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当代文学评论家之中，除了爱德蒙·威尔逊之外，马尔可姆·考莱(Malcolm Cowley)可占第二把交椅；现在考莱也逝世了，他的长长七十年写作生涯，美国文坛中没有一个可以与之相比。即使在他八十高龄之后，他仍在不断生产论文与书评。第一次大战后的美国作家几乎都受过他的提拔。他的名字在通常读者间并不响亮，但是在二十、三十年代他与海明威、福克纳、费兹杰罗、E.E·克敏斯、多斯·帕索斯、爱德蒙·威尔逊这些名家为伍。他与他们有所争论，往往旗鼓相当，惟一所不能相比者是他的酒量。也许那是他的长命之故，于去年三月逝世时，他享年九十岁。
考莱当过《新共和》杂志编辑，后来在伐京书局当特约编辑，直至一九八五年才退休。考莱一生最大的功绩恐是在于早期的发现福克纳、后期的发现约翰·契佛。此外，他对所谓“垮了的一代”作家杰克·凯鲁亚克与肯·凯西(Ken Kesey)也曾援手相助。他于少年时代即决意靠写作为生，而他坚持文学质量，绝不粗制滥造，虽然没有成为富有的畅销作家，却在文坛上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巨匠。
考莱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地经验。战后在巴黎客居成为当时齐集的美国青年作家群的一员。他回到美国后曾于一九三四年出版了一本《流放者的回归》，记述他们在巴黎的生活。福克纳为了名利去了好莱坞编写电影剧本，糟塌了他的天才。考莱乃于一九四六年为伐京书局编了一本《福克纳选集》，他所写的介绍文立时提高了福克纳的文学声誉，终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福克纳曾言：“我所欠考莱的债，无人可以偿还。”
他任《新共和》文学编辑时，一位无名青年作家的投稿立刻引起他的注意。这篇稿没被采用，不过他写信鼓励这位名叫约翰·契佛的青年，劝他每日写一篇长约千字的故事。经过这样的训练，契佛终于写成一篇短篇，名《我被学校开除》，在从不登载虚构作品的《新共和》破例发表。此后契佛在文坛的名誉就青云直上，成为《纽约人》的特约作家。
考莱对文学质量的坚持造成他作为评论家的崇高地位。一九七三年时，他曾批评福克纳不能与狄更斯、陀斯妥也夫斯基那些大作家齐名。那年他出版了论文集《第二度开花：失去的一代的作品与辰光》，极受好评。另一本受人重视的论文集《花与叶：记述一九四一年以来的美国写作》，于一九八五年出版。其间他也出版了不少其他文集。
二十、三十年代的任何作家都不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也曾对共产党表同情，可是一九三九年的苏联德国互不侵犯条约使他改变观念。他思想左倾，但从未加入共产党。后来他曾遗憾自己的左倾。所谓“失去的一代”一词起源于巴黎时期，当时葛屈罗·斯坦因曾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失去的一代”。考莱就用来形容第一次大战后客居巴黎的作家群。他于二十年代后期回美国后，写评论在小型杂志发表，靠翻译为生。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四年之间，他任《新共和》文学编辑，后来进了伐京书局。
当《第二度开花》于一九七三年出版时，考莱正是七十四岁。在那文集中，他对文友们的批评相当严竣，特别是对多斯·帕索斯。他喜爱多斯·帕索斯于青年左倾时期的作品。而他认为多斯·帕索斯在西班牙内战后的保守反共作品则缺乏心智。
考莱自己的写作包含好文章的要素：清晰，简洁，明确，不噜哩噜嗦。有人问他“秘诀”。他说，“我先尽情地写，往往写得太多太琐碎，然后我就大刀阔斧地删改。”这句话值得今日的中国作家借镜。
怎样挑选一年一度最佳书
上年纪以后，除了我的读书速度不如青年时外，而美国新书的泛滥、杂志报刊的众多，也使我不能一一翻阅，因此苦闷得很。我常问专以写书评为职业的朋友，怎么来得及在一周内或一月内看这么多的书，写出书评来？回答是一阵苦笑。这位朋友有与我同样的苦闷，可是由于写书评是他多年来的专业，他已学得一个捷径：不必字字必读，页页必翻。经验老到的书评家，很快的就可抓住书的要点、优点与缺点——虽然，他所花的读的时间，还是多于写的时间。我自己偶然应一本美国杂志写书评，是边读边在页旁作札记，然后从札记摘要，构思一篇书评。
美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书奖”，最近又宣布本年度虚构与非虚构两个部门的获奖者。(美籍华裔谭恩美的《福乐会》是被提名者之一，未获中选)。每年到这期间，我又对那些评审委员的读书速度发生好奇。前日中午去参加了颁奖典礼，听了评审委员们的讲解，才释了疑端：即使在评审这个美国出版界最重要的书奖时，评审委员也不必将提名的新书本本皆读。
评审团分虚构(小说)与非虚构两个。每个有评审员五人，都是著名学者作家，每年一任。请听非虚构评审团主席罗勃·海尔布朗纳教授的“供词”。他说这次参加竞选的非虚构书籍共一百九十种，他根本无法细细阅读每本书；因此他的方法是阅读开首与末后的数页，审视目录与索引，看看书封的介绍，这样对书的内容就有了眉目。海教授是位经济学家，自己就写过十五部书。他的坦率的供词引起听众一阵不满的嘶声。可是他说，他不是在开玩笑，他是严肃发言。
海教授的苦衷其实是容易谅解的。例如，他在六十天内要看完开首收到的一百五十种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好走捷径，在一天之内挑阅这一百五十本书，先选出七十五种他认为较好的。第二天，他又回顾被弃的七十五种，看看自己的初步草率评断有否错误。到了第三天，他又把那些挑出的书减至三十五种。这样逐天做去，一星期后，他留下了二十种。以这二十种书为基础，他开始与其他四位评审员用电话与信函交换意见，把这个书目单又减至十种，减至八种，减至五种。到了这个阶段，挑选已甚困难，因为余下来的都是好书。到了最后一天，五个评审员才一起共用午餐，投票选出中奖的书：托玛斯·弗里曼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在五票中获三票。
虚构小说的选择方式则稍有不同。这届评审团主席是评论家本杰明·狄莫特教授。他特别指明，虚构部门的五位评审员把一百三十八种小说本本读过，因为小说与非虚构书籍不同，所看重者不是内容实质，而是文学笔法与风格。本年度中选者是约翰·凯西(John Casey)的《斯巴丁纳》(Spartina)。《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评语是“一本构思精湛、写法完美、非常引人入胜的小说”。
不过《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年终只把《斯巴丁纳》列在一年一度的“值得注意”的书目单中，而没有把它列为“一九八九年最佳书”中之一。可见得各位评论家间的意见大有不同。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五日
纽约传真
梯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