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理论上一贯提倡文学性的传记，主张传记写作当文史并重。一九二九年，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他于强调传记应“记实传真”的同时，又提出写作需“传神写生”，即“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一九五三年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演讲时，也曾通过对《论语》——中国“一部开山的传记”的语言分析，强调了传记“传神”的文学特性，表达了胡适在传记写作上欲使“文”“史”相通的愿望。
然而这只是理智的一厢情愿，在感情天地里，胡适分明更钟爱历史。他一生多次劝告社会名流做自传，被劝者有林长民、梁启超、梁士治、蔡元培、张元济、陈独秀、熊希龄、施植之等人，而他的行为目的则是让这些人“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做事的立场动机赤裸裸的写出来”，“给历史添些材料”。其中他对梁士治的劝告动机最有代表性：由于此人在中国政治史与财政史上都曾扮演过很重要的脚色，“所以我希望他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我也知道他写的自传也许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恶；但这是不妨事的，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御的方法；最要紧的是要他自己写他心理上的动机，黑幕里的线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史家眼光十分明确。
当然决不仅只于此。从胡适有关传记的文字中我们还可多方领会他的赏鉴标准。《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收录《传记文学》一篇，推出两部“了不得，值得提倡的传记”，一为《罗壮勇公年谱》，一为《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至于它们如何可称“了不得”呢？前一部的好处在于“赤裸裸的写实”，后一部虽然简略，却使人读后“不但可以晓得司法制度在当时是怎样实行的，法律在当时是怎样用的，还可以从这部自传中，了解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在另一篇评价《叶天寥年谱》的文章中，尽管胡适看到此作“浮辞甚多”，“骈体尤可厌”，但由于其间存有明末士大夫风气等诸多史料，因此仍称之为“一部好的自传”，可见文采若何，他是并不真正放在心上的，正因为如此，《四十自述》的后半部，以及《我的信仰》、《逼上梁山》，皆系史家之笔，文学性几近于无。黄山书社称之为“文学的传记，传记的文学”，竟是过誉了。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胡适《四十自述》为什么又以小说体为始呢？其实这里恰又显示了胡适在传记写作中的另一特点：记实传真方面的“欲进还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主要基石是“记实传真”。早在一九一四年九月一篇关于传记文学的日记中，胡适已分析了“东方短传之短处”主要在于失真。他所考四条，其一为“太略，所择之小节数事或不足见其真”，其二“……作者大抵率尔操觚，不深知所传之人”，安得见真？其三，“所据多本官书，不足征信。”此后他又曾反复指出，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在为《张季直先生传记》做序时，他明确提出“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记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因此，胡适表现了一种于此奋进的决心。但事情一旦轮到自己头上，就不那么容易了。身为一代学人，胡适为自己做传也不由得感到诸多不便，于是想起可以虚构的小说。他坦白地承认，以小说体写自传，“可以让我(遇必要时)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然而终究未能成功，《四十自述》还是回归史传，“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也终于略去。读《胡适自传》，以及唐德刚先生根据胡适在美录音整理而成的另一本《胡适的自传》，可发现两书同一特色是多有社会历史材料，殊少儿女私情，辉惶业绩叙述多而“走麦城”之笔寥寥，总不能合成一个情欲灵动、血肉充盈、喜怒哀乐俱全的胡适形象，这就不能不令人想起中国一句老话：“说来容易做起难”，即如胡适这样理论认识明晰，批评中曾盛赞“直书事实”之文的学者，自传的“记实传真”也殊非易事。在这一点上，胡适少了点卢梭的勇气，终于欲进不能，反退一步了。由此可见，说《胡适自传》都是按照“记实传真”要求而写，其实也有不妥，倒是十分熟悉适之先生的唐德刚注意分寸，他老实评价《胡适的自传》也难说“绝对没有笔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又说，“一切的‘口述历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圣先哲，亦所难免”，何况胡适？
读书小札
傅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