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翻译的质量(我只在注释中选择几例来说明足矣)。原书的注释本是附在书后，现译者改为脚注，这无疑更方便了读者。但对照原注一看，便发现译者所译的注释也有水份：原附在书后的注释，现译者只译了一部分。如原书第二章“宗教态度与同化现象”中，原书的一百六十五个注释，被砍至一百三十四个，尚且包括译者注及没有署名译注的译注。就是在这一百三十四个注释之中，也是错讹不断。译本第二章第二节“佛门弟子”中，有一条注释为：“即‘三珠’：佛、僧众团体及佛法。”检讨原文为：“Na－mely the‘three jewels’：Buddha，the Community of Monks and the Buddhist Law(Buddha，Sam－gha，Dharma).”只须有少许佛教知识的人，也不会将three jewels(三宝)译成“三珠”。其它，如将9b(线装书第9页b面)写成96页；将“See the article on Lin Zhao’en inDBM pp.912－15。”译作：“林兆恩，方豪，912—915页”；将“Letterfrom Father Desrobert，Petsiuen chan，Hubei(1741)，LEC，XI，p.379.”译作：“《传教士书简集》，XI第329—330页，Desrobert神父一七四一年湖北的信。”真让人莫名其妙。近来一再读到此类译本，这不禁使人想起了佛经汉译的事来。
梁启超先生在《变法通议》中有言曰：“翻译之事，莫先于内典；翻译之术，亦莫善于内典。故今日言译例，当法内典。”此言极中肯。所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前人是怎么对待译事的，也许于我们不无启发。
僧<SPS=1286>《出三藏记集》卷十有道挺《昆婆沙经序》云：“有沙门道泰，……杖策冒险，爰至葱西，综揽梵文，义承高旨，并获其胡本十万余偈。既达凉境，王即欲令宣译。然惧环中之固，将或未尽，所以侧席虚襟，企瞩明胜。时有天竺沙门浮陀跋摩，会至凉境，……请令传译理味……。<SPS=0428>以后缘得参听末。”(《大正藏》卷五十五，第74页)当时的译经，并不是关上门单独翻译，而是采取集体翻译的形式，即所谓的“译场”。象道泰这样精通梵汉文的高僧，只因在义理方面“将或未尽”，以至“侧度虚襟，企瞩明胜。”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佛典汉译的质量。难怪玄奘译的《集论》、《俱舍论》等论，就是在今天，经印中学者柏乐天教授和张建木先生的对勘，虽以为有不足之处，但基本上是符合原文的，对玄奘的翻译是心悦诚服的。汤用彤先生在论及罗什翻译时，有感于当时(三十年代末)之译事曰：“古今译书，风气颇有不同。今日识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译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学者，则不从事译书。然古昔中国译经之巨子，必须先即为佛学之大师。如罗什之于《般若》、《三论》，真谛之于《唯识》，玄奘之于性相二宗，不空之于密教，均即深通其义，乃行传译。……盖古人之译经也，译出其文，即随讲其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版第210页)锡予先生所言“译出其文，即随讲其义”亦即古代译场就是讲场，这便要求译主不特精通梵汉两种文字，而且能阐扬经中的蕴奥，发挥其精微，所以只有专门的学者才能胜任。除锡予先生所列举之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之外，尚有佛陀多罗于《四分律》、昙无谶于《涅<SPS=0566>》、菩提流支于《地论》等等，他们都是此中的宿学，在译经同时又讲经，使诸多僧众既参与了译经的辩论，又得闻了新经，诚一取两得也。
我国浩瀚的佛教典集之所以能完全依靠译本流传至今，是由于拥有坚定信念的高僧们以极其虔诚、极其严肃的态度来从事这项活动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这些高僧们“使微言不坠，取信千载”的审慎态度，是绝对达不到的。看看古人对待译书的态度，真使我们感到汗颜。对待翻译，特别是学术名著的翻译，我们应该有古人所谓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谨慎态度去从事，才能对得起先辈。
读书献疑
李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