大讲逻辑的论述，例如“××××能做得到的事，我们就做不到吗？××××问题我们都解决了，现在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吗？”如此等等，气可鼓而不可泄，志在鼓舞，当然是好的，要得要得。作为科学论证，则嫌不足。因为这个大前提同样是可以推敲的。××××做得到我们就一定能做到，大致可以这样说，但还要具体分析，背景不同、基础不同、条件不同，无法一律拉平了量比。具体化一谈，有的他人做到了我们暂时做不到，有的我们做得很好别人做不到，难以划等号。××××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一定解决，也还要看是否有正确的对策与是否充分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俗话说，大江大河都过了，小阴沟里却翻了船；如果掉以轻心，如果过于骄傲或喝醉了酒，这种事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种用情绪代替逻辑的例子。还有一种可以叫作超越中间阶段的极端判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批判刘少奇同志的《修养》“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原因是《修养》中引用列宁的语录的时候没有引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按照这种逻辑，没提及没引用没说到的都是“背叛”的话，那就太没有边儿了。
还有一种递进或递减的论证方法，作为修辞手段有助于文气的贯畅，却经不起逻辑的检验，如说“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反过来则是“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读之铿锵，势如破竹，内容讲伦理道德的重要、要求诸己的重要也有可取之处，但整个的逻辑规则却是可疑的，怎么能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归结为正心诚意的个人道德修养呢？这样的一刀砍下去，破竹也会破歪了的。
《红楼梦》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捡大观园——”，王夫人先是断定“绣春囊”为凤姐之物，“泪如雨下，颤声说道”、“又哭又叹道”：“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要这个何用？……自然是琏儿那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你还和我赖！”吓得凤姐跪地申诉，讲了五则理由，才辩了诬。之后王善保家的进言建议抄捡，并提出一个逻辑：“想来谁有这个，断不单只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东西。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这些描写，充分说明了把估计的或然的东西混同于判断的必然的结论的荒谬性。王夫人说是“自然”是贾琏与熙凤的。王善保家的又说只要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何其自然也，何其将怀疑视为结论的上等人习惯成了自然而然也，其实又何其不那么自然也！即逻辑不充分也。琏儿下流也罢，琏凤小夫小妻富于性爱意识也罢，其他都是小丫头老婆子也罢，最多使琏凤涉嫌，却不能构成结论。王夫人能了解多少小丫头老婆子？连她最信赖的袭人她也不了解呀！有一必然有二，有二必然有一的想当然的王善保家的主观主义逻辑就更害人，最后害了自己，害了她的外孙女儿司棋。除去意识形态的、文化的诸现象之外，《红楼梦》这一节中反映的这种“自然而然”的不讲逻辑的习惯，自然而然地将猜疑当做结论的习惯确也令人深思。
类似的逻辑问题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还可以找出许多事例讨论。包括一些著名的公案戏，从逻辑上也不是不可推敲。如清官化装成阎罗王，把衙门铺置成阴司进行醉后夜审，这玩艺儿就很悬：犯人可能识破因而坚决顶住，犯人也可能由于醉酒与吓破胆而胡招乱供，更不要说“法官”的这种心理讹诈的做法的不可取了。这里的关键问题也在于大前提站不住脚——人到了阴司就会说实话，这经得住论证吗？或曰，这是法的问题而不是逻辑问题也罢，在《读书》上多讲点书呆子气味的话，不也挺合乎逻辑吗？
毛主席在世时不止一次地说过希望人们“学点逻辑”。生活在一个讲逻辑、更讲逻辑的群体中，不是令人感到欣慰的吗？
欲读书结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