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毕《钟归阿达诺》(工人出版社版)，在《译后记》里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小说主人翁约波洛少校是一个深受当地人民爱戴拥护的行政长官，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但在此“实事”完成之日，他却因违抗上级命令(以利当地居民)而被撤换。然而这位主人公的原型弗兰克少校，却是一个很不理想的人物。他曾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里卡塔镇担任行政长官，办事主观，效果不好，与当地居民矛盾很大，小说作者采访了这位少校后所写报道《盟国军事政府在工作中》，基本上是一篇批评稿，可是几个月后他写成的小说《钟归阿达诺》却“反其意而用之”，创造了一个约波洛少校的形象。小说出版后，很快风行全球，并获普利策文学奖。
　　现实是令人不满的，文学作品却“粉饰太平”把阿达诺的事写得很理想，这种美国式的幽默得到了读者的赞许。中国过去也有过不少“歌德”式的文学作品，然而却只能风行一时，事过境迁后便被遗忘，这里面的差别何在？想来是，前者理想化了的是一个人物，而后者理想化了的却是一项政策，一个时期。一个理想人物，能使看惯了不理想人物的人感到鼓舞。一项不理想的政策，一个不理想的时期，却被文学作品理想化了，这显然不能被读者所欢迎。
补白
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