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见《读书》一月号张中行先生《叶圣陶先生二三事》，甚乐。张先生谈了一席语文方面的话，都很有意思。不过不知张先生知不知道，叶圣老的白话，历来以平实清畅著称，却也难免有人大有意见呢！这人不是别人，就是胡适，他在一九二五年作的《吴歌甲集·序》中就说：“连苏州的文人如叶圣陶先生也只肯学欧化的白话而不肯用他本乡的方言。”意思是叶圣老的“普通话”尚乏“生气”，不是“真正活的语言”。胡适这个意见到六十年代与唐德刚等人谈话时也一直没变。不知叶老怎样对待胡适的这个意见，可惜未曾请教，不得而知了。但中行先生透露：“其时他(叶老——引注)刚到北方来，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可见圣老至终也是“一意孤行”的。
　　现在我们站在许多尝试的成功上来回审胡适的意见，不能不打上问号了。倘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叶圣陶先生的小说童话等，均采用家乡的土话，那么我们现在不仅中小学课本选文需要详加注释，就是我们自己这些老大的异地语文工作者，也有些类近读外文了，“白话”谈何哉！不过胡适的固执自然也有他的凭据，那就是《海上花列传》等几种方言小说同吴歌等民谣的文学特色。但时至于今，事实已很明显，即接近于普通话的作品尚在保留流传线内，反之则已渐近消亡边缘了，除非是那方言区内的读者或专门研究者，尚当别论。叶圣老的固执即普通化可见自是有他的眼光的，叶胡二人可谓各不相让，而各得其所。
　　不过二人又有极相似处，这就是中行先生叙的“写话”，叶老道：“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胡适也一向云：“作文要如同说话。”“不要夹杂文言。”但是我们写文章的人却不能不怀疑他们偏执，真正文章弄得全同说话了，不可能不“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因为“说话”有时候是不排斥甚至要专门掺杂点儿废话的，就是很精炼通顺的说话，如法炮制到文章中来，也会嫌其噜苏。比如“不自由，勿宁死”，是书面语言，说话就文了，要多出好几个字来。又如“亦师亦友”，要用话说就非加上“既是”“又是”等字不可。至于“归去来兮”以及拙文上边用了的“谈何哉”等定格词，都是文语，要想让人“那间房里”听了明白，非打烂重新组织不可，那样字数功夫既用多了，力量色彩也削弱了。所以愚意(又不可以“说话”用)以为文章是写给人看的，不是说给人听的，大致通俗，适当文一点儿，只要流畅悦目，自然也是好的。需知今人已不常用的有些精采文语，负载的文化信息仍是“说话”不可替代的啊。
　　然而叶、胡二位都是过去的硕儒，他们既那么执著地身体力行，其主张当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自己的一点儿固执悄悄收起来吧！
　　最后我要说张中行先生的行文倒是颇得说话与掉文的美趣的，愿《读书》多些这样的“兼美”！
读《读书》记
张放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