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中华民族传统民族性的讨论中，作者指出，可以用“自我抑制型”人格来概括中国传统民族性的基本特点。“代表‘自我抑制型’人格的，是一束抑制型心理特质，其核心是保守、忍耐、实际。”(26页)
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忍”被看作重要的道德修养内容。所谓“动心忍性”，就指排除其异念，坚毅其性情。传说中的先古圣王尧、舜、禹、汤，都首先由于有“忍”的功夫而最终成就大业。忍除了自我克制以完成理想人格的实现而外，还包含严格约束自我以服从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意义，即所谓“忍私”而“能公”。
在历史上，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中辍，成为人类历史的孤例，与中国人的忍耐性不无关系。屈原《离骚》：“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王逸注：“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过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诛谗佞之人。”这种通过“忍”而以屈求伸的策略，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心理中谋求“柔胜刚，弱胜强”那种智慧的力量。“必有忍其乃有济”(《尚书·君陈》)的人生经验世代相传，形成了以持久的忍耐力争取最终取胜的“韧”的文化特质。
忍使中国人能够适应环境，在平和中求得生存。韧使中国人能够为最终改变恶劣环境而不懈努力，从而推动历史渐进。
那么，中国市民的这种心理传统是何以形成的？作者指出，“市民的这种忍耐力，一方面来自习惯，另一方面来自精神上的支持”，通过正统方式树立的“忠君爱国，牺牲自我，鄙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甚至以禁欲为荣，以富为耻”的价值标准，“有效地抑制了人们物质欲望的膨胀，把欲望的破坏力和创造力同时紧紧地禁锢起来。使人们感到无论多么艰苦的生活都是应该忍受的，甚至以此为荣。”(66页)同时，“现实生活中的平均平等和精神上的优越感，使人民群众对生活中的贫困和匮乏比较容易忍受，增加了群众对艰苦生活环境的忍耐力。”(67页)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作者指出：“现在增加市民对艰苦生活环境忍耐力的社会条件和精神条件正在消失：社会价值观在改变，从集体发展转向个人实现，从精神财富转向物质利益。”(67—68页)消费方式的对比打破了精神上的优越感。今后如何看待“忍”这特点，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看来全然抛弃这个特点既不现实又无必要。至于韧的特点，倒是无疑应予保存的。当改革面临难关之际，引导人们发扬“韧”的性格传统中锲而不舍的积极的一面，如《管子》所谓“凡用兵者，攻坚则韧”，或许有益于在困难之中推进改革，深化改革。
这部专著刻意通过对市民心态的深入剖析，揭示现代中国宏观文化面貌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指出：“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致胜之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但在现代化进程中，成败最终取决于城市能否真正地领导农村。而城市改革的成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系于市民对待改革的态度。”(1—2页)近年来我们看到的中国市民对改革方向与进程的深切关注以及积极参与的热情，表明他们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时代责任。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论述城市以及“每一城市中的市民”在世界迈进现代文明时所起到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城市经济采用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城市人口质量也普遍优于乡村人口。城市居民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较乡村居民好，死亡率亦低于乡村人口。从年龄构成看，我国乡村人口老、少比例较大，城市人口则相反，成年人口，即经济生产年龄人口比例较高。文化素养方面的差别更大一些，城市文盲、半文盲的比例比乡村要低得多。特别是城市人明显具有更明确的民主意识，更易于接受现代进步思潮的影响，因而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更突出的参与愿望和能动性。因此，密切注意并且认真研究市民的政治要求、经济要求以及对于改革的参与程度和承受能力等等，应当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国民的自我抑制型人格——商品经济中的市民心态剖析》，尚晓原著，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第一版，3.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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