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还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惊醒了中国人的迷梦。英国政府和教会当初也进行了文化和宗教的侵略，这是政治、军事和经济侵略的一种补充。不过从个人来说，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就比较复杂。
由于想了解中英文化交流的历史，拉杂地读了不少材料。现在以十九世纪来华的三个英国妇女的情况为例，说一说英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和误解，以及她们对中国文化的反映和影响。
第一位，古兹拉夫夫人(Mrs. Gützlaff，旧译郭施拉，郭实腊，郭士立，古特拉夫)，一八三四到鸦片战前在澳门办女塾。她是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夏礼(Harry SmithParkes)的表姐，英国人。在马六甲嫁给懂福建话的德国传教士兼翻译古兹拉夫后，来到澳门，就办起女塾，也叫育儿院，起初专收中国女孩。
巴夏礼和古兹拉夫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前者积极主张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此维多利亚女王授以爵士衔。
当时伦敦教会召开妇女会议，提倡在远东办女学。这位太太就是在这种号召下，在中国第一块被占领土上办起中国的第一所女学的。(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据说是一八九七年上海的经正女学堂)
不久，古兹拉夫夫人的女塾设附塾，兼收男生。这是因为著名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八三四年八月死于广州，葬于澳门之后，他的朋友们发起马礼逊教育会，为纪念他筹建马礼逊学校，以此作为一个过渡的预备步骤。
开始收的男童只有两人，其中一个就是后来中国留美学生第一人容闳。那是一八三五年，容闳还只七岁。后来他对古兹拉夫夫人有很生动的记述。
古夫人躯干修长，体态合度，貌秀而有威，眼碧色，深陷眶中，唇薄颐方，眉浓发厚，望而知为果毅明决之女丈夫。时方盛夏，衣裳全白，飘飘若仙，两袖圆博如球，为当年时制。夫人御此服饰，乃益形其修伟。予睹状，殊惊愕，依吾父肘下，逡巡不前。虽夫人和颜悦色，终惴惴也。……〔后〕接触渐习，乃觉古夫人者和蔼仁厚，视之若母矣。
后来容闳淘气，组织七个人一起逃学外出，古夫人却也是颇为严厉的。
古夫人旋命予等排列成行，巡行全校。且于晚课后，课堂中设一长桌，命七人立其上一小时。予立中央，左右各三人，头戴尖顶纸帽，胸前悬一方牌大书“逃徒”，不啻越狱罪囚也。予受此惩创，羞愧无地。而古夫人意犹未足，故将果饼橙子等分给他生剥食，使予等馋涎欲流，绝不一顾。(容闳：《西学东渐记》第一章)
古夫人的小学经过一段发展后，因故停办，学生星散。古夫人携中国盲女三人赴美。临行托一位霍布森医生，一定要找到容闳，在马礼逊学校正式开学时送他入校。一八四一年容闳进澳门马礼逊学校，次年随学校迁香港，毕业后由两个苏格兰人和几个美国人资助赴美留学。古夫人的教育对于后来的这位爱国者容闳的成长，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位，玛丽·安·奥尔德西小姐(Mary Ann Aldersey，一七九七——一八六八，旧译奥特绥)，一八四二到一八五七年在浙江宁波办女校。
她年轻时，有一个保姆嫁给了一个传教士，去了印度，并在那里建女子学校，此事对她产生影响。一八二三年她遇到回国休假的马礼逊，成为他热忱的追随者，加入他组织的华文学习班学汉语。因家务牵累，到一八三六年才有机会赴远东，先到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在华侨儿童中做教育工作。
她四十岁了，并不结婚，却在日记中记道：“今日到达，来到中国人中间，这也是我的结婚日。我久已与使我如此感兴趣的(中国)人民订了婚。(Ira Nesdale：The Third Bridge)可见她已获得许多关于中国的知识，而且我们也不能怀疑她对中国人的真诚感情。
一八四○年她经新加坡到澳门。一八四二年宁波根据《南京条约》开埠后不久，她就到了宁波。
她并不是正式的传教士。当时伦敦传教会有一本传教士登记册，凡教会派出的传教士都登记入册，上面没有奥尔德西的名字。
据为她写传的澳大利亚人艾拉·内斯戴尔说：
奥尔德西小姐身体瘦弱，爱好整洁，从小受到庇护和宁静的教养，但一旦成为中国大陆上第一位女传教士，开始实现她的热诚目的时，却显示出非凡的勇气。
起初她找不到房子，在宁波城墙外河边一座小木屋里，寄住在女房东及其家人一起。在这里她看到和听到女房东虐待童养媳的情况。后来童养媳成了寡妇，进了奥尔德西小姐办的学校，嫁给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男教员。
奥尔德西在宁波城里找到房子后，办起女子寄宿学校。这是集教育、传教和慈善事业于一身的机构。她还到乡下办了一些分校。这件事，虽然遇到许多困难，她却坚持做了十几年，直到她自己六十岁退休离去。
在刚开放的中国，人们对外国人不理解。宁波人用怀疑、不满甚至敌对的眼光看这个英国老太婆。她的日记里经常写到可悲、可笑的事，人们诬指她有各种各样魔鬼似的习惯，说她杀死学生，吃她们的肉。一直有人称她为“宁波妖婆”。
但后来她逐渐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她的学校也人满为患。太平军进城的时候，学校的职员和佣人显示出对她的忠诚和热爱，准备随时保护她。
当然，十九世纪的英国人，特别是传教士，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认为有责任启迪落后和愚昧的中国人，给他们带来基督教的福音。不过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像奥尔德西小姐这种人的同情心和献身精神。
她同情中国女子被迫缠足，受婆婆辱待，无权受教育。还有不少妇女吸食鸦片，生活空虚。她接触了许多上层和下层的中国妇女。
一八五七年她退休时把学校交托给美国长老会传道团，并入美国人办的学校，称崇德女校(后改甬江女中、宁波女中、宁波六中)。
第三位，伊莎贝拉·露西·伯德(Isabella Lucy Bird，一八三一——一九○四)，她在一八九六——九八年，即自己六十五岁到六十七岁期间，沿长江而上旅行考察，历尽艰险，深入到川西藏族和彝族地区，到达梭磨而折返。到一八九九年出版了《扬子流域及以远》(The Yangtz Valley andBeyond，Virago)一书，被誉为“十九世纪末期关于中国最生动而资料又最详实的书之一”。
她是牧师之女，早年脊椎有病，后来又患心脏病、风湿病。五十岁时结过一次婚，次年丈夫即病，缠绵四年死去。然而她有极强的求知欲，并且机智、勇敢。她喜欢旅游，只要一出游，精神振作，身体也就好了。越是艰险，她兴致越高。曾游历美国洛矶山、日本北海道、马来半岛、拉达克、波斯、库尔德斯坦、朝鲜、摩洛哥——都是十九世纪普通旅游者，特别是女旅游者所罕去的地方。
她到中国两次，最不喜欢呆在上海这样的租界地，而是一次去了西藏西部，一次溯长江而上，接触了无数真正的中国平民，看到了许多奇特的风光。
从宜昌以上，她租坐拉纤的木船。从万县到灌县，她横跨川北，坐的是滑竿。对于纤夫和抬滑竿的轿夫，她有深切的同情。这些人刻苦耐劳，报酬极低，饮食粗鄙，晚上吸食烟片把大部收入都花掉了。然而他们朴素大方，有说有笑，有幽默感，有责任感。逢到高山险路，英国老小姐要下滑竿步行，轿夫却不让，双方都为对方着想。
伯德小姐愿意在乡下找个地方歇脚，却不喜欢住城镇的客栈，因为在后者总受围观和欺负。
一八九五年四川发生教案，杀死过外国人。城里人排外心理特别强烈，盛传洋鬼子吃小孩的肉，特别是吃眼睛和脑子。伯德小姐虽然备有关防护照，有时还有差人护送，也屡次遭到围攻。有两次险些被打死，一次后脑勺被击伤，后遗症一年未愈。旅程最后一段，达到海拔一万二千英尺，曾被雪埋到齐颈。在长江过险滩也十分紧张，船底触礁漏水是常事。
就这样，这位六十几岁的老妇人单身一人，和中国人结伴同行，忍饥挨饿，不顾艰险，每天坚持照相，写日记，保持了高度镇静和乐观。
最难能的是伯德小姐对中国人和社会所持的公允和客观的观点。她记述了满清末年四川内地人民的贫穷、落后、愚昧、迷信，但从不夸张，猎奇，反而同时表示钦佩中国人民的勤劳、诚实、悠久文化和社会秩序。她碰到官场的贪污腐败现象，也很痛恨，但同时指出大量官吏的奉公守法和忙于为民服务。
有些外国人指责中国人残忍，缺乏人道精神，伯德却详细调查了中国各地的社会公益事业，指出中国人并非没有个人同情心，也并非没有集体慈善事业，实在是因为人口太多，社会问题光靠救济无法解决；有时援助个别困苦的人，反会招来不良的后果。
伯德抨击了追求“势力范围”的政策，反对一些英国政客、军人和商人只着眼“市场、领土和铁路”。她主张使中国门户开放，对中国人民要了解和友好。说到底，她还是为英国的利益着想，只不过提出一种不同的做法而已。她把《扬子流域及以远》这本书题献给“为大英帝国作出贡献”的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伯德在五十五岁以前，对于传教事业本来是不热心的，到了晚年则有转变，因此也幻想能通过中国信徒自己来传教，使中国基督教化，达到“中国的重生”。
大致十九世纪的英国人，还都脱不出“帝国”和“传教”这两种思想的格局，伯德小姐也不例外。但从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来看，像她这样深入理解和同情的还不多见。
伦敦《泰晤士报》称誉伯德小姐为“伟大的维多利亚一代的旅行家中最勇敢，最明察，最罗曼蒂克的一位”。这样的赞誉是难得的，她的书也是值得一读的。
总起来说，十九世纪的英国人看中国，总不免带着他们的偏见，也像中国人看英国，总不免带着中国人那时的偏见一样。而上述三位英国妇女：古兹拉夫夫人、奥尔德西小姐和伯德小姐，要算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比较公正、同情和友好的。如果我们把政府和教会区别，教会和个人区别，个人再和个人区别，就可以发现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友好文汇点。这种发现，无疑是有价值的吧？
裘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