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墨三家的祖师爷都是劝人为善的，其自身的人格也都在很高的境界，唯有集法家之成的韩非子，究驭人之求，倡严刑峻法，其人格不无可议之处，与孔、老、墨子相比，颇觉未逮。不过这世界既然已经“恶”了，那就总得加以控制，否则无“法”无天，如何得了。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话固然说得不错，可是遇到那些“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仍然“无耻且遁”的人怎么办？孔子没有下文。韩非来得比较现实，“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韩非子·八说》)所以他要融申不害之术，公孙鞅之法，慎到之势冶于一炉。但韩非也并非特别刻毒，《解老》篇说：“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极也。”假如他对仁一点也不感兴趣，又何必说这些废话。所以他那个“法”终究是大争之世的“恶”请出来的，知道以法制恶，这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然而韩非子的法的确隐藏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他只谈君王驭下之法，而不言民众察上之法，比如说你逃避徭役，他的法就来了，而徭役过重你却是没法的。中国的封建统治就总是这样的“半法制”——不能简单地说是“人治”。　　　　古　月
补白
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