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胡适研究丛录》(以下简称《丛录》)，禁不住又翻出三联书店在三十余年前(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厚厚八辑、近二百万言的《胡适思想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一阅。两相对照，真真令人感慨系之。
当命运使年仅二十六七的胡适与年长他十二岁的陈独秀共执新文化运动之牛耳、成为名震一时的思想领袖之一时，也就注定要使他成为生前死后，褒贬歧分，“永无宁日”的人物了。他的被褒，因缘于在中西交汇、新旧嬗变的关键时刻。他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以“实验主义”为标志的治学、修身乃至治国的新的思想理论、方法体系。青年先进，趋之若鹜。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他在青年时代曾“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了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的被贬，却也因缘于此。在亡国之祸迫在临头，阶级搏斗异常激烈的近代中国，他一直宣传用“实验主义”，即自然科学的“实验室精神”来解决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欧洲近代启蒙主义的理性假定，即人是理性动物，因而能用理性解决人类的一切。他没有、也不愿正视阶级利益的尖锐冲突、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相反，他坦率承认，他之所以长期埋首“国故”之中，从早年的考证《红楼梦》到晚年倾全力于《水经注》的研究，都是为了寻找一种普适的“科学的方法”。他认为，“无论什么科学——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等——分析起来，都只有一个治学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而且，“古今中外治学的方法是一样的。”“我对于小说材料，看做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丛录》第280、281、285页)对这种从治学到治国一以贯之的“科学方法”的崇拜，使他本能地敌视、反对任何激烈手段。这样，在风云剧变的时代大潮中，他很快又为许多热血青年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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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力图提供一种普适的“科学方法”，因而他的影响就遍布于人文学科各领域。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批判，就是自然的了。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一次社会结构的深刻革命。这种社会变动必然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要求一种全新的“科学范式”，即一种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这场“科学革命”，要求用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范式”取代以经验论实用主义为基础的“范式”。
《批判》所汇集的大量文章中，有辩证唯物论者的凝重批判，也有胡适的门生后学、同道旧好的深深自责。不必说，这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传播，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应该承认，这次批判中有着严重的简单化、片面化倾向。不仅全面批判、否定了胡适的政治观点、学术思想和成就，甚至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进步作用也完全抹煞。“胡适在中国大肆贩卖实验主义正是妄图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抗中国人民的革命巨浪，以挽救其主子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垂死的统治。”“胡适的学术思想——实验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反科学的。”(《批判》第二辑，第59、62页)“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批判》第一辑，第46页)
值得回味的是，一些共产党人在三十年代严肃批判胡适思想的同时，仍持一种比较公允、客观的态度。胡绳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新学识》杂志上发表的《胡适论》一文认为：
“正如我们不应当过分夸大他的思想中的进步处，我们也不应当过分夸大他的缺点。……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在他的错误的思想方法中也有着合理的成分。”
“胡适的思想方法是贩运来的西方的没落的布尔乔亚哲学，这确是可悲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得注意：在胡适的书里的实用主义是用来打击封建的宗法社会的传统的，而在杜威、詹姆士的手里它除了是哲学和科学的堕落以外再没有别的意义。二者之间多少是有点不同的。……
“而且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重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
或许，是共和国的建立使“思想阵地”成为斗争的前线；或许，只有在热得发烫的水中“洗澡”才能洗得更快更净。这种严肃却又不失公允客观的态度，似乎被人们忘记了……
现在，可以轻轻地翻过这沉重深刻、有着必然合理性的历史一页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种新的学术精神开始孕育。一九七九年后，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较为严谨、持平的学术论文。到一九八五年耿云志先生的《胡适研究论稿》的出版，说明对胡适这个影响至大且深、又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开始纳入了学术研究的轨道。胡适研究遂成为近代人物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这种情势下，胡适的家乡安微绩溪县政协的颜振吾先生，在诸多同仁的相助下收集了许多未刊出过的第一手材料，并约请一些专家撰稿，汇编成《胡适研究丛录》，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重视和欢迎。
就内容言，《丛录》分为资料与研究两部分。资料部分收有胡适亲友门生的回忆，反映了胡适的多面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刊的一些胡适给亲友的信件，为人们透视他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有利的焦点。胡适留学回来，主张恋爱自由，但他与既无文化、又是小脚的江冬秀的婚姻，却完全由寡毋一手包办。在公开言论中，胡适对这桩婚姻并未表示不满，颇得一些赞扬。但从他给族叔胡近仁的信中却透露出深深的隐痛：“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
《丛录》的研究部分，汇集了几位专家的论文，较为冷静深刻地剖析了胡适的政治立场、哲学思想、治学方法和历史地位。
说来也巧，胡适、陈独秀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都是安徽人。把他们作一番比较，就是自然的了。石原皋《胡适与陈独秀》一文(《丛录》，第77—112页)，读来饶有意味。虽然是同乡，且都有新思想，但两人的性格及所走的道路却大不一样。陈独秀果决刚断，一往无前；以政治为主，学问为辅。胡适谨慎犹疑，瞻前顾后；以学问为主，政治为辅。这些，从他们青年时期的两篇文章中，便可看出端倪了。
胡适十五岁时写了题为《地理学》的第一篇文章，介绍了当时尚未普及的天文地理常识。他认为：“这看地理书的好处，一样的能够使得我们见多识广，和自己出洋游历一般，又便当，又有益。诸君呀！兄弟今天所讲的《地理学》，就是为这个缘故的了。”无独有偶，陈独秀的第一篇文章也与地理有关。他十七岁时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介绍长江流域的地势水情，军事设施等等。最后，他概述了列强侵吞中国的险境，警告说：“近时敌鼾卧榻，谋坠神州。……且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勉付梨灾，愿质诸海内同志共抱杞忧者。”很明显，“陈的文章，是晓喻国家大计，胡的文章仅是介绍地理知识，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他两人的气魄、思想境界，是大有差别的。”(《丛录》，第81页)但这种差别，在新文化运动中却互相弥补，彼此激荡，相得益彰。
陈独秀虽曾留学日本，却未去过西方。且在日时也热衷政治，并未系统地学习西方哲学，更谈不上掌握某一流派及其方法了。相反，胡适在美期间虽也关心国事，却是潜心学问，师从杜威，因而学得一套实用主义的方法。这样，当胡适从海外寄稿《新青年》，主张文学革命，宣传实用主义时，自然与陈独秀一拍即合。但恰如胡适自己承认，他的态度“太和平了”，若照“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胡适文存》第二集，第249——250页)可以说，二者取长补短，共为新文化运动领袖先锋。但是，陈随后转向马克思主义，而胡仍固守实用主义，歧分日见，终于分道扬镳。然而，政见不同，私谊仍在。后来，陈独秀身陷囹圄，胡适曾参与营救，并到狱中探访。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晚年在贫病中以钻研文字学自慰，而胡适也是在埋头于《水经注》研究中度过晚景。一代风云人物，晚年都颇冷清，在某种意义上，或可说是殊途同归罢。
由于固执于“实验主义”，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现实，胡适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甚至不知所措。而他的社会地位及其浓重的精英意识，更使他站在统治者一边，反对“下层”的革命。
回国伊始，他震惊于国内政局的黑暗，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但又正是这政局的黑暗使他愤愤然不能自己，不仅一再“谈”政治，而且一度“干”政治。先是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用实用主义抵制李大钊等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后又一度猛烈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专制主义，甚至认为“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但面对国民党的强烈反应和巨大压力，他又立即噤若寒蝉。三十年代初期，他曾参加宋庆龄等人组织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旋又对同盟总部的一些“激进”行为不满：“我们观察今日参加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人的言论，不能不感觉他们似乎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问题。这是错误的。”(胡适：《民权的保障》)他认为，共产党人反对国民党政府是“非法的”，因此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受到制裁。而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应是保障“政治犯”作为人的合法权利，至多是反对政府对“犯人”超出法律范围的迫害。很明显，他的基本立场是站在统治者一边，反对任何“犯上作乱”。这样，他自然反对同盟总部提出的“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这一要求，认为这未把政治与法律区分开来。他始终认为，应当把政治与法律分开。一九四六年末，北大一女生被美军强奸，触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要求惩治罪犯，撤走美军。其时，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处境难免尴尬。一方面，他震怒于美军的暴行，顶住来自蒋介石的压力，为学生出庭作证，迫使美军法院判处美兵皮尔逊有罪。另一方面，他又一再声称“美兵犯法是法律问题，要求美军撤走是政治问题，不宜扯在一起。”一再要求学生“要区分法律和政治问题”。(《丛录》，第25页)但是，这个案件的罪犯后来竟被美军上级法院宣布无理释放。此时，胡适只能对人感叹道：“这个案子挺复杂，不谈了吧。”显然，所谓“复杂”是指政治背景、政治因素的错综复杂。的确，胡适最终也未能如愿地把“政治”与“法律”区别开来。
如前所述，胡适不仅未能恪守“不谈政治”的誓言，甚而至于一度弃文从政，步入政界，尽管不太情愿。耿云志的《抗战时期的胡适》(《丛录》第171一189页)一文，根据一些档案资料及其他文献，对人们了解不多的胡适这一段经历，作了系统的研究。书生从政，颇具典型意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应蒋介石之请，他以非官方身份走访欧美等国，争取国际同情。一九三八年七月，正在法国访问的胡适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出任驻美大使。此时，蒋想利用胡适在美的影响，促使美国改变中立态度。经过一番踌躇，在蒋的电催下，他决定就任。但在给妻子的信中他不情愿地写道：“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这确是他的由衷之言。
从一九三八年九月任职到一九四二年九月卸任，这四年中他奔波忙碌，却没有取得什么突出的外交成绩。“如果从职业外交官的标准去衡量，他确是成绩甚微。但如果不宥于职业外交的眼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评价他的工作，那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丛录》，第179页)这期间，他的影响和作用，主要不是他的外交活动，而是作为文化使者和演说家所从事的活动。他与美国朝野人士广泛接触，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力陈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力图打破美国颇为浓重的孤立主义幻想。同时，他还详述中国抗战的艰苦情形和准备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对此，《纽约时报》曾评论说：“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得到支持。”
但是，胡适毕竟不长于行政，因而使馆工作班子组织欠佳，效率不高，纪律松弛；更重要的是，他疏于应酬接待，因而对许多赴美的“国府”要员多有招待不周之处，引起一些不满。这些，都给反对者留下口实。本来，驻美大使一职就是招人眼忌的肥差。在孔祥熙的唆使下，重庆几次掀起“倒胡”风波。为了加强对美工作，蒋介石又派宋子文赴美洽办两国间的重要事项。宋氏到美之后，根本不把胡适放在眼里，许多重要机密不令与闻，胡适不免耿耿于怀。所以，胡适在大使任期的后两年颇不得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适认为促美参战的任务已经完成，因而立意去职。一九四二年三——五月，他在全美及加拿大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说百余次。回到华盛顿时，精疲力尽，决定求去。八月十五日，终于得到免职电报。当晚即致电重庆当局：“蒙中枢重念衰病，解脱职务，十分感激。”这对他，的确是一种解脱。不久，他就返回学术，开始了成为他后半生主要课题的《水经注》考证。
一进一退，颇值得玩味。
从三十年代的《胡适论》到五十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再到今天的《胡适研究丛录》，历史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表明了一种研究的深入，一种新“范式”的破后之“立”。这，便是《胡适研究丛录》面世的意义。
(《胡适研究丛录》，颜振吾编，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三月第一版，3.65元)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