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许多读者知道美国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母亲原来也是写小说的。她的遗作《掠夺者》(The Predator)最近出版，才引起文坛的注意。厄普代克少年时的爱好写作显然是受母亲的影响。
母亲名玲达·格蕾丝·霍也尔(Linda Gra-ce Hoyer)。《掠夺者》乃是她的第二部出版的著作，内含八篇情节相联的短篇小说，很受好评。她于去年十月逝世，享年八十五岁，年轻时在康乃尔大学获一硕士学位，后来嫁与当教师的威斯莱·厄普代克为妻。儿子约翰说，“我最早的记忆是看她坐在写字台旁。我羡慕她的写作文具，打字机橡皮，一盒一盒的清洁打字纸。我记得装了原稿的黄牛皮纸大信封，原封寄了出去，又原封退了回来。”这样，幼小的约翰·厄普代克决定了自己未来的命运。
她也试写过长篇小说。不过发表不多。约翰说，虽然母亲没有成名，“她的努力、她的灵感却传授给了我。”今日我们有了约翰·厄普代克，得感谢他的母亲。
玲达·格蕾丝·霍也尔的短篇多在《纽约人》杂志发表。第一篇是一九六○年的《译文》(Translation)。《纽约人》当然也是约翰的基地。约翰今日说，妈妈(已五十余岁)的名字初在《纽约人》出现时，“我的父亲很高兴，因为与一个挣扎的艺术家合居是件最恼人的事。她的成功使她能有钱购一辆新车。道奇车。他们就是这样庆祝的。”
霍也尔女士(她保持原名)的第一部小说集《迷魅》(Enchant-ment)系于一九七一年出版。此后她就不断写作与修改，直至逝世为止。约翰在整理她的遗物时，也找到了自己于初中二年级时所写的一个剧本。他说，“我发现她已很小心地把它用打字机打出来。她实在是一个任何作家所必需的好母亲。”
《掠夺者》的八个短篇主要人物是一个名叫艾达·吉普逊的七十岁寡妇，住在乡下，生活孤寂，八个故事是讲各别邻居对她的骚扰以及她的对抗，直到她于八十四岁逝世。小说显然是自传性的，作者利用这些故事来表达她对老年生活的观察。
新书上登广告
报纸与杂志都是靠广告收入来支持的。在今日，要出一份报刊，如果全靠销路，根本办不成。例如纽约几家日报，除了《纽约时报》以外，都在亏本；虽然销数有五十万至一百万份之多，但是由于广告收入的不足，很难支持。杂志也是同样，它们以廉价争取订户(我家订了十几份精美杂志，并不觉得昂贵)，因为订户多了，可以提高广告费，区区订费，不足为忧。
现在，商业化的美国出版界已有人创始在新书上登广告赚钱。这种做法受到文学界人士严正的批评。爱利的作家们则被处在两面为难的情势中：一面要保持创作艺术的崇高，一面又舍不得赚些现成的外快。
根据出版界向例，作者的收入是版税，多少则视销数而定，不能预测。现在美国南方一个名叫慧德尔的出版商，异想天开的创始新法，已经招募了好些名作家。他的方法是这样的：请名家写书(其实是小册子)，字数不出二万、报酬六万元(等于千字三千美金的稿费)。他然后印书十五万本，免费赠寄全国工商界、政治界、学术界重要人士。他的费用与自己的收入呢？完全靠广告。(这样薄薄的一本书，也在市上出售，售价十二元左右，但是销数不能保险。)
慧德尔这种新颖办法已引起出版界的骚动。有人忧虑，新书的出版如果由广告来支持，它的严格完整性就受了损害，而作家的名誉也受影响。可是有的出版商则以为这是好的生意经。也有作家相信，写它区区二万字，赚了一笔有保证的巨大稿费，又何乐而不为？下笔快速者在十余天内就能完成二万字的著作。批评者则以为作家因谋利而出产的，必会粗制滥造。
我本人的看法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写书，主要是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来吸引读者；读者数目大小，全视作者思想与书的内容价值来决定。出书的主要因素是思想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将必受慧德尔出版方法的影响。言论自由是不能用金钱购买的。
美国两份开明刊物的分歧
五十年代初自米苏里到纽约时，自号“开明主义者”的我，马上在思想上靠了纽约自由主义人士的边，把《新共和》与《国家》(也有人译《民族》)两本周刊奉为圣经一样的阅读。在那时(大战结束后数年)，《新共和》与《国家》是美国左翼文坛的哼哈二将，它们不刊文学作品，但是它们在政治见解上很相近，很引起开明知识人士的共鸣。
近十余年来，这个情况已有大变。它们不但已不再是姊妹刊物，而且在许多论点上互相敌视。大致的解释是：《国家》仍保持原色，而《新共和》则因数度换主而论调大有变化。在纽约文坛上，《新共和》与《国家》的对峙成为一段重要新闻。请想四十年前两本刊物亲密到甚至有合并的意图，今日的分裂更令我们这些善于遐想的所谓开明人士惋惜不已。
《国家》主编维克多·纳伐斯基在最近一期中叙出这段短短历史。不过他并没有遗憾，相反的，他认为这两本刊物的意见分歧其实是文坛健康的现象。据他所述，一九五○年时，当时的两个主编兼发行人曾讨论把合并的刊物取名为《国家与新共和》；合并的主要原因是两本刊物不但政治立场相似，而且都不赚钱；合并之后至少可以省却开支，处在“为美国自由主义仗言”的较佳形势中。
《国家》与《新共和》虽然销路不大，读者多是社会与政府的开明之士，因此在美国思路上具有极大影响。
说来可笑，合并企图的失败，主因还是在于不能同意办公地点那类琐事(当时《国家》编辑室在纽约，而《新共和》在华盛顿，今日仍未变动)。不过纳伐斯基也说明两本刊物意见并非完全一致，例如，《国家》批评杜鲁门总统为“冷战大将”，《新共和》则支持杜鲁门；《国家》猛烈攻击麦卡锡主义，《新共和》在这方面则姗姗来迟。
自从六十年代反越战运动以来，两本刊物所走的方向就显出分歧；它们对美国在世界舞台所扮演的角色颇有不同的意见。例如：《国家》认为冷战高潮中，美苏两大巨国的核子军备竞赛都有相等的责任；认为美国高举反共旗帜，而在拉丁美洲支持右派独裁政权为压抑人民。相反的，《新共和》则逐渐右倾，主张美国加强军备来抵制苏联的威胁。在中东问题上，《国家》把阿拉伯国家归于第三世界，予以同情，而《新共和》则完全支持以色列。
最后一点也许是出于《新共和》主编人(与主人)马丁·配瑞兹的温情主义。配瑞兹是犹太裔，原是哈佛大学讲师，思想开明。二十余年前他用富有的妻子的嫁资购买了《新共和》，但是他对以色列的偏爱几乎把这份杂志造成专门为以色列执言的刊物；而他的反共言论几乎相近于极端保守派的疾声嘶喊。这类火气极大、缺乏理智的呼声并不引起开明人士(甚至犹太开明人士)的同情。
《新共和》的渐渐走向右派极端，《国家》的保持原色，两本过去姊妹性刊物踏上相对的异途，引起有识之士的极度关注。它们在文坛、出版界的影响可以左右美国的未来思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此苏联与东欧有巨大变动之时，这两本刊物将又有怎样的发展。
梯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