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台湾许介麟教授著《谁最了解日本》的《后记》的末句。在《前言》中的开头是：“现在坊间流行对日本的‘模仿复制品’，而缺乏对日本的‘创见’。拾日本人的牙慧容易，给日本人还以颜色难。”(页1)所以此书提出“日、美学者望而生畏的看法，也表示中国人并不是<SPS=0390><SPS=0390>无知。”(《后记》，页182)
本书原作是日文，原名意为《中国人观点的近代日本论》(一九七九)。台湾出了中文版，名《近代日本论》(一九八七)。中国文史出版社出了大陆版，书名用《谁最了解日本》(一九八九)。
这是值得一读的书。开篇便明说是“一箭三雕”，驳斥三本书：中国戴季陶的《日本论》(一九二九)，日本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九六三)，美国赖谢和(赖肖尔)“所代表的”《日本现代化论》(一九六二)。
最值得注意的是驳斥美国一部分人所制造的所谓“日本现代化论”。第一章论日本的“攘夷与开国的矛盾和统一”，将中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的“维新”对比，对于所谓“现代化论”依据史料提出非常有价值的见解，实在值得三思。(“开国”是日本话，与“锁国”相对。)
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但我们对日本研究很少。清代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开了很好的头，但未能继续。王芸生的《六十年中国与日本》出版于“九一八”后抗战前，主要是史料。戴季陶(戴天仇，戴传贤)的《日本论》陈旧而且错误，不料竟为日本人重视，一再出版译本，且为从左翼作家转变为右翼法西斯主义者的林房雄吹捧，还作为中国人看法的代表！此外，抗战前还有论日本的书，另有背景，不必提。抗战开始时，可称当时最能了解日本的(在日本学军事，名列前茅，并著有《欧洲文艺复兴史》)蒋百里(蒋方震)写了一本小册子《日本和日本人》(一九三七)。他论述日本“花是樱花，人是武士”，与后来美国人的《菊与刀》书题类似，指出日本人的两面。他论日本的陆军强，海军也强，而两强相加变成一弱。“南进”，“北进”，自相矛盾。可惜这本书只昙花一现。蒋百里是带点传奇性的人物。他在抗战初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出版一本文集《国防论》，鼓吹“全民皆兵”(一九三八)。以后便去世了。他能文能武，游日，游欧，而一生不合时宜，未展抱负。过了整整五十年，才出来了许介麟的这本书。令人高兴，也令人惆怅。我们对于近邻日本知道的不多，忘掉的不少，更是太缺少“创见”，和人家对于我们的调查研究实在无法相比了。
许氏列举史实，而不凭感情或成见，也用上和对方同样来源的史料，指出日本“现代化”的真实过程。承认日本是后进赶先进的国家中第一个成功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成功的。他以史实说明了后来的不可能跟踪追上，驳斥美国人标榜日本的所谓“现代化论”。点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或“文明开化论”对日本当时确是“启蒙”，而对亚洲邻国却是灾祸。指明所谓日本单凭自身力量兴起说法为荒诞无稽。中国的大量白银赔款和资源及市场，朝鲜的受尽压榨，难道不是日本得到的无偿的“外援”！何况还有英日同盟以及欧美先进国家的明的和暗的资助！日本到一九一○年吞并朝鲜时才完全摆脱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却将更加严厉的不平等条约加在邻邦中国头上，而且将台湾据为己有。这难道不是抢来的无偿“外援”！许氏所指出的其实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来源，不会仅靠剥削本国人民，还得要侵略外国。他还指摘那些自觉和不自觉的以欧洲人观点为自己观点的“现代化论”(不是简单化的所谓“欧洲中心论”)。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世界大势，却又经常忘记世界大势。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是以欧洲以外世界的资本主义的不成长为前提条件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都是轮番以侵略掠夺起家的。最后出来了英国。它成为世界范围的大帝国，靠的是世界各大洲的人的血汗。印度几亿人的血汗培养了十九世纪几千万人的英国的维多利亚王朝。日本趁此时机起来以朝鲜和中国人的血汗养肥自己。这是不可能重复的历史。当然也是不应当重复的。谁想重复，必会自食恶果。资本主义兴起于欧洲不是偶然的，自有其地中海文明的渊源，而地中海文明又是从古以来由其周围的欧、亚、非三洲的人培养起来的。一旦资本主义从欧洲兴起，便以世界各大洲的人为养料而发达。仅有美国处在西半球“新大陆”能脱离英国而同样发展。尽管日本在十九世纪末期趁机依样画葫芦以朝鲜、中国养育自己，也只能成为一个畸形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英、日这两个岛国的兴旺首先是靠两国人的主观条件和本身努力，和自己的文化或说国民性分不开，但是若不善于利用当时的国际条件也不会成功。磨牙砺齿可以吃人，但若无人可吃也是无用。因此，德国兴起时间(一八七一)与日本兴起的时间(一八六七——一八七一)相仿佛，而德国处在欧洲，没有邻近的几亿人的中华大国可吃，所以就只有一而再的挑起世界大战来企求重新瓜分世界以养肥自己了。这说明了日本为什么是唯一能在同样路上以后进赶先进而成功的国家。这种追赶不是赛跑，不是各在自己的跑道上，而是踢橄榄球式的争夺。有人不顾一切夺到了球，其余人便只能是失球者。这比喻当然不恰当。因为历史发展不等于夺球，照原样夺回球来是不可能的。印度次大陆上的人的保存传统文化不亚于日本，学习英国的政治经济也不下于日本，但是日本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能够有畸形的成功，而印度次大陆上的几国在二十世纪后半就得不到同样的成功。这就是例证。时代变化，世界已成为一整个。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末期，世界条件已不允许任何国家走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前期的英国、日本、德国的老路，除非人类愚蠢到自寻毁灭。
这是许氏书中立论而未能发挥的要点。他的书毕竟是论历史而不是单纯论政治。但是在《终章·对日本的期待》中，许氏论日本前途，寄希望于日本成为“和平主义”的“最先进国”，而不要重蹈复辙，正是这个意思。这书由留学日本的许氏以日文著作，在日本出版，足见日本人中的林房雄及黑龙会(由黑龙江而取名)之流的后裔还不能占上风而压倒揭露事实的不同意见。
日本前途有一个重要外在条件是美国。许氏此书指出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谢和(赖肖尔)的所谓“现代化论”隐瞒并歪曲解释史实，与林房雄辈日本军国主义者实际上一鼻孔出气。又点明这种思想是远承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或“文明开化论”。这一点不仅对日本有意义，而且对世界上现在处于急急忙忙要追赶“现代化”的潮流中的国家也有重要意义。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能象日本的“维新”那样成功？为什么二十世纪后半的日本能在经济上兴起，而且它周围有的国家和地区竟然也能随着照样在经济上兴起？为什么这和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前半日本兴起时的情况不同甚至有些相反？为什么这次不再用军事勒索赔款和直接占领压榨而能达到养肥自己的效果？这就是引出美国人的所谓“现代化论”的因由以及其迷惑人的所在。究其实，这不过是以美国利益为基点而设想的“开化论”。这是“脱亚论”的新版，是以一国的理想化模式作为世界模式。从世界历史实际看来，简单化说，这可以算是十九世纪英国化模式让位给二十世纪美国化模式。接着又可能有新的模式。新兴情况是美国模式的继续，但决不再是美国当年以“九国公约”要求中国“门户开放”的老一套。这是有自身和世界的内部、外部条件的，不是任何国家地区都能照猫画虎的。仅仅拆点零件来补充自己恐怕也无济于事。这不仅靠物，还要有人，而人是有“精神”的。整个价值观体系是不可能简单地模仿或移植的。严格说，“经验”是不能重复的。历史上重复的不是严格意义的“经验”，而是模式，而模式是条件具备才能实现的。
许氏书所“射”的“雕”是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的所谓“现代化论”，当然没有涉及俄国以至苏联和中国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是有自己特色的。
许氏这书不是有骨无肉的骷髅，也不是浮肿、虚胖。作者自有见解。例如指出日本“维新”后“士农工商秩序随着‘文明开化’的进展，倒转为‘商、工、农’的秩序”。(页147)“士族”瓦解了。指出日本人的“情结”，即“对西洋人的劣等感(自卑感)和对亚洲人的优越感。”(页173)评介这本书需要一篇论文，甚至一本书。这决非我的能力和本文所能作到。“了解”只有由读者自己依据本人的凭借去作，无人能以“代疱”。我想只要是关心“现代化”问题和日本问题而又重视历史事实不怀成见的人，读此书当必自有所得。
许氏另有著作，而且这套《谁最了解日本》丛书共有四部，这只是其中一部。我希望许氏的书和台湾方面研究日本的著作能在大陆继续刊行。
最后，我不能不表示一点遗憾。在这书中引了吉田松阴的文章。注中附有汉文的文言原文，想必是日本人在一百多年前用汉文写下的。不料本文中的白话翻译竟有错漏。难道是日本人会写不错的中国汉文而中国人反倒不懂自己的一百多年前的通行语文吗？不知这是日文还是汉译的问题。无法查考许氏原书及吉田松阴全集，不能断定。书中这样的引文不止一处(如袁世凯的文件)。现在只举吉田的文中误译为例(见大陆版页31—32)。
原文说太平天国时期，“遂致北京殆不守”。这个“殆”字用得不算好，但意思是清楚的，即“几几乎”之意。所指的当然是林凤祥、李开芳打到天津附近之役(一八五三)。本文中译成“遂导致北京危殆失守”。这可能是把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一八六O)当作太平天国的事了。吉田松阴议论魏默深(源)的“议守、议战、议款”三点。原文中为“议战者，不能为其所宜为。议款者，徒逼于不得已。”本文中竟译为“而议论战争者，在感叹不能依从自己最好的判断为之；只被迫而不得已为之。”这不但将“议款者”，即议和缔约者，漏掉，使议和者的“被迫”、“不得已”成为议战者的，张冠李戴，而且意思也不对。“感叹”，原文没有。“为其所宜为”是说做应当做的事，不是“依从自己最好的判断”。原文接着说，太平天国将领“非徒能号召二三千人者，其人皆偏裨将才，其属皆精兵，而文法吏目为乱民，为汉奸，不收以为用。”竟译成：“轻易召集二三千人，其领导者都是一流将才，其部属都是精兵。然而在法律条例或官吏的眼中，认为这些人均为乱民或汉奸，而不收为官军。”这里把“非徒能”(不仅仅能)变成“轻易”，“偏裨将才”(大将之才)译为“一流将才”，“文法吏”译成“法律条例或官吏”。殊不知古时“文”指法令条文(如“深文周纳”)，“文法吏”指讲法令的官吏，并非两事，用不着“或”。日本人当时那么看重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一八五五和一八五六两年之间就有二十种的“训点翻刻本”和翻译本出版。据说日本的志士读得竟能连续一百天都忘了吃午饭。(页26)中国人自己却并不重视。过了一百多年竟连日本人写的对魏氏书的汉文读后感也会译错。真是遗憾。这是不是“价值观体系”中的问题呢？一国的人，在思想及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把什么当做有价值或更有价值，什么当做没有价值或较少价值，是不是在思想文化上的兴衰关键，至少是一个要点呢？瞧不起自己的语言、文字以至书籍，文化的人能够自立吗？更不必说国家民族了。
许氏此书以“个案研究”着重考察了福泽谕吉、陆奥宗光、币原喜重郎、内田良平、北一辉、大川周明，说到许多日本人物和事件，对于象我这样从那一时代过来的人可激发回顾旧新闻之感，但对于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当年中，日双方情况的青年恐怕会如同雾里看花不大了了。这和我们的历史教育不无关系。原书用日文著作，在日本出版，也是原因。书中时常出现日本的词语而译文未加改换或注解。这虽然增加日本气味，却也不免会引起难解或误解。这些都和原作及作者无关，不必苛求了。
(《谁最了解日本》，许介麟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2. 40元)
书城独白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