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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几年购得朱光潜先生翻译的维柯的《新科学》，粗粗浏览，很不觉得其中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多少有些诧异于耄耋之年的朱先生何以不辞辛劳将这么个大部头译介出来。待我能起心读维柯并终于以为捉摸到了一些维柯的意义时，朱先生已经作古了。扼腕之余，我不禁思忖，读书学问无非是培养眼界；倘个人的眼界既局限又不开放，则难与先哲大家们的眼界相“融合”，自然也读不进问不进去了。
维柯的意义和影响，看来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比较普遍地为人们所认同的，是维柯在历史哲学领域内的贡献。维柯被视为历史哲学的开创者；马克思主义者也把他的历史观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来源。其次，维柯在西方美学(诗学)历史上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克罗齐甚至把维柯称为美学科学的真正的创建者(尽管在一般人眼里，“埃斯特惕卡”作为一门感性学是在鲍姆嘉通那里开创的，克罗齐却认为美学在鲍氏那里还是有名无实的(参阅克罗齐《美学的历史》第56—63页))。维柯的再一方面影响在语言哲学上——这里指的是人本主义方向上的语言哲学。(应该指出，一般提“语言哲学”，似为英美分析派哲学所专有；其实，要从哲学上论，真正的超出科学水平的语言研究无疑在人本主义诸思潮如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哲学等等之中)。在德国当代哲学家阿佩尔(Apel)所著的《从但丁到维柯的人本主义传统中的语言概念》一书和其它有关论文中，维柯被列为人本主义语言哲学的杰出先驱。符号哲学家卡西尔也特别看重维柯的历史作用，认为维柯在语言、诗学、历史诸问题上的思考，开了西方人文哲学风气之先(参阅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第一章)。维柯在上述领域内的持久影响，表明了维柯思想的重要性和现代意义。
维柯思想的根本体现在他的“诗性智慧”说中。克罗齐明白地看出维柯“新科学”的原则乃是“诗的新原则”。维柯的历史观也罢，美学也罢，语言哲学也罢，都是从他的诗性智慧说出发的。
西方文化的主流是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在希腊即已成型。维柯认为，希腊哲学已经是一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经过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保存和发展，到近代，这种理性主义传统愈加发扬广大。在维柯时代，笛卡尔的“普遍数理”观，把世界看成一个秩序和尺度的数学的世界；之后，唯理论者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进一步推动了泛逻辑主义(Pan-logismus)和泛数学主义(Panmathematizismus)的进程。理性主义者已经不满足于对自然的征服，即已不满足于认识物的“理”，而力图把自然科学的数理方式引入人文精神领域以认知心的“理”，图谋建立一个卡西尔所谓的“人文精神科学的自然系统”。格劳修斯(Grotius)创现代自然法，把法的知识类比于数学的知识；斯宾诺莎以几何学为榜样建立伦理学体系。上升时期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充分的乐观精神，大举用理性来缔造“制度”，用逻辑来构建知识。
在这样一种理性主义或逻辑主义的思想氛围里，维柯第一个透露出以下的困惑：人文科学能够用数学化方式加以表达吗？一种知性智慧，一种理性的逻辑的方式，是否就是绝对优先、普遍适用的？似乎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文化才能如此这般发问，但维柯的诗性智慧说正是以这样的问题为实际的目标。
所谓“诗性的”(poetic)，其原义乃是“创造的”。“诗人”的希腊文意义是制作者或创造者。因此，诗性智慧的本文即创造性的智慧。人类世界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这乃是维柯思想的最高法则。“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维柯在《新科学》中反复重申这样一条原则或“公理”。在现代人眼里，这样的观点实在是太寻常太不足为奇了；然而不要忘了维柯是生活在二个半世纪前。正是基于诗性的创造性原则，维柯才说“诗性玄学”，“诗性逻辑”，“诗性伦理”、“诗性经济”，甚至“诗性物理”和“诗性天文”等等。
维柯之确立他的诗性的或创造性的原则，强调的是诗性智慧的“源始性”。诗性的智慧，乃“最初的智慧”，“源始的智慧”；诗性的智慧，乃人类创造活动之本，是人类的一切“制度”包括哲学和科学所得以产生的根源。
诗与哲学，诗性(感性)与知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几乎与西方文化同样古老。希腊哲人柏拉图从他的理念论出发，认为诗达不到概念的或逻辑的真实，不属于心灵中崇高的理性部分，而只属于低级的感官部分；诗无非是感觉和情欲的渲泄而已，只可能败坏人类的心智。因此，诗和诗人被柏拉图逐出了他的以哲学家为王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虽然给予诗以相当不薄的地位，但正如亚氏最终没有克服柏拉图的理念论一样，他也没有能够排除诗学中的柏拉图的结论。诗似乎注定与伟大的崇高的智慧无缘，诗人似乎注定了具有流浪的卑微的命运。
维柯反对柏拉图贬抑诗和诗人，抬高知性和哲学的作法，而强调诗性智慧的源始性，认为诗性高于知性，哲学的智慧和科学的智慧，也即知性的智慧，非但没有什么优先性，倒是源出于诗性的智慧。
诗是想象或幻想，而哲学是推理和反思。“诗人们可以说是人类的感官，而哲学家们就是人类的理智。”(《新科学》第152页)诗性的功能与知性的功能有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推理力愈薄弱，想象力也就成比例地愈旺盛”(第98页)。原始人像儿童那样没有推理和反思力，但“浑身是强旺的感受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能形成特别生动的“诗性意象”。到了哲学和科学时代，即知性的时代，人类的推理和反思功能日益强大，想象和感觉能力却渐趋萎缩。诗性与知性，想象与推理力不可能同时发达，因此维柯说，在过去的时代里，从未产生过二者兼备的出类拔萃者，既是伟大的形而上学哲学家，又是伟大的诗人，特别是像荷马这样的诗歌巨匠，只能产生在人类早期的幻想时代，而不是产生在知性的或反省的时代。要在荷马那里找到哲学的智慧是枉费心机的，同时也休想指望在知性的哲学和科学时代里能够出现什么真正伟大的诗和诗人。维柯的这一不无悲观色彩的看法可说是早一个世纪表达了黑格尔的著名难题：艺术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诗先于哲学，诗人的时代先于哲学的时代。诗的源始性不光是在时间上，诗早于哲学的产生，想象早于知性方式的构成；而且在共时性维度上，诗性的想象也比知性的哲学思维更为源始。维柯说：“诗人们凭凡俗智慧感觉到的有多少，后来哲学家们凭玄奥智慧来理解的也就有多少”(第152页)。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凡是不先进入感官的就不能进入理智。”诗性智慧是人类创造活动之根源，不待说，也是哲学智慧之“根”了。只可惜现时代是知性肆意扩张的时代，作为知性之根源的诗被知性所排斥，倒是无可栖身了。要在反省的时代里作诗，就得返回幼稚时代，“复元思想于根”；而如何“复元思想于根”，显然还不是维柯所能解答的问题。
从诗性智慧说出发，维柯提出了他的关于语言起源的观点。原始人类是一些长于想象的诗人，即所谓“用诗性文字来说话的诗人”。语言是由那些原始诗人们凭着诗性智慧创造出来的，“在诗的起源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就已发现了语言和文字的起源”(第220页)。维柯本人特别看重这一发现，自称殚精竭虑二十五年，为的就是这一发现。原始诗人创造了史诗、神话和寓言之类的诗性作品，顺理成章地，最早的语言就是诗的语言。在维柯时代，流行的观点认为散文语言比诗的语言先起，甚至认为是哲学家们凭着知性智慧创造了语言文字；另一种观点是语言的约定俗成说，认为语言和语言的意义都是在哲学和科学发达的知性时代里，人们按照知性的或逻辑的法则约定而构成的。在维柯看来，凡此种种谬论，盖出于知性的僭妄，现代人的想当然的臆测；语言的起源倒是要比知性的约定和逻辑的法则更加“自然”，更加“源始”些。
立足于“诗的源始”的观点，维柯更具体地提出了语言的“隐喻”起源说。维柯说：“一般地说，隐喻构成全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庞大总体”(第205页)。原始诗人们没有知性的理解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想象力，他们把一般物体也人格化，以为一般物体也有感觉和情欲。这种“以已度物”的方式就是最初的诗人们所用的隐喻。凭着隐喻的方式，原始诗人们创造了一些想象性的共相，这些想象性的共相，也就是诗人们的诗性的语言了。
正是在原始诗人们用隐喻方式创造想象性共相的活动中，语言出现了。因此，维柯说，荷马是“希腊语言的创始人”。维柯还猜断，最早的语言“一定是在歌唱中形成的”；(第107页)因为原始诗人们有的是强烈的情感和想象，非激情充沛的歌唱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冲动。歌唱、语言、诗具有共同的起源。
维柯的诗性智慧说，恐怕要到现当代西方的以反思传统和文化重建为目标的人本主义哲学兴起时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和肯定。维柯研究的对象，诸如神话、语言、诗和原始人类史等，在二十世纪已成为文化哲学研究的重大主题。
维柯说，他的时代是被分析的方法弄得思维纤弱的时代，是一个“冻僵美妙诗篇所有宽容雅度的智慧时代”。维柯的诗性智慧说无疑是超越于这个时代的，他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对知性智慧的限定，开了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之先河。诸如后期海德格尔以“诗”和“思”为核心的诗学思考和语言思考，与维柯的思想是很可以贯通起来的。
维柯之越出理性主义传统，还表现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和以这种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近代数学的不满。他认为，伊索的寓言，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希波克拉特的医学，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等等，都还用归纳或“总结”的方法，“由于这种总结的方法，雅典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创造出值得为人类天才颂赞的全部技艺”；(第232页)然后来了亚里士多德和芝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是一种从共相推出殊相的方法，芝诺的诡辩法和近代哲学家们一样，“使人的心思巧妙而不尖锐”，这一切“都没有产生什么较值得注意的对人类有益的东西”。(第232页)因此，维柯就势必和经验论者培根站到一起，他多次强调了培根对他的启发，申明他所用前方法即培根的归纳法，“综合殊相得出共相的方法”，这种方法也正是维柯所说的原始诗人们所用的想象的或诗性的方法。与培根不同和超出培根的地方，是维柯要把培根的方法用到“研究人类民政事务方面”，也即人文科学方面去，从而去发现整个人类知识的根源所在。维柯的诗性智慧说就是要作这一溯源究根工作。
虽则维柯反对理性主义，也并不尊重理性主义者视之为完美知识之典范的近代数学，但“新科学”的体例却是仿几何学式的。这就表明，维柯置身于数学和自然科学兴旺发达的时代，他身上毕竟有着一般对理性知识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也表明，维柯并没有站在狭隘的经验主义立场上来对待理性主义和近代数学科学，更没有一味情绪性地来加以批判。
卡西尔指出，在维柯那里，逻辑学首度敢于突破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范围，并且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之外把自身的世界建构为一人文科学的逻辑。作为语言的、诗歌的和历史的逻辑，卡西尔的这一发现只能是二十世纪的。二十世纪的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根本反对就是占西方文化传统之主流的科学理性，或德里达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因之，它的文化建设工作必须以超越逻辑主义传统为基本要求，也即要在“先于逻辑的”或“前逻辑的”层面上寻求一个比知性逻辑或科学理性更为源始的东西，这就是卡西尔所要寻找的“前逻辑层面的结构性”。这一番工作的目标无非是要制限文明的片面性走向，塑造或毋宁说回溯人类智慧的源始整一性和完满性。在这一现代文化背景中来观照，维柯的诗性智慧说，他之所谓“诗的源始”的观点，才显出了突出的意义。
(《新科学》，〔意〕维柯著，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月第一版，5.00元)
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