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以为“小说家多离经叛道，不可为训，”乃用“忠义”大帽子罩住《水浒》头顶：“意主劝惩。殆有《春秋》之遗意焉。故允宜称《传》。”直混传奇的传同于经传的传；与汉儒授予《诗》《骚》“经”的封诺，宋儒分献杜甫诗为“杜六经”的手艺同门一师，尽管手眼同不妨心眼异。金人瑞就不赞成：“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不免伸纸弄笔，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事非皆不谬于圣人。后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二字，遂并比于太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读第五才子书法》)卓吾戴帽，圣叹摘帽，貌异心同——“是非不谬于圣人”。章学诚也说，发愤著书不过假借之词，“史迁未敢谤主，读者心中自不平耳。”(《文史通义·史德》)二公虽意在维持礼教，其言可以通观节取。发愤著书与锦心绣口相辅相成，方可成就好作品。《诗品》评刘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两面兼顾，复两全其美。参看丹纳《艺术哲学》840页：“贫穷愁苦固然产生杰作，但富庶快乐也同样产生杰作”——酷似民贫生奸邪而饱暖思淫乱。(参看《管锥编》)是亦一致百虑之理也。
补白
王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