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后来的反右、文革却使他们遭了难，很多人下放、劳动锻炼甚至蹲监狱，活得挺惨，想想高晓声文革后重操小说竟连常用字都忘了而不得不去读《新华字典》，真够让人辛酸的。这就是中国的中年作家们走过的特殊的人生道路和遭受到的人生境遇，不能从一般的生理心理学去描摹他们的性格和心理特点的，想从他们心里抹去既往生活的阴影是做不到的，真正的刻骨铭心。所幸一切皆为过去，所幸他们又能摆弄文学，而我们又能读到他们的漂亮文章了。这比什么都好。
他们的文章很特别。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很特别。因为他们的生活很特别吧？即使同处于一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思潮，他们的文章和青年作家的就不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章。如果与他们有同样的阅历和体验，读他们的作品总能引起意味深长的体验，哪怕这些作家的作品不是写反右，不是写文革，但那观世照人格物致理的精神、气质、修养、人格就是不一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同属中年的年龄圈，但心理却各有偏斜。比如王蒙和从维熙就显得年轻些。王蒙和年轻人就不怎么隔膜，比起新潮作家来，王蒙也不逊色。王蒙不算老，但却硬有点“老来俏”的味道，把自己的文章打扮得入时、漂亮而潇洒，虽然那内在的底蕴、精神依旧是中年人的深沉和稳健，在题材上也总摆脱不了过往岁月的投影。从维熙的年轻与王蒙不同，他已不追求漂亮了，但好象精神气特足，作品一派血气方刚，当大部分中年作家从对往事的追觅转到对现实的关注时，他依然对过去的岁月不能释怀，专心致志地写“大墙文学”，字字血、声声泪，腥风血雨，铁窗高墙，尤其是于其中抒发的热情和理想依旧是五十年代的风格，坚定以致于固执，正直以致于偏狭，容不得一丝的杂念和些微的差错，这哪是中年人，简直是青春式的热烈和天真。
心理钟摆摆向另一极的是邓友梅。这是中年作家中第一位看得透而略微显得超脱的人。在五十年代，他写过非常浪漫、非常热情也非常悲剧的《在悬崖上》，相当美，让普通读者对作者生出无穷的美好的想象，那时的作家也实在有点儿“维特”的味道的。从起步上讲，他并不比其他同伴更少青春气息。后来，他被错划为右派，二十年不得翻身，在底层摸爬滚打穷折腾，受的苦也不比同伴们少。但文革后他却显得不怎么激动，说话心平气和，到了八十年代初以《那五》、《烟壶》、《寻访画儿韩》等作品面世时，邓友梅已显得甚为士大夫气了，说着地道的浓郁的京腔，聊宫廷内幕，侃小巷奇闻，把故事的线索甩得很远，再细细扯近，纵论海内天下大势，漫道今古世道人生，雅俗相杂，古色古香，成竹在胸而波澜不惊，仿佛什么都已看透，留下光阴且作消遣，这已是相当典型的老年心态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老年心态并不意味着衰老，就象青年心态并不意味着轻狂一样，这在文学中尤其如此，邓友梅的京味小说或文人小说开了城市寻根小说之风气而承古典艺术精神于现代，是很了不起的。
如此说来，那剩下的不偏不倚的是不是就是典型的中年作家呢？从社会心理学与创作风格上讲，不全部是，有些人似乎什么也说不上，我们得承认许多中年作家属于无风格型的。比较下来，陆文夫、高晓声诸公，好象是合乎社会上流行的对中年知识分子心态的判断的吧？仔细考究这类作家的心理历程会让人们明白许多事理的，那可真是酸甜苦辣千般风味。即以陆文夫言，他也曾是个幻想的少年、热情的青年，童年时就喜欢坐在江边看天际流动的白帆，作春鸟般的畅想，这是典型的诗人气质。他青少年时代很进取奋发，宁愿不上学也要去参加革命，而革命的热情和文学的幻想似乎同步增长，终于在五十年代操起了小说，那时初衷是“一方面为社会唱赞歌，一方面也有点弄着玩儿，想出点风头”，这不是典型的青年心理么？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曾有过的美好岁月，陆文夫在《美食家》里写到过，很让人怀想，确实让人按捺不住要唱歌，正如现在的青年人动辄想骂娘一样自然。陆文夫那时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歌颂共和国的早晨的，但这种赞歌唱了不久，陆文夫就有疑问了，认为生活并不是尽善尽美的，甚至认为“过多的阶级斗争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于是有了著名的《探求者》事件，其结果可想而知，我们略而不谈。陆文夫把其后的文学生涯概括为“三起两落”。想起陆文夫们此种境遇，不由人无端联想到但丁的《神曲》，陆文夫无疑算得上是下过几次炼狱的人了，在人生的几起几落之后，年轻的陆文夫也揖别青春人到了中年。
然而，看看陆文夫复出后的创作，真是让人感动，这也许就是人们一再慨叹的中国当代中年知识分子的独特性格，不管社会给了他们多大的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对共和国、对人民却一直是忠心耿耿，仿佛命定似的，他们无法开释他们与共和国、与人民、与现实社会的关系。迄今为此，陆文夫没写过一篇“纯美”的文章，享乐几乎与他无缘，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担负人类的苦难，不断探索和思想。他对社会中存在的封建思想以及不健康的人际关系深恶痛绝(《井》、《万元户》)，对不思上进、明哲保身、逢场作戏、庸俗无为的人生观大为不满(《特别法庭》、《门铃》、《套圈》)而提倡积极的参与现实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献身》、《门铃》、《一路平安》)，他批判我们社会上不断滋长蔓延的官僚作风和内耗现象(《围墙》、《临街的窗》、《故事法》)，对知识的贬值、知识分子的清贫守素的性格和遭遇有着无限的同情和感喟(《唐巧娣翻身》、《清高》)……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忍也忍不住，他自己说：“我们这一代人太过于忧国忧民，一看到现实社会有什么问题，就在作品中反映。”所以，他和他的同辈人总永远活不轻松，他不反对别人活着自在，然而他自在不起来，古人讲，人到中年万事休，这话到中国当代中年知识分子身上何曾应验过？
本来，陆文夫凭自己的思想和阅历是可以写出另一类文章的，他完全可以拉开与生活、与社会现实的距离作一些抽象的思索，作总结式的哲人式的人生文章，比如他写过《小贩世家》和《毕业了》，这两个中篇都带有传记色彩，故事的时间线索拉得相当长，人物命运的变化反映出世事的错迕和人情的变化，一种人生苍凉和失落不可排解地荡漾在文章中，人道就是天道，于其中，陆文夫体味到什么呢？还有什么看不透就不开的吗？何况自己就曾是过来之人，曾经沧海难为水，真可以把人生看淡！想起阿城作知青文学，阿城多大，他笔下的知识青年的委屈和曲折又算得了什么，但却一副大彻大悟、看透了天下大势的老道模样，笔底胸间，早已波澜不惊，气平如镜，陆文夫居然不及阿城的道行，他本可以作出比阿城们更老成的文章的，但开了个头却又折了回去，萦绕在纸上的依然是对社会变化的思考、是在历史的回顾中试图总结出我们应记取的经验教训，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自己明白了多少，而是别人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
陆文夫还可以有另一出路而不必自寻烦恼。陆文夫自小就进入了苏州，且对俗文化有相当的兴趣。他曾跟随周瘦鹃先生前后，对苏州盆景艺术门道颇精，而从他的《美食家》中更可以看出他对苏州的三教九流，风土人情的谙熟。他是完全可以写出和汪曾祺、邓友梅同一路数的文人作品的，这一路作品语言古雅，能把方言和古汉语熔铸在一起，很有韵致，而且，尤其这一路小说的题材大都是与现实有一层之隔的俗雅文化，如各门地方戏曲、文人掌故等，本身就有审美因素，若再加以点化渲染，很能成为美文，中国文人能出能入，尤其是经过动乱离丧之后，最讲究的就是遁入山林，退回艺道，修身养性，琴棋书画，于此中见出真性情，摒弃俗务而卓然独立。陆文夫私下里不是没有这个条件，更重要的是不是没有这个愿望，而且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他对施叔青说过：“其实，我对苏州各式各样的民间行业很熟悉也很有兴趣，象唱昆曲的艺人，帮人家办酒席的‘挑高蒌’、做丧事的‘桥头’，都是很特殊的。我也想向民俗这方面发展，写出真正的文学。”然而，迄今为止，陆文夫毕竟未写出这样的“真正的文学”，《美食家》稍加点化，就是很好的美文，陆文夫竟然也割爱了。陆文夫大概认为自己还未老，还未到做这等闲适文章的时候吧？他和历来的中国许多诗人一样，面临着功利与审美的矛盾，作出的是自觉而又不无遗憾的选择，这里有一个文学家的献身精神，当年的鲁迅先生曾作过这种令人钦佩而又让人惋惜的选择，说到这儿，一种感觉油然而生，觉得陆文夫这类中年知识分子真有点宗教的情感，九死未悔地去承担别人无法承担不愿承担的苦难。
然而，陆文夫、高晓声们毕竟已人到中年了，他们再忧国忧民，再关注现实，再“为人民鼓与呼”，也绝不可能仍然是当年“探求者”的派头了，世事沧桑、人情冷暖、风物变迁、个人遭遇，不能不使他们发生一些变化，即或仍爱憎分明，即或仍激浊扬清，也不可能如年轻时代那么富于激情，那么直陈其事，那么拍案而起了。话是要说的，但说话的方式不妨稍加变通。人到中年还那么毛毛糙糙，吃尽了几起几落之苦竟不谙一点练达功夫，那可真是“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污了”。披览陆文夫以及高晓声诸公的文章，给人的感触最深的莫过于此了，这种人生态度、进言方式到了他们那儿就转化为特殊的话语方式和审美风格。在高晓声，即是所谓“苦涩的现实主义”，大概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吧？而在陆文夫，则是“糖醋现实主义，有点甜，还有点酸溜溜的”。此种选择，个中滋味与衷曲现在的年轻人又怎么能够知晓呢？若只认定陆文夫的作品就是有点幽默，是一种纯形式的喜剧效应，这种判断是不能算作“知人论世”的见识的。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陆文夫作品的主题，会让人觉得很激烈，很严肃，其实，这些主题具体化到陆文夫的作品中就淡多了，和气多了，有时甚至带点趣味，你可以一本正经地看，也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当笑话来读。读《围墙》看到为了一堵墙领导专家争论不休，繁文缛节，迤逦不断，官样文章，山门口吻，自然让人可气，但也可笑，高效率，受人指责，慢节奏，视为自然，不合己意，横挑鼻子竖挑眼，迎合领导，方可说圆可变方，陆文夫妙笔生花，令人喷饭，但解颐俊语之中又是相当严肃的社会主题。再读《清高》，在对比之中写尽了教师汪百龄的穷酸和斯文，使人不免为之扼腕加额，唏嘘不已，陆文夫不是有意取笑汪百龄，那未免太残忍了，但他却抓住了我们社会的时尚、趣味、生活方式与甘守清贫、行礼如仪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后者显示出窘困、尴尬的模样，是一种生存境遇的辛酸幽默图，尤其是结尾精彩的一笔，写汪百龄弟弟为其兄操办新事无意中显示出了个体户的富有而使汪百龄的对象投进了自己的怀抱，真有说不出的感慨。可笑吗？可笑。然只止于可笑耶？毫无疑问，陆文夫揭露和抨击了众多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都重话轻说，避其锋芒而变得醇厚绵甜回味隽永。陆文夫的幽默、陆文夫的讽刺，比起青年李晓，青年王朔来，差距该有多大，读李晓《继续操练》、《我们的事业》，读王朔《顽主》、《千万别把我当人》，那是何等的力量，何等的不留情面，没有一点费厄泼赖，穷追猛打，嘻笑怒骂，令人有体无完肤而又无所逃避于天地之间的感觉，真是痛快淋漓。然而，这只能是少年人的意气，陆文夫们经过世事的锤炼早已过了这个阶段了，现在的陆文夫已是成熟的中年人了，他已没有了年轻时的冲动，他经常告诫自己，激动的时候是会带片面性的，需要冷静，认为文章不能“力竭声嘶”，要含蓄，这样就会稳健些、周全些，让人容易接受些，作品自然也就变得平和了、亲切了、含蓄了、醇厚了，“庾信文章老更成”，真是一点不假。陆文夫的这种观点恰好和新时期一批年轻的文学家高扬的“深刻的片面”形成鲜明的对比。陆文夫吃过棍子帽子的苦，他时刻担心自己的醒世之作也会成为帽子和棍子，俗话说吃过苦的人才会变得富有同情心，陆文夫于此正显出中年人的仁爱和厚道，他指陈时事并不是想跟谁过不去，他希望一切都好，他即使对其所批判和不满的对象也抱着同情之心，他说：“我不去做强烈的批判。……各种人处在各种不同的状态的时候，他都有他的苦衷和他的局限性，你光批判没有用。我的作品中，对某些丑恶事物，不在于一棍子打死，而是希望疗救，我不愿血淋淋、赤裸裸的暴露……”这又是何等的善良仁慈之心。这岂仅仅是文章态度？实际是讲如何做人。
当然，不应该否认陆文夫文章中的万般无奈和不得已而为之，补天无力，亦只能作几声喟叹与幽默，劝世无方不妨暂时宽宥片刻，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从少年到中年，均有相似的心路历程，为人为文，讲的是“温柔敦厚”和“恕道”，温柔敦厚就是说“诗可以怨”，但不能太过，要讲节制，“发乎情而止乎礼”。陆文夫不止一次地说，情感要磨，文章也要磨，不能太棱角，酒不能现烧现喝，那“太苦”，而要陈，一陈就甜了。中国士大夫少年时多有意气风发之作，而不惑之后便日趋平淡，日趋老成，变得温柔敦厚了，同时，由己推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的功夫，也到家了。世事变化，不由得不如此。否则，于己于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前引陆文夫的话不就是相当精彩的“恕道”之论么？这样说下来，陆文夫、高晓声诸公的骨子里实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儒学风范，他们既忧国忧民，但又因阅世过多而变得老练而持乎。我们很留意于陆文夫作品的“我”的形象，当然，“我”不是陆文夫，但无疑是以第一人称而取代了陆文夫在作品中的存在，是作家进入作品的缝隙，“我”喜欢住在楼上，又喜欢下楼或从楼上往下看，“我”从不把自己锁在楼里自成一统，但也不和作品中的是非有太多的纠葛而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可能的时候，“我”还会仗义执言，讲几句话，无可如何之时，“我”也会隐忍退让抽身而出，待人处事已相当成熟和老练，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在现实社会中这样处事很不容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待悟出生前身后事之后向往的不就是如此么？陆文夫于其中一定寄托着感慨和理想吧？
一九八九年十月如皋师范
(《陆文夫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第一版，4.20元；《小说门外谈》，陆文夫著，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版，2.00元)
汪政/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