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吵不要吵’。刘顺明拍手嚷嚷，‘我们下面做个游戏好不好？这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每人针对元豹说一句话，但不许说别人说过的话，只许用自己的话说。’
男孩们静了下来，片刻，一个个开口。
‘愤怒青年’。
‘垮掉一代’。
‘结构…结构…结构现实主义’。
‘后现代主义’。”
这个寓言式的场面是尖刻的嘲弄，也是开心的玩笑。王朔发现我们似乎除了拾起这些来自西方的现成的语词之外再也无事可作了。我们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我们自身的处境，我们的头脑在经过西方理论的轰炸之后已经失掉了创造力，我们似乎只有把本土的语言／生存处境所形成的特殊表意方式套入一个西方式的理论话语之中才能安心，我们似乎已经被编码在一个西方化的语境之中。从“现实主义”直到王朔所说的种种新潮的“主义”，我们似乎已经迷失在一个理论语词的丛林之中。王朔不过是把这一语言处境戏剧化为一场闹剧罢了。我现在的困惑是，我们怎样才能说出自己的话？我们有没有自己的话可说？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是一个美国左翼的知识分子，他对第三世界的发展中的民族和社会始终抱有某种真诚的同情，对第三世界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深感兴趣。他在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他在北大的讲演录后被结集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出版。最近，杰姆逊系统探讨“第三世界文化”并在西方引起了广泛反响的文章《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也被译成中文发表。我相信这篇文章会引起中国批评家的兴趣。
杰姆逊的视点始终集中在目前处于全球文化“后现代性”的处境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的现实与前途上。他提供了一个我们常常加以忽略的“共时性”的立场。他所思考的是在一个全球性的信息化和“后工业化”的时代里，文化在看似越来越趋同和相似的条件下，一种无所不在的“世界化”的价值掩盖下所存在的分裂与对抗的关系。他试图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深刻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寻找人类文化成长与发展的新的契机。这篇文章的特点是把这个二元对立置于一个“后现代性”的文化情境之中，抓住了在这一情境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
这里所首先涉及的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间的二元对立的概念。所谓“第一世界”是指经济高度发展，具有强大物质和文化力量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民族。而“第三世界”则是指面临着发展的课题，经济尚处于较低水平，处于文化领域的边缘的社会和民族。第二世界则是二者的中间项，一般较少为人们所考虑。在目前后工业化的高度成长中，全球文化的信息化业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录音、录相、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对生活的介入，现代出版业和报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商品化的“文化工业”体制。在这里，具有着让人可以无限选择的文化消费品，让人目迷五色、眼花缭乱的无穷的文化“形式”。我们可以在纽约、东京或者北京和曼谷的音像商店中买到迈克尔·杰克逊和玛多娜的磁带，也可以在上海或者巴黎看到贝尔托卢奇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在理论领域中，这种状态也非常明显，在中国和美国的校园中都会有学生在研读德利达或福柯的本文，也都有人在谈论和争辩“后现代主义”的问题。这种国际化的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发展，看似给人们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生活和价值选择，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似乎已经实现。但在这里，恰恰存在着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多重分裂与抗争。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传媒和知识生产的绝对的权力，把自身的意识形态视为“永恒”的和“超然”的世界性的价值，把自身的偏见和想像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之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的文化则处于边缘的、被压抑的地位上。他们无力在文化工业中占据中心的位置，只能处于被动的客体的位置上。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深受西方意识形态的贬抑和渗透。这样，在文化领域中，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压抑和吸引以及第三世界的认同、拒斥和逆反已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杰姆逊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展开自己的论点的。
杰姆逊驳斥了那种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学本文是一种低等的和次要的文学形式的论点。杰姆逊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公开或隐蔽的作用保持着警惕。他认为第三世界文化的特点正是在与第一世界的抗争中形成的，它是一个异己之物、一种特异的表意方式，一种刻意的选择和一种政治性的抗争。它的一些基本的特点是与西方在几个世纪中对第三世界的压抑、掠夺分不开的。因此，适用于西方文学的那些标准由于天然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并不能用以解释第三世界文学的本文。
那么究竟什么是第三世界文化中的文学本文的基本特征呢？杰姆逊高度强调了第三世界本文的“民族寓言”的特征。他认为这是理解各个不同的第三世界本文的枢机和关键。他指出：“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力里必多内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杰姆逊的视野十分开阔，他的零敲碎打式的写作风格使他涉及了许多第三世界的文学本文。他分析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也分析了非洲文学的经典本文，奥斯曼尼·塞姆班内的《夏拉》。他对《狂人日记》的分析相当有趣，他认为鲁迅在这里是把“吃”作为一个巨大文化梦魇的隐喻。鲁是通过一个个人的行为的疯狂来隐喻文化本身的困境。鲁迅把本文转化为一个意识形态抗争的空间 他的本文是一个指涉着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的能指系统。他认定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在个人与民族命运间进行了高度的缝合。“第三世界文化”的民族寓言恰恰是这些民族所处的屈辱的苦难地位的集中表现。作家或知识分子在这里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一个文化或一个民族的代言人，成了在与第一世界话语的对抗中生存的斗士。
这就与第一世界的文化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在第一世界的本文中，个人与公众间存在着深刻的分裂，这种分裂表现为“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恰恰是由于西方文化的自我陶醉感和自我中心意识的结果。他们总将西方或第一世界的“个人”想像为“人类”的表征，他们是把“个人”作为世界的。这就造成了西方本文的深刻的疏离感，它们似乎是为个人而写成的，是与民族命运相区别的另一种表达。
杰姆逊由此寄托了他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期许与热情。他认为第三世界的本文提供了一种巨大的可能性。他提到了他自己印象颇深的旅行经历。他在古巴发现知识分子既写诗又参加实践，不是如他们自己一样躲在大学的校园里高谈文化或理论。杰姆逊认为这十分美妙而又合于理想。杰姆逊是在德利达、福柯、拉康之后写作的，他看到这些思想家对西方思想大厦的彻底的解构之后，西方文化所面对的困境。他的文章流露着某种流水落花式的伤感的情绪。他发现他面对着一个难堪的困境，他越是谈论文化的危机，越是通过写作来摆脱困境，危机和困境似乎就越深重。杰姆逊在文章的结尾处借用了黑格尔著名的关于主／奴关系的理论。他为这个理论找到了一个新的阐释。他认为第三世界如同黑格尔的“奴隶”。“奴隶被迫为奴隶主干活，为他提供所有适合奴隶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物质利益。但最终意味着只有奴隶才懂得什么是现实和反抗。”“然而奴隶主却患了理想主义的不治之症——他奢侈地享受一种无固定位置的自由。在那种自由里，任何关于他自己具体情况的意识如同梦幻般地溜掉了。”在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杰姆逊希望第三世界文化能够提供具有活力的新的可能性以拯救第一世界文化的困境。这是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的焦虑与惶惑，也是他的乌托邦式的梦想。
杰姆逊透露的焦虑与我们的焦虑是否相同呢？他所看到的第三世界是一个幻象还是实在？他“看”第三世界和我们“看”自己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对杰姆逊来说，第三世界仍然是一个异己之物，一个客体，一个幻象。他对第三世界的真挚的关切与同情并不足以改变他所使用的第一世界话语。他个人激进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能使他产生一种真正的第三世界的意识。这里恰恰存在着他所强调的那种个人与公众间的深刻分裂。他毕竟是一个旁观者。“旁观者清”是一句有名的成语，但旁观者毕竟缺少那刻骨铭心的切肤之感。他对第三世界本文的“民族寓言”特征的强调，也依然是一个西方中心的“视点”。“民族寓言”仍然停留在一种文化上的、政治性的“意义”的强调，第三世界文学极其丰富的书面或口头文学传统所产生了不同于西方的文学“形式”被忽视和压抑了。第三世界依然仅仅是作为第一世界文化的对立和参照出现的，仅仅是为第一世界提供了社会学上的新的可能。第三世界本文是用本民族的文字写成，具有独特的句法结构和修辞策略(即使使用欧洲语言如英语、法语，也有自身的特色)，也有自身的文类规则和表意特色。杰姆逊对这一问题几乎完全予以忽略。这也表现了一个第一世界批评家的天然局限，他无法产生一个本土批评家的语言敏感。这里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狂人日记》的短序和正文的对立关系的分析。杰姆逊已经指出了短序与正文间的反讽关系，但却没有指出这一反讽的关键——语言。短序是使用“文言”写成，而正文则使用“白话”。这两种汉语书面语的对立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问题。鲁迅正是用短序的“文言”来隐喻权力和意识形态机制将反抗的个人最终吞没的悲剧。这里的文言／白话的对立是中国新旧文化冲突的表现。在这里，语言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空间。杰姆逊却忽略了这关键的一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杰姆逊所强调的依然是第三世界本文在“意义”或“内容”上的冲击力，而忽略了它的特异的本土表意方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这却是最重要的。
我们突然发现杰姆逊似乎陷入了那个他所深恶痛绝的陷阱之中。他反对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传统误解，但却又再次重复了这一误解，这似乎是一个具有喜剧色彩的怪圈。西方学者常常忽视第三世界本文的形式特点，而倾向于把它们视为对西方文学的拟仿性的本文。他们总是习惯于把自身的理论视为“超文化”的元语言，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他们往往把第三世界的本文看成了解特异社会的“窗口”，看成一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资料。这可以从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权威人物夏志清和普实克的一场争论中看出端倪。在这场争论中，夏志清采用新批评的理论准则，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只是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因而缺少形式上的完整性。他对中国现代小说的总体评价极低(只有钱钟书、张爱玲等少数作家除外)。而普实克在对夏志清的批评文章中也只是强调了中国形势的紧张性和小说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选择的必要性，以此来强调小说的社会意义，肯定其价值。两者的评价有极大的差异，但基本的认识则十分一致。他们都忽视了中国现代小说“形式”方面的特殊性，都倾向于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形式是不完整的。夏志清和普实克事实上都站在一个第一世界的视点上看待第三世界的本文。他们的肯定或否定，抬高或贬低，似乎都存在着简单化，他们刻意地压抑了汉语和汉字的独特性所造成的本文的丰富性。杰姆逊似乎重新走进了这个怪圈，他的愿望与情感并没有拯救得了他。
另一方面，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古典文学的研究则以与对现代文学的研究相反的方式制造着隔膜和误解。这些研究着力强调传统的或本土的形式的美学特征，把诗学传统和古典本文视为孤立的和静止的，竭力强调它们高于第一世界本文的神圣性。在神化传统的同时割裂它与第三世界现实的语言／生存间的联系。把古典文化视为一种“死的圣物”，成为第一世界观赏的对象，最终在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中失掉了自身。
两种看法和态度，却都产生于一个共同的话语空间。“第三世界文化”在共时性的意义上变成了第一世界的“欲望目标”。它既是浪漫化神化的对象，又是遭到压抑和忽视的对象。我们可以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中史福岗的形象和贝尔托卢奇的电影《末代皇帝》中的庄士敦的形象中看到这种对“第三世界”的立场。小说中史福岗对东方文明的顶礼膜拜和电影中庄士敦对溥仪的西方式的教化都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结果。而第三世界的文学本文，无论是现代的和古典的，都被放入了这样一个共时的话语空间中被思考和阅读。
杰姆逊文章的意义不在于他的论点具有深刻性，而在于他打开了一种新思考的可能性，也在于他要逃避但终被俘获的意识形态性。他昭示了一个第一世界知识分子对第三世界思考的成就和局限，西方话语的权威性和中心性所遇到的挑战与困窘，也说明了第一世界渴望对话和了解的新的理论趋向。但“第三世界文化”的新的理论创造只有寄希望于第三世界本身的思考和探索。
在与西方理论的不停的对话中创造本土性的理论是一项艰难的文化使命。中国几代学者、作家已经作出了卓越的努力。这些成果虽然还只是初步的，我们还不能够彻底地超越第一世界的宰制，在巴赫金式的“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我们将从这里开始新的创造。这种“第三世界文化”的创造，不是为了取代或消除第一世界文化或其它文化，而是在交流和沟通中发出自己的独特的声音，在思考、驳论、对话中共享思维的快乐。“第三世界文化”理论不把自己打扮成“永恒真理”的代言人，不预想自身的权威性，而是在世界性的“后现代性”的潮流中展示各个第三世界文化的全部可能性。——我们不会总是王朔笔下的“男孩子”。
一九九○年三月十九日京郊魏公村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著，张京媛译，《当代电影》一九八九年第六期)
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