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这两部专著的难度异常之高。我国原有的货币、财政和金融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非商品经济体制，它们研究资金与物质的平衡、财政与信贷的平衡，而这些平衡是通过指令性计划来实现的。显然，依靠原有的理论难以完成这项工作。而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同样找不到现成的适用我国情况的货币理论。这首先是由于西方经济学是另外一种体系，我们无法不顾整体的完整去割裂一部分为我所用；其次，西方货币理论主要是根植于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无论从命题到推论都难以照搬到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最后，在西方经济理论体系中，金融理论恰恰是一个薄弱环节。正因为如此，撰写这两部著作是一种创新性行为，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通观这两部著作，我们看到作者的论述涉及政府财政、企业财务、银行金融，甚至国际金融诸领域。每一个领域就是一门学科。但是这些领域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围绕着一件事物展开活动，这就是资金。资金犹如人体中的血液，它是一种运动的象征。当资金凝滞时，经济就窒息，当资金流动时，经济就活跃。显然动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特征就在于资金的不断流动。战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资金流动分析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始终未能建立起令人满意的理论模型。这两部著作把资金这一普遍、基本而又重要的现象作为贯穿全书的逻辑主线，并以此为观察角度，对与资金有关的许多范畴进行了分析判断，并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宏观金融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从而构筑起以资金流动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宏观金融理论体系。
这两部著作均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资金流动为研究对象。《宏观金融论》以理论分析为主，它运用各种经济学分支的知识，以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和社会主义资金流动过程为中心，进行宏观分析，既考察国内资金亦考察流入国内的国外资金，既分析运行机制亦分析控制系统，从而拓展和加深了金融研究的领域，建立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宏观金融理论。《中国资金流动分析》偏重于实证分析，它收集了一九七九——一九八六年期间我国资金流动的大量统计数据来支持自己在前一部著作中创立的宏观金融理论，并展示了改革以来我国资金流动领域发生的变化，对改革十年来资金流动的态势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
这两部著作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手段也是别具一格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货币金融学者在进行资金流动分析时，一般采用的是根据凯恩斯主义收入一支出原理和IS—LM分析而形成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虽然为资金流动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能够明确表达几个总体经济变量之间的一般关系，却无法详尽地分析资金流动过程、金融对经济的影响以及金融的变化。而我国学者则经常运用综合平衡方法来分析资金与实物之间的平衡，尤其是货币金融与政府财政的关系。由于这种方法基本上不考虑时间因素对平衡所产生的作用，因此是一种静态的方法。它当然不能反映现实资金运动的过程。这两部著作综合了上述两种方法的长处，把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所提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关系作为分析的基本前提，同时又把时间概念、家庭收入、支出的时滞、价格水平变动的分配效应和通货膨胀预期引入综合平衡方法，进而把修正过的综合平衡方法与现代分析方法——资金流量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金流量帐户。这种新的方法符合我国“二元经济机制”下市场发育不全的具体情况。
在这两部著作中，作者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宏观金融理论。作者提出的“宏观金融论”的中心思想是，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综合平衡的核心在于信贷平衡，财政平衡已不再是关键。作者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我国在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一元经济机制”向“二元经济机制”转变的过程中，财政平衡正在失去过去在综合平衡中的关键地位，代之而起的是信贷平衡的作用。围绕这一中心，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理论见解：
第一，用储蓄和投资的两个概念来取代单一的“积累”概念。至今为止，国内大多数财政金融论著都是以积累基金的分配和消费基金的转化等作为分析的起点，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财政金融问题的。然而现实是，一九七九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储蓄行为与投资行为的分离日益显著，居民部门的储蓄远远超过它们的投资支出，而作为经济中主要投资主体的企业和政府面临着巨额储蓄亏拙。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兼备储蓄和投资的“积累”概念已经不能反映经济运行的状况。为此，作者把储蓄和投资的分离看作是一个既定的前提，指出储蓄和投资两端的纽带是资金流动，因此，储蓄一投资过程基本上就是资金流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家庭部门、金融部门以及国外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相对独立，作用各异，没有哪一个部门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
第二，在解释和概括资金流动现实的理论范畴方面，作者提出其中心点是实现社会资金流动的综合平衡，并为此提出基本定义和分析框架，其论点和总结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特别是提出引入家庭部门在当前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助于丰富和改进我国的综合平衡工作。
第三，为了表明资金流动的动态特征，作者引入了时间因素，从而揭示了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发生时间滞差时，资金流动对国民经济状况，尤其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引进了空间因素，从而论述了在金融结构的不同层次或分隔的资金市场范围内资金的流出流入。
第四，作者认为，金融部门通过实物部门发放贷款的过程，对产生的规模和结构发生影响，并可能影响物价水平；政府部门从过去的信贷资金供应者变为信贷资金的需求者，家庭部门从过去微不足道的资金供应者变为最重要的资金供应者；在同一层次的投资主体之间，平衡的关键不在于应该或不应该消除哪一部门的赤字，而在于维持总量平衡以及在这一前提下的效率比较；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资金流动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强制储蓄”，并伴随着物价的上升。这些观点都是极有见地的，它们拓展和加深了金融研究的领域。
此外，作者论证了储蓄行为与投资行为之间存在着时间滞差，这对资金流动和综合平衡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资金流量分析上有助于研究资金流动方向所发生的问题。作者不仅指出资金对经济是非中性的，而且证明资金流动过程本身对经济发展也能产生影响：一种资金流动过程的构成和运转既可能刺激储蓄并有效地运用资金，也可能阻碍储蓄或导致资金滥用。作者在分析通货膨胀和货币流通时使用了“价格预期”和“分配效应”的概念，证明了通货膨胀情况之下的价格上升所导致的价格分配效应。作者在书中还引进了“金融相关比率”概念，并输入我国的实际数据以进行测算，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将这种已为各国通用的金融分析指标引入我国，大大提高了我国金融研究的水平。
这两部著作在建立其理论模型的同时，对人们所关心的货币扩张、赤字融资、国民收入超分配以及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制度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并对宏观控制金融流量等一系列宏观金融问题提出了探索性的思路。
例如，能否依靠赤字融资来推动经济加速发展，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政府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赤字融资塑成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而这取决于赤字融资的国家的经济结构状况。作者认为，有的时候，采用赤字融资的金融政策是迫不得已的，关键是把握赤字融资的限度：(1)经济增长率；(2)货币化程度；(3)税收的增量；(4)对工资和物价的制约力；(5)进口回笼；(6)商品供应的增量；(7)社会心理承受力。显然通货膨胀的危险性往往取决于金融政策的决策者对特定条件下实行赤字客观限度的认识。作者认为应该高度正视赤字融资对物价水平上升的引发作用，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进口需求、工资水平、汇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各种因素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货币供应量的超速增长。这种论述显然是十分中肯的。
又如，中国经济发展对资金流动过程产生了冲击，它改变了各种资金流量和流动规模，并要求资金流动过程和金融制度有相应的改变。作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我国的资金流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储蓄—投资差异迅速扩大，其中政府在资金分配中的作用相对减弱，金融部门的作用日益增强；(2)财政主导型经济向金融主导型经济演化；(3)投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部门的贷款结构。但是与此同时，我国在资金流动过程中仍然存在资本短期化、机构分割化和利率失真化三大问题，而这些问题造成了我国投资结构上令人担忧的小型化和轻型化的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作者根据我国资金流量的统计实证分析，对整个经济改革和发展作出了两方面的重要建议：一是从搞活经济和提高全社会经济效益的目标出发，金融部门应该实行金融资产多样化、金融机构企业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利率自由化)。二是概括了我国资金流动过程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在资金调动、资金配置、投资选择、资金宏观管理和政策目标上协调运转的规范点。这些见解符合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的要求，对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制度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今后继续深入研究资金流动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应该说，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金融经济学的初步建立。但是，既然是初步建立，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我认为这两部著作的主要不足在于对我国经济的现实特点重视不够。例如，在储蓄和投资的分析中，作者比较重视家庭部门的储蓄和投资分析，认为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主要取决于家庭部门的储蓄热情。从长远来看，无疑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注意到我国目前的现实，则应加强对政府储蓄和投资的分析。还有，在我国，信贷平衡逐步取代财政平衡仅是一种趋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不能忽视财政平衡和物资平衡的作用。希望有更多的货币金融学者在这两部著作的基础上，把我国的货币金融理论继续向前推进。
(《宏观金融论》，贝多广著，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3.95元；《中国资金流动分析》，贝多广著，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5.50元)
陈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