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培根在他那篇谈论读书的著名随笔中，曾谈到对书要区别对待，或浅尝辄止，或囫囵吞下，或细嚼慢咽等等。他还说：“有些书也可以请求代表去读，并且由别人替我作出节要来；但是这种办法只适于次要的议论和次要的书籍；否则录要的书就和蒸馏的水一样，都是无味的东西。”今人读到这段话，会感到有某种东西，某种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观念，让人不太舒服。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读这一本书的时间就无法读另一本书。达官贵人培根先生的时间和生命是值钱的，宜于享受精神精品，而“别人”的本分便是替他从次品中提炼超浓缩果汁一类有味的东西。其实，阅读，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事，读一本书的提要决不能代替读原书，因为严格地说，任何一本书的提要都已经是另一本书。何况，鉴别、挑选、节录、概括、介绍，也决非毫无创造性的工作，恰恰相反，对学识、眼光、想像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令人感兴趣的是，何以培根先生明知是些“次要”的书籍，却仍然想“略知一二”呢？
另一位英国人斯威夫特曾经提到读书有两种“最有成效的方法”：“第一种，对待书就像有些人对贵族老爷的态度一样，将它们的名号弄得很清楚，一点不含糊，然后向亲朋好友吹牛皮。第二种，当然更可取，是一种更深奥、更文雅的方法——将书籍的索引搞得烂熟，借助索引驾驭全书，掌握脉搏，就如同捉鱼时捉住鱼尾巴。因为，从宏伟的大门进入学问的殿堂，要求付出大量时间，要求遵守一定的形式；所以有大量繁忙事要做，很少讲礼仪的人，对从学问的大殿后门进去，就满足了。”斯威夫特语带讥讽，颇有点尖酸刻薄，这也难怪，此公本来就是位写讽刺小说的行家。问题出在我们倘若把上述两段引文一块儿读的话，会以为我在玩“以夷制夷”的古老游戏，有意挑动英国佬斗英国佬。其实，两位经典作家都道出了“书目和提要”的伟大功用：节省时间。
关键在于，省了干什么的时间？还有，省下时间干什么？
书海无涯，人生有限。庄子说，“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说是这么说，“殆已”之后，人还在，心不死，能读多少算多少；能以“目不识丁”的“大老粗”骄人的年代，毕竟是古怪之极的年代。书目和提要对书海泛舟者的帮助类乎航标与海图：了解概况，掌握动向，选取专题，避免撞车，等等。省下了胡乱摸索的时间，用于开掘纵深，或用于旁开蹊径。如今学问的殿堂已远非斯威夫特那年代，只分“大门”、“后门”而已。“迷宫之径”，离了导引是摸不进去的。何况，好些学问不必从“1十1＝2”做起，站在巨人肩膀上去摘桃子完全合法，当年视作“左道旁门”的行径，转眼变成堂堂正正的学术大道。书目、提要、索引，善莫大焉！
但斯威夫特的讥讽依然有效。书目和提要亦能节省苦读原著的时间，用来“向亲朋好友吹牛皮”。浏览了群书之“要”，便可冒充博览群书，将超浓缩果汁对上十倍二十倍蒸馏水出售。大人先生的生命和时间依然值钱。
手头正好有一本书目和提要。其实是两位英国人(不是前一节提出的那两位)分别写的两本书，译成中文后合印成了一本。一是西利尔·康诺利的《现代主义运动》，介绍了一八八○至一九五O七十年间法、英、美的现代主义代表作一百种；一是安东尼·伯吉斯的《现代小说佳作九十九种》，介绍了自一九三九至一九八三四十五年间他认为值得列入佳作之林的近百种小说。我们不妨借此讨论一下编写书目和提要时面对的困难和苦衷，以及化解的策略。
所谓“吃力难讨好”，症结何在？最要命的是取舍之间，标准不好掌握，更不用说难平众意了。七十年间，“玩”现代主义的行家里手不知有多少，只选其一百种(有的作家选其两至三种，有的作家干脆落选)，不好平衡。但是，康诺利毕竟是在为一个“文学运动”编制书目，其意图较具专业性，这一点已帮他把大批“运动之外”的书籍大刀阔斧地加以排除了。伯吉斯的任务就比较麻烦，他得首先说清楚什么是“小说佳作”。
这两部书的序言都成了“戴着石臼舞狮子”的精彩表演。说实话，还都舞得真不错。
康诺利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编辑，他在依据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距离远近来决定取舍之后，仍然碰到一点麻烦。他的坦白是令我们感兴趣的，他说：“最令人头痛的是这样的一些作家，我认为他们应该列入，可是我个人又不太喜欢，如果有一天我得进单人牢房我是不会把他们的作品带在身边的。伪善迟早会被发现，因此我不如干脆把我的‘盲点’公布如下……”接着一连数出了包括福克纳在内的七八位作家。俗话说“坦白从宽”，自首者可以减等发落。与其将自己不喜欢的作品勉强列入，不如干脆把它们置于那一百种之外，哪怕是得过世界大奖的名家之作也罢。干脆利落，坦诚相见，这样的选家，信得过吧？
康氏还谈到另一重困难，那就是距今越近的作品越不易挑选。序言用了不少谦卑的字眼：“我的书目的最后部分看来比开头部分更加不可靠”。“当我犹豫不决时，我就选择有才气的作品，可是我又怎么敢肯定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呢？”“也许，为了炫耀自己博学多识，也许，为了报答所欠的人情，我会变得不客观？”这些疑问句的修辞效果是极好的，读者不免就将同情心投向面对困难的编写者了。
安东尼·伯吉斯本人就是一个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教授，他详细谈了他所理解的“什么是小说”以及“什么是好小说”，亲切随和心平气静，不像一般“文学概论”中的定义，往往专断霸道，不容置疑。精彩之处在于，当伯吉斯陈述了他所理解的“好小说”之后，立即指出他开列的书单与他所谈的“特征”相对照时，“看上去没有几条适用”。他承认，“给小说设计普遍适用的参数是困难的。”人们不得不在“语言的运用”和“对人的关心”两者间作出平衡。“有时，语言的运用那么卓越不凡，我们只得下决心原谅作者缺乏对人的兴趣。有的时候，对人物的兴趣将会抵消语言的不熟练或结构上的欠缺。”伯吉斯力图使自己的取舍标准能为大家接受：“不管怎么说，这里列入的所有小说家都给我们增添关于人类状况(不论睡着的还是醒着的)的某些知识，语言运用得很好，阐明了行为的动机，有时还扩大了想像力的范围。”
伯吉斯将自己的书单限于英语小说，这个范围就小多了。康诺利选的作品语种为法语和英语，就不得不把德语中的现代主义作品(比如说卡夫卡、里尔克、托马斯·曼)或俄语中的杰作排除在外。康诺利的理由是他不懂这两种语言，无法通过一个译本来准确地判断一本书，而且译本的出版年月也会搅混他的时间次序。这很令人遗憾，却也没有法子，除非找懂德语和俄语的人来合作。但“以不知为不知”的态度还是可取的。伯吉斯只选英语小说，却也无法做不遗憾之事，讲英语的国度太多了。在他的书单上，“新西兰根本没有提到，加拿大只出现两次，澳大利亚一次；名单上作品主要由不列颠群岛和美国平分了。”他承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所以，最后一道防线是必须设置的：“如果读者强烈反对我的某些选择，我也感到高兴。因为只有通过争论，我们才能鉴别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伯吉斯)
两位作者展示了编写书目和提要时面临的困难和可能承受的压力，展示了解决这种困难和化解这类压力的基本策略。不亢不卑的态度是要紧的。他们决不以为自己在做着如其先辈培根先生所说的提炼次品的次要工作，也决不隐瞒自己的好恶、个人经验和执着的标准，决不假装出一副掌握了美学法则的文学审判官面孔。他们乐于承认工作的难度，却又确信这是自己能够胜任的，因而也能承受读者、同行的批评和挑剔。或许，正因为这样，这两本提要才能写得如此精当，亦庄亦谐，角度犀利，毫不枯燥，充满了智慧和同情心。至少序言加深了你阅读时的这类印象。
读一种书不可能代替读它所介绍的那九十九或一百种书。抛弃不切实际或投机取巧的幻想，老老实实地把书目和提要作为它本身所是的一本书来读，倒会有很多收获。鸟瞰和浏览损失了细部细节，却能显示轮廓、趋势、走向，亦能提醒我们注意别一种读法时往往忽略的一些方面。
译者李文俊在漓江出的那本书的末了，附上一篇《从<现代小说佳作九十九种>想到的》，其中说道：“最使我遐思不已的是伯吉斯提到的第七十二本小说，亦即英国作家基思·罗伯茨的《西班牙宫廷舞》。这是一部‘假设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写另一种可能的历史小说’。在小说里，伊莉沙白一世是被人暗杀致死的，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没有沉入海底，而是靠了岸使西班牙征服了英国，英国重新归顺罗马教廷。这样的结果是，在一九六八年，英国的国教是天主教，蒸汽机仍是主要的动力机械，一系列故事由此发生与发展下去。”李先生问道：“中国历史里又能作出多少这样的假设？拿它们作框架，又能写出多少匪夷所思的绝妙文章？天底下的事无奇不有，有谁能说得准呢？”
许多流行的说法其实都未经论证和验证的，比如说近几年来中国文学界就已经将西方一个世纪以来的种种流派手法思潮技巧“玩了个遍”之类。这也太轻看人家的探索积累和苦心经营，太夸大了自家的吸收消化模仿能力了。文学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似还远未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何况总有个柳暗花明在前头等着。就拿这“假设的、可能的历史小说”，不就是有待哥们儿尝试一番么？搞历史也搞文学的大才子郭沫若老前辈，曾经“假设”过：战国时代，楚国之国力与秦国不相上下，论物产可能更丰足些，要是由楚国而不是秦国统一了中国，历史将会怎样？南方的、浪漫主义的、巫的文化、老庄的哲学将取代北方的、理性主义的、士的文化、法家的哲学？将会有更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少一些清官循吏？假设得好。但从未想到过将之“小说化”，可惜。不是么？
书目和提要，不见得便是无味的蒸馏水。触类旁通，开启思路之处当不在少数。
“提要”的英文字是“key”，钥匙也。开启思路，摸门径，以及斯威夫特所说的学术之宫的大门后门等等意思，原就蕴在“提要”的字面之中。然而，书目和提要在开启一种可能性的同时，往往也关闭、排除、遮掩了另一种或多种可能性。这不奇怪。书目和提要固置了一种标准，规范了对作品的一种解释，它敞开了一种语义，同时遮蔽了其余。这或许是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应付出的代价？
“告诉我你读些什么书，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人。”这话太绝对。但选择了一批书，确乎就选择了一种自我形象，并且得为这一选择负责。不难想像，书目和提要的编写者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文学传统、学术权威、出版惯例、读者市场……漓江版的那本书的译者在介绍编写者康诺利和伯吉斯时，就充分强调了这两人的实践经验、批评眼光、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实际上都起到帮助读者消除“不放心”的作用。最直截了当的问题是：“你凭什么在这里对书说三道四、挑三拣四？”这也是书目和提要多由权威机构有组织地进行的根本原因。权威能保证其敞开或遮蔽、取或舍的合法性。何况，书与别种物品多少有点不同，我们总觉得后边藏有一个发出声音的“主体”。不管多少年之后，当我们不得不对书作出取舍时，总是会在字里行间与那“主体”的目光相遇。如果它得到传统、权威、惯例、市场的支持，其目光难免有点咄咄逼人。除非具有足够的骄傲和谦虚，很难面对那目光而不怯阵。康诺利和伯吉斯，在他们各自的序言中“不亢不卑”地又作解释又表遗憾，正是在众多目光中不得不采取的对策，正如咱们中国的选家，动辄搬用“挂一漏万”、“见仁见智”、“遗珠之憾”等成语一般。倘从道义上考虑，则不是培根大法官一类严厉的目光，而是渴望到书海里试帆学宫内寻路的莘莘学子们殷切的目光，才构成对编写者最大的压力。
六十多年前，《京报副刊》以“青年必读书”为题向名家学者征文，鲁迅却“不按牌理出牌”，在表格里只填了两句顺口溜：“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等于交了白卷。可是又在附注中，写了颇长的一段话：“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看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这番话曾引起剧烈的辩论。如今离开“上下文”、“语境”来讨论它是否全面是否深刻，毫无意义。援引鲁迅曾给好友许寿裳之子开过两个读中国古书的单子，来证明上述话不过是他针对倡言“整理国故”者的愤激之辞，恐怕也未说到点子上。鲁迅自己说过：“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写在<坟>后面》)鲁迅一向坚决拒绝“青年导师”、“思想界权威”一类庸俗的“纸冠”，“必读书”中的“必”字，其独断色彩不消说也会令他不愉快。即便开列两部与《庄子》和《文选》截然对立的外国书，也是一种“固置”、“关闭”和“规范”。因此，交白卷替鲁迅保留了自由地发表有关读书策略的意见的权利，他只是依据自己的“经验”， 体会，提供给“若干”(不是全体)读者作“参考”。其间深蕴的沉痛、苦痛、苦心，远远超出其字面意义，至今给人以启迪。倘若把“经验”和“策略”当成权威和导师的“指令”，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了么？
权威性是编写书目和提要的必要条件，但那权威性决不是不容置疑的。编写者的谦虚有时会遮掩(或者正好敞露)这权威性，并且遮掩这遮掩。当我们面对任何(独断的或不那么独断的)“必读书目”时，最明智的一点就是，清醒地意识到为了节省时间和生命所可能付出的代价。
(《现代主义代表作一百种、现代小说佳作九十九种提要》，〔英〕康诺利、伯吉斯著，李文俊等译，漓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一版，4.50元)
黄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