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对生命和年龄采取自然的客观的态度，心平气和地迎接人生的黄昏，自觉地进入老年的自我意识是难能可贵的。“往来人自老，今古月常新”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需要一种人格力量，平静的老年意识的确立必须克服来自自身的对生命旅程终点的恐惧和社会时尚的文化压力。我们在老作家孙犁身上就体会到了这种精神和力量。孙犁生于一九一三年，在他一九七八年编自己文革后的第一本文集时，用了个现成的词：《晚华集》，他以为“名副其实”，此举遭到许多人的异议，认为“太老”。于是，孙犁只得顺随人意，给自己的第二本集子取名为“秀露集”，但这确乎不太合适，孙犁终于还是觉得把自己当作一位老人过起来自在、得体。他接着给自己的文集取题为：《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耕堂散文》《书林秋草》，孙犁由此还有一番感慨：
人老不服老，硬说七十如何，八十又如何，以及老骥伏枥，焕发青春之类，说者固然壮一时之气，听者当场也为之欢欣鼓舞，仔细想想，究竟不是滋味。因为毕竟老了。(《澹定集·后记》)
孙犁的话使人想到宋代楼钥的一首诗：“老去光阴如小春，如何比得少年人。君看桃李春风后，纵有花开不是真。”说的好像是同样的道理，是最终对老年平静的接纳，进入特定的角色。——当然，文章取题，书稿定名，往往带有偶然性，值不得小题大做，但就在这随机的行为中还是可以知道人之真性情的，何况命名之道，在中国古代文章家中，亦非轻率之事，常是有寄托的。当看到孙犁这一个个暮色满纸的题名时，我们感到了他心绪的复杂和难以言传。
好了，暂不说题名，还是谈文章，谈谈老人的文章。读遍孙犁这些文集，感到内容最多的是回忆的篇什。老年人一般都疏于外出，对世界、对社会，一天比一天隔膜，这自然是一种匮乏和缺憾，但老年人的既往生活却是一个无比丰富的储藏，过去来不及说的，不便说的，现在都可以说了，慢慢地，有条不紊地说。当然，老人的回忆不仅仅是为了感知素材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回忆成为一种生活甚至义务和需求。这义务和需求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人生之终点，老人们总自觉不自觉地要回顾自己的一生，他们有一种回溯的欲望，而这种回溯又因各人的经历、身世、性格、理想的差异而带有不同的感情色彩，有缅怀，有向往，有悔恨，有炫耀，并不总是单纯的毫无表情地去翻陈年老帐。像孙犁对自己的过去就充满了一种追怀，间或有一丝遗憾，他觉得自己过去的那段战争生活、文学生活是那么充满活力，那时有贫穷、屈辱、奋斗、追求，有欢乐、成功，更有冒险、鲜血、枪声和硝烟。孙犁在回忆中进入往昔，他又回到了童年，采桑、养蚕、嬉戏、听书，他又坐到了安国的高中课堂上，为自己第一篇习作登上校刊而欢欣，他又回忆起北平求职、山村执教，听到了自己投身战争的脚步声，看到了浩淼的百里苇滩，闻到了简陋报社中的油墨味儿……，他为未能尽一个孝子的义务而遗憾，为曾写过一些粗疏失实的报道而忏悔……。这位老人虽身居斗室，足不出户，但他的脑海里却时刻翻腾着，往事如潮，在这平静的晚年岁月从意识深处奔涌而出的竟鲜明如昨，触手可摸。有这样的人生，又何谈老年之寂寞，岁月之难捱？回忆并不总关于自己，也有关于同志、朋友的。老年人从人际观点看是疏离退避型的，过去的人际关系正在逐步丧失和弱化，而新的社会关系又因活动区域的狭窄而难以建立。因此，老年人往往有一种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反过来促使他们转回到以往丰富的人际关系之中去寻找安慰，而这种回转又带来新的伤感，亲朋故友，竟大都逝去，所剩无多，于是，回转变为追怀，一为自己，更为了朋友和同志。读孙犁近作，悼亡、追念的文字连绵不断，杨朔、马达、沙可夫、赵树理、邵子南、何其芳、茅盾、李季、侯金镜……都是有专篇的，至于在其他文章中提到的更多。在这些回忆中，孙犁总是一往情深，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哀思，那是一种复杂的老年人的黯然伤神和郁郁不平：
金镜的干校在湖北。……我没有到过湖北，没有见过那里的湖光山色，只读过范仲淹描写洞庭湖的文章。我不知道金镜在的地方，是否和洞庭湖一水相通。我现在想到：范仲淹所描写的，合乎那里天人的实际吗？他所倡导的先忧后乐的思想，能对在湖浜放牧家禽的人，起到安慰鼓舞的作用吗？金镜曾信服地接受过他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劝戒吗？
(《忆侯金镜》)
由于回忆在老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如此大的比重，以致于在老年人的审美态度中，回忆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被夸大到了艺术创造之初始的地位上。老作家汪曾棋曾经说过：“小说是回忆”，这句话值得玩味处甚多，如果从上述老年心理的角度上加以解释，就不是在狭义的角度去讲回忆了。联系孙犁和汪曾棋的小说创作可以知道，回忆一方面是指内容，另一方面则是形式和创作方式，内容无非指老年人文章题材的过去式时间定向，而形式和创作方法又不过是老年人心理活动的外化而已。回忆固然可以以真实的方式在散文里进行，也可以以真假掺杂的形式存在于小说之中，汪曾祺是如此，孙犁也是如此。孙犁在新时期的小说总题为“芸斋小说”，粗一看，恰如一些人物回忆，它的风格，是一开篇就可以准确地感受到的，如：“我和王婉在延安鲁艺时就认识了……”(《王婉》)，“小D是解放这个城市时的留用人员……”(《小D》)，“朋友姓张。我和他认识大约在一九四○年……”(《一个朋友》)。
回忆不管是关于自己，还是关于他人，总的一点，它一定和回忆人有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关系，因而，从喜欢回忆可以看出老年人的思想方式乃至生活方式，那就是自我中心色彩和自恋意味。这种说法可能容易引起歧义，其实这和很富扩张意识的如尼采所倡的现代伦理学中的自我论不同，老年人的自我和自恋是被动的结果。如果说人在中青年因了实践的凭借而和世界建立了许多联系，向客体伸出了许多触角的话，到了晚年却因实践能力的丧失而萎缩了那些触角只剩下了孤独的主体与客体遥遥相望。不过，触角的萎缩同时也会使得老人们变得十分自由，他们可以由着自己的性情干一些在别人看来社会性不太强的带有自娱性的活动。当然，这种设想在作家身上又带有他们职业的个性，它主要反映在写作活动上。如果把孙犁前期创作与后期创作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老年的孙犁已日趋闲适，写作题材中花木草虫、日常起居、生活趣味的比重大了，而那些现实性强的东西则在减少，文章抒发自我性灵的味道浓了，而指陈世界的渗透性则弱化了。孙犁自己就有很多的体会，他说自己早年摆弄花草时别人就议论，说不好，现在就没人说，视为自然。从孙犁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位老人的日常生活，侍弄花木园圃，品尝乡村食品，跟来访者聊聊天，读读书，欣赏欣赏收藏的字画和帖谱……，一个多么悠闲自得、澹泊儒雅的老人，他不去打扰人，也没人来打扰他，自得其乐，趣味无穷。他这样生活，也这样写作：
今年冬季，饶阳李君，送我一包油菜甜疙瘩，用山西卫君所赠棒子而煮之，真是余味无穷。这两种食品，用传统方法种植都没有使用化肥，味道纯正，实在是难得的。(《菜根》)
这样的内容，脱去了社会的伪饰，观念上的矫情，返朴而归真，这里面的价值只有老人才懂，也只有对他才有意义，也只有他才有真正的深切的体会。老人的世界，审美多于功利，不能用有用无用的观念和尺度去衡量他们的生命活动和文章，美在其中趣在其中，才是真的。最近读到汪曾祺的一本散文集《蒲桥集》，里面也是这些内容，当然，汪曾棋比孙犁年轻，还可以到处走走，然而这走与年轻时的求学谋生或为工作奔波毕竟不同了，因而注意点也发生了偏移，大多是山川草木，人情习俗，掌故旧迹，艺道书林。他记香港之行时写道：“我告诉张辛欣，我看见一个香港遛鸟人，她说：‘你就注意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禁自笑。”汪曾祺和张辛欣的不同态度正反映出两代人心态的差异。这种心态和趣味在一定意义已见出稚拙了，实际上，老年人的性情有一些和儿童的世界是不大好区分的，两者比较相近。即所谓“返老还童”。这句中国成语居然得到了现代心理学的认可，美国人胡珀认为人在生命后期可以有“一种连续的回归序列”。著名心理学皮亚杰的研究也表明“生命晚期的发展反映生命早期的发展”。这些理论是建立在实验心理学基础上的，纯生理心理的比重较大。只有今道友信说法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和美学上的，他把人生旅程比作植物的生长轮回，人生总要叶落归根，返回生命之初，老人们总“憧憬着在隐居后再次展现儿童般的天真的纯洁”。熟悉孙犁的人是不难发现这位老人生活中天真的一面的，他的幽默、风趣、固执无不如此。朋友送他一只海南大唐冠螺，他反复把玩，欢喜得什么似的。儿童没有什么禁忌，孙犁老人也没有。他在好几篇文章中提到他的居所问题，他一再抱怨别人不自觉，把个好好的院子弄得乱七八糟，更有外人随意闯入大声喧哗，这些起居小事，邻里龃龉，他在文章中一写再写，起先让人感到是不是器量太小？然后又感到老人迂执得可爱，恰如小孩子发脾气。这些性情，反应到文章中就显出儿童般的单纯和稚拙。比如《看电视》，讲他一个人在家看电视，也不选频道，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地傻看，连教学电视也不拉下，边看边自言自语，真是憨态可掬。他这样看，这样想：
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在童年，每逢听故事遇到难题时，就会出现一个白胡子老头。
这是不是一派恬静天籁？孙犁在《瓜蒌》里讲了这样一件事，他从街上买来几枝瓜蒌，种在院子里，“当年即登蔓结果矣”，老人十分高兴。后来同院的人见了，也来种，有东邻李家之瓜蒌，虽竭力培植，但“迟迟不结果”，而“我所植，果实逐年增多，李家仍一个不结，我甚得意”，于是愈发勤加培管，爱之甚切。然而，一年之后“一个果也没有结出”，孙犁老人见之，便兴味索然，“种植几年，它对我不再是新鲜物，我对它也有些腻烦。现在既不结果，明天想拔去，利用原架，改种葡萄”。这叙述所表露的完全是一种童年的心理和儿童的游戏操作，别人长东西了，他也要长，别人的不结果而他的结了果，就得意，而自己的不结果了便沮丧，便不新鲜，便要把兴趣移到他处，这正是在孩子中间习见不鲜的游戏心理。
当然，返老还童并不是说老人就真的变成孩子了，比如孩子固然可以这样做这样想，却不能像孙犁老人这样把所思所为变为趣味横生的美妙文字。今道友信说返老还童实际有两层意思，除了说老人渴望回到孩童的天真之外还有渴望回到传统的意思。这里的“童”就是文化上的隐喻了，指民族早期的文化形态和文化风格，从这个意义上去讲，已实在没有什么童年色彩可言，有的是古典文化的境界以及对一个民族生命哲学的回归和认同，它以逃避现实回归历史，逃避实在遁入传统符号世界为特征。老年心理学家霍山德尔做过类似的研究，令他惊讶的是日本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和传播者山敏彦在晚年竟这样写道：“年过花甲，余生就有限了，随着对所谓现实的看透，在现实生活中的进取心也就淡薄了，已经不关心自己生命的尽头，也不管人生充满着矛盾和谜一样的有如悲惨的旅程，只悟到一个内心的诗的祈祷，有一条通向万物之源的理性的诗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以自己呼吸的节律为起点，直通无限遥远的天际，从那晶莹的白雪、沁香的白梅的无限世界那里传来了召唤……。”这种排开一切现实关系、宽宥一切社会纷争人事错迕而只瞩目内心一片明镜的心理在东方传统文化中是较为典型的。孙犁说自己受过苦，看到过黑暗，但又不愿讲，而宁愿说一些善良的话，这些主张受到年轻人的指责，但孙犁不变，人走到生命将尽未尽之时，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放不开、想不透的，还提那些不快的事情做什么！孙犁在《养桑之事》中记一个童年的小伙伴，可这个小伙伴后来曾变成一个泼妇无赖，但孙犁没有指责，甚至没有遗憾，仍从善良思之：
听着这些，我的麻木了的心，几乎没有什么感慨。是的，我们老了，每个人经历的和见到的都很多了。不要责备童年的伴侣吧。人生之路，各式各样。什么现象都是可能发生，可能呈现的。美丽的梦只有开端，只有序曲，也是可爱的。我们的童年是值得留恋的，值得回味的。
这是何等的宽厚仁爱，不到老年，是不会这么看得透的。以这样的心境去看世界，就会有诗，一种纯晶的带有宗教意味的诗，一木一天地，一花一世界，自然和人生都进入一种值得无比留恋无限眷想的同时又是无牵无累尽可释怀的二元境界：
现在，我已衰暮，久居城市，故园如梦。面对一株菜花，忽然想起很多往事。往事又像菜花的色味，淡远虚无，不可捉摸，只能引起惆怅。
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像案头菜花一样的散文。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菜花》)
这样的境界也许只能以这样清谈的文字来表达，老年的心境必然需要老年的说话方式。说话方式包括文体和语言。文体和语言都不是无选择意味的工具，它实际上是有时代、社会、民族乃至性格，年龄和性别上的人文对应关系，尤其是文体变得丰富的文化成熟后，这样的可选择性就更大。如果说老年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对古文化回归倾向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选择与那种文化相对应的文体和语言，这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孙犁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曾得到林斤澜等许多老作家的赞同：“我现在经常写一些散文、杂文。我认为这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答吴泰昌问》)孙犁这个看法的理由有许多，如散文不一定需要过多的感情，这适于老年人的散淡的心理，散文比较自由，少受束缚，也适于老年人的自由性格。而最重要的，我们以为是这种文体能给孙犁老人带来一种古典文化氛围。本来散文也有时代性，有古典散文也有现代散文，孙犁指的是前者，他十分不满现在的散文，认为路子太窄，只会抒一些空洞的情，他认为散文要发展，须以古典为楷模。于是，同样写散文，孙犁就和年轻人不同，他眼中的散文就自然是老人的文体了。汪曾棋也认为写散文好，观点和孙犁惊人的相像，他也认为中国实际上是个散文大国，而且也认为：“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蒲桥集·自序》)这话的偏颇是一眼就可看出的，挺大的人自然是不能说小姑娘似的话，那么小姑娘(年轻人)说小姑娘的话不是很自然么？可见孙犁汪曾祺其实是讲的老人的散文观，他们眼中的散文也只指古典的，比如孙犁之重柳欧，汪曾棋之重世说，重宋明笔记，重三袁和归震川，这里的承传消息相当显豁。这种文体观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小说创作。孙犁原先是以小说名世的，但由于他的小说是尚优美、尚抒情的，所以，到了老年这路小说就不容易再写下去了，于是就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走的是古代文言小说实即笔记的路数。他的晚期小说与早期作品已不可同日而语，几乎全是仿古，仿聊斋的短剧，取名《芸斋小说》，每篇篇末均有“异史氏曰”一类的文字，他谓之“芸斋主人曰”。而汪曾祺则干脆认为小说与散文本无明显的界限，小说本可以用散文的笔法来写的，他以此作为创作的理想几乎引起新时期小说文体的一场革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文体之外就是语言。孙犁晚期作品文言化倾向相当浓，这实际上也是对古文化回归的形式标志之一，早期孙犁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都是清新的白话，美丽、抒情，而现在则不时说些文言，古雅而苍劲，但即使从阅读上讲，也似乎显得很自然，好像青年孙犁就该那么讲，而老年孙犁就该这么讲话似的。那时的白话负载着孙犁的青春情怀，孙犁的欢欣和激动：
她大声地说着，夹着爽朗的笑。使我立时觉到：如果那天灯是穷人翻身的标志，她的话语就是人民胜利的宣言！
《(天灯》，一九四七年)
而文言则恰当地含蕴着老年孙犁的散淡的生活和平静的思绪，比如《丝瓜》(一九八五年)，全文不过百余字，若去其特定时代之名词称谓而置于明人小品，几可乱真：
我好秋声，每年买蝈蝈一只，挂于纱窗之上，以其鸣叫，能引乡思。每日清晨，赴后院陆家<SPS=0435>丝瓜花数枚，以为饲料。今年心绪不宁，未购养。一日步至后院，见陆家丝瓜花，甚为繁茂，地下萎 花亦甚多。主人问何以今年未见来<SPS=0435>，我心有所凄凄。陆，女同志，与余同从冀中区进城，亦同时住进此院，今皆衰老，而有旧日感情。
这种闲适的生活，感情的激澜，人与物的关系和追怀往日的若有所思构成一种简单却又不甚分明的意境，若以写实功能见长的白话说出，恐真会失却了味道。我们揣度，这种文体，这种语言定会反作用于老人的生活，语言是生存之所，是栖身之家，选择了语言也就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思想的精神家园，这对以精神生产为职业的人来讲尤其如此。古代的散文、古代的语言以其与新生活的断裂而使使用者隔绝了现实之烦扰，并从语言中体会到时间之绵长永恒从而超出了有限的人生而融入到一种相对静止的感觉之中。我们很难从这些老人文中找到时下的社会流行语，这是不是有意的回避呢？流行语的快速变动是不是会使老人们强烈地感到时间的流逝呢？而它所代表的新的文化更是老人们无法进入的。不过，选择和回避，一切都非常自然，因而，也都是美的。
一九九○年二月，如皋
(《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孙犁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书林秋草》 ，孙犁著，三联书店出版)
(文前孙犁头像，丁聪作)
汪政/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