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哀交织的故事中浸透着沮丧悲痛，历尽沧桑而心灰意冷，在波折和抑郁中沉淀惆怅苦闷，是战后初期声誉鹊起迅即烟消云散的无赖派的艺术特征。人创造了历史，历史也在创造人、扭曲人和捉弄人。历史发展的曲折动荡过程，总有灵魂的升华，也有灵魂的失落。流露于无赖派代表作家太宰治、坂口安吾等人笔端的是，知识分子在战后初期价值观动摇之际产生的心态失衡，新旧体制交替蜕变中的<SPS=0362>徨，表现出一种感伤忧郁和空虚无聊，着意渲染病态心理和性苦闷，实际上是历经震荡之后沉沦于厌倦悲凉心境的反映。
太宰治在他的代表作《斜阳》(一九四七)中，以日本历史上最后贵族姊弟和子与直治为主人公，描写他们在战后的沉浮变化，战前那种优游闲适的寄生生活已成过去，家境凋敝，靠变卖家当维持带有病态的懒散生活。直治从太平洋前线复员归来，狎妓醉酒，废弃事业，最后厌世轻生。作家通过直治冷峻的历史审视，注重悲喜交融的情节生动性而加强了讽刺性，另一方面，又使这个本应具有时代特色的小说，又回到一个我们在许多作品中所常见的主题上。和子行为不端离异回了娘家，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的落魄潦倒作家。此人悲观厌世，嗜酒贪杯以浇心中块垒，说自己是“用不想活下去的心情在喝酒，活着实在悲哀。什么苦闷啦，寂寞啦，我根本就没有此类闲情逸致，活着只是悲哀”。和子对此熟视无睹，反而认为他“用玩命的劲头过着这种堕落的生活，比正正经经搞番事业，还要受到后人的尊敬”。这篇小说敲响了对贵族阶级最终崩溃的丧钟，为封建贵族唱了一曲无可奈何的挽歌，表达了无限的悲悼。平民的独立意识在太宰治的创作中，合乎逻辑地转化为贵族的超越意识，表现的是昔日王孙华胄在战后风云变幻年月最常见的生活片段所呈现的人物性格和情绪的变化。《斜阳》中的人物大多思想空虚，视吃喝玩乐为人生追求，一味放纵自己的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警世价值的讽喻性形象。他们消沉颓唐，是些被时代所抛弃的落伍者，经受不了现实生活的煎熬所表现出的消极低沉情绪。作者随着这些无用的可怜儿在大都会的飘泊动荡，把他心底里深沉的人世哀乐的感叹生动地表现出来。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个破产的没落的贵族后裔的独特性格和心理世界，同时也看到了围绕着他们历史命运所展现的广阔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人物灵魂的困窘凝聚着社会矛盾，历史的沧桑变化融入了人物的命运。
同一作者的另篇代表作《维荣的妻子》(一九四七)，主人公诗人是旧男爵的儿子，一个高阳酒徒，他骗钱花天酒地，妻子为了替他还债，到酒馆作女招待。小说宣扬“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下去”的颓废人生哲学。和《斜阳》在宣泄一种张狂的潇洒和亵渎的酣畅一脉相承，多少透露着某种精神分析的倒错。
太宰治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没有做人的资格》(一九四八)，主人公大学生战前参加过左翼运动，当过“马克思主义学生队”的行动队长，虽然也承认唯物论是真理，但却以为“唯物论不能拯救人类于恐怖之中。面对葱翠欲滴的绿叶，涌现不出心旷神怡、人生充满希望的喜悦来”。他骗有夫之妇的酒馆女招待一起投河殉情，而自己却被搭救起来照旧活下去。他同有儿有女的寡妇姘居，玩腻了又很快把她遗弃。同拄着双拐的瘸腿药房女老板以及年近六旬的女佣人乱搞，最后被送进疯人院，成为一个“没有作人资格”的废物，成为逆“詹妮弗热”①的社会坏疽。他口中喃喃：“我现在既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我生活在地狱般人世间所体会到的唯一真理”，描绘了他那颗家道败落纨<SPS=1575>子弟的卑怯灵魂，而灵魂正在被肉体出卖。从他几篇代表作的概略中可以看出，太宰治作品中表现的失望、哀惋、眷恋和荒唐而又苦涩的悲剧，反映了他的多愁善感和才华横溢的性格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笼罩在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漫天迷雾中的世态心灵图。一定程度的惧怕、焦虑和痛苦经常是人们内驱力的源泉。它可以增加人们反应强度和导致内驱力水平的提高。凡是社会中的人，要生活都得经受社会震荡，只有经得住，人们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然而落笔在太宰治稿纸上的人物，都是各有缺陷的悲剧性人物，谈不到多少道德差异，只是各自以悲凉的人生际遇，指向直至今日还令人怦然心动的历史负载。那种放荡不羁和视个人生命轻如鸿毛，没有正确认识和对待震荡，是太宰治带着出身阶级的内在矛盾，生活在充满矛盾的时代，走着一条荆棘丛生人生道路在文学上的具体反映。太宰治的一生异常复杂，在他三十九个人生岁月中，始终栖身于矛盾的氛围中，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中也尽是曲曲折折。他从偏僻的北方小镇走到大都会东京，受到都市生活的熏染，而在入仕之途已绝情况下，怀着偏激的情绪鄙弃功名利禄，牢骚满腹，有奇特的幻想和惶惑，更有浪漫的作风和自我嘲弄的习惯，显示出自轻自弃的生活态度。这段悲欢离合和曲折经历对他的文学写作发生了一定影响，便在作品中铺叙展衍这种辛酸苦涩的回味。他神经纤弱，通过文学探测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在新旧嬗替时代的精神剧变历程，在突入心灵深处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开创了战后年代以感情宣泄为特征的文学，贯通着他的现实体验，也是他对文学创作的一种独特追求。
战后社会的激烈变化，迫切要求人们改变陈旧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吸收新知识，加强新观念建设。无赖派作家的感情受压抑以至扭曲，和战后初期现实生活的激发与催化，往往情之所至不得不发。这本应是创作主体最重要的内在依据，但对他们来说，下笔较少自我控制，从个人的遭遇出发，毫无掩饰地向读者披露自己经历挫折以后，四顾茫茫无出路，转以玩世不恭的叙写暗含生活的辛酸而形成风格。作家本人和反映在作品中的人物，都陷入无法摆脱的精神矛盾的纠缠中，他们也曾潜入茫茫人海试图挣扎，结果却是形骸的放浪透露出精神的更加空虚，使作品难以进入心灵的视野和广阔的社会视野中去。作品所表现的主人公的迷惘和苦闷，是作家对他生存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切身体验和感受，含有向沉淀着的生活积层的掘进。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些富有个性的作家，大胆地赤裸裸地表现了自己的观点。然而生命的内宇宙何等玄奥隐秘，作品的开发、探索、表现单单靠自我体验是不能奏效的。倘若作品仅仅表现人的原始力的喷发，把文学视为对生命的自由的一种追求，不等于个人情绪的自由放任，随意为文，世界纵然再大，也无法安顿他们的灵魂。
另一名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他的《白痴》(一九四六)中的主人公是一名新闻记者，如痴如狂地为性的欲火所焚烧，竟同邻居的一个白痴女人通奸，发现这女人原来也和普通人一样，也有求生的欲望和苦闷。他对她无所谓爱情，只不过是需要一个女人罢了。他认为“人之所以还值得活下去，是因为要同生活的不安做游戏”。“他醒着的时候，灵魂在睡大觉；他睡觉时，肉体在醒着。存在的只是不自觉的肉欲，这是任何时候都醒着的。”作品中出现的人物，不是同十几个有妇之夫乱搞而大了肚皮的区公所女办事员，就是同自己亲哥哥乱伦的豪门望族遗孀，既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又缺乏真挚的情感。对于上述几篇小说的女性来说，男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她们命运的支撑点，然而，这些男人尽是些心灰意冷、苟且偷生的厌世者和遁世者，是造成她们不幸生命历程的人物。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几乎无例外地把她们看作感性工具，类似玩物。无赖派通过病态的社会现象，给我们展示了扭曲的生活与扭曲的心灵，色彩不免低沉阴郁，尽管不能排除他们作品中也描写了军国主义统治时期压抑人的本性的时代阴影，然而，我们仍认为他们把饮食男女视为人生大欲，很少奋发进取充满希望，是火热和冰冷，入世和出世，执著和超越交合出来的怪胎，偏离了审美的轨道，带给人们的是迷惘、困惑甚至是绝望。他们以把玩的态度审视人生，进而以把玩的态度对待艺术。这是一种最古老的方式，那些发现世界太残酷、太复杂以致难以忍受的人，通常总是选择这种方式。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寄生的生活方式，放荡的文化。他们以各种形式依附于被他们所嘲弄的世界，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这是一种令人厌恶、有损尊严的生活，但对那些精神空虚、意志消沉、缺乏自尊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一种最易接受，最为实用的选择。无赖派塑造和刻画的人物，同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时间凝滞，未来主义的时间狂躁感，并无本质区别，反映的是一种世纪末的病态心理，在时间凝滞中无所作为地消磨时光，或在对未来的操之过急中，否定“现在”存在的意义。太宰治最后第三次会同女人投水自杀撒手人寰，他的悲剧说明他对现实世界前绝望。
坂口安吾发表于一九四六年的《堕落论》和《颓废文学论》，被视为无赖派的纲领性论文。在《堕落论》中，他认为战争期间，人“有命运而无堕落”，而战后“人，还是那个人，却堕落了”，“并不是因为吃了败仗才堕落的；因为活着，所以才堕落”。诚然，人身上既有文明倾向，也有动物本性，通常人类是通过节制动物本性使两者谐调。但任何节制都会带来某种紧张状态，而紧张状态的持续，最终会导致一种释放，酗酒和性行为等就是一种释放行为。如果这里所说的“堕落”，指的是人们从法西斯专制主义五十余年的恶梦中醒来，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怅惘；如果指的是置身于恶梦般的岁月并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梦醒后的清醒回忆和镌刻在人们心灵上的伤疤，而被那种压抑人的本性令人灵魂颤栗；那末，文学作品中的灵与肉、情与欲之间的描写是应有界限的。过分渲染放荡成性荒淫无度，会伤害人类早已脱离动物世界的美感。无赖派对美的绝对追求出自人的本能冲动，反映了自然的潜意识。书中人物要舒心纵欲，就与社会意识的压抑相冲突，变成为社会道德的败坏和伦理规范的沦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忽视坂口安吾的论文，也阐述了无赖派受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气和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以及创作道路的影响与制约。无赖派当然具有历史的时代特色和作家的艺术个性的。无论在构思或艺术表现上，都可作为战后初期这个特定时期出现的文学流派而存在，从该派演变的轨迹中透视社会环境与心理的大题目。
在艺术手法上，无赖派不太主张情感内容的选择，过多追求情感的表现。不论崇高与卑下，伟大与委琐，只要将其袒露出来便万事大吉。这种纯客观的袒露和描摹，缺乏升华和提炼，对不美的情感不作否定，自然主义倾向颇浓。无赖派作为一个崭新的文学现象，其社会认识意义远远超越了本身的价值：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视角和一种最新的社会心态；他们塑造的人物，尽管放肆、玩世不恭，传播的是消极、颓废、甚至绝望情绪，却也是实在的，坦白的。当人们面对这种清醒的玩世者，就不能不引起深长的联想和思索。这时，人们就会看到在他们玩世的表皮下，还是裹藏着一些接近于波德莱尔美学情感的沉甸甸的东西，它往往能够凝聚社会的复杂和龌龊面，通过残酷而抵达深层。
①美国当代女作家芭帕拉·戈登在近著《詹妮弗热》中，描述了目前美国妙龄女郎出于金钱目的：掀起一股同腰缠万贯老人结婚的所谓“詹妮弗热”。
李德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