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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博士今年岁初在纽约寓所辞世。新闻媒介谥之为“蜚声中外的平民教育家”。博士以演说雄辩和组织事功擅场，是实践型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生平未尝着意著书立说。国内出版界一九八九年相继推出《晏阳初文集》、《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既慰前贤，又益后人，功德无量。唯不知博士生前已及见到否？
一八九三 一九九○，博士生命长河，汩汩淙淙，浪花水沫，流走几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风尘。寿终正寝，尽其天年，自是人生一幸。由是而念及他留居大陆的最小的儿子晏福民同志，却英华早谢，于十年动乱之初含恨以终；便难免漾起几分凄苦，几分怅惘。今日摩挲遗编，审视晏先生已然凝固了的生命长流，更有目迷五色、思绪难理之感。即如“蜚声中外”，而今域内国人对晏先生盛名恐已鲜有知者；“平民教育家”，更难解何所云而然。至于四十年代初季，晏先生与科学巨人爱因斯坦、动画艺术大师狄斯尼(米老鼠唐老鸭艺术形象创制者)等人杰一起，同被美洲学界推选为“对人类发展做出革命性贡献的世界十大伟人”，听来更如出自爪哇国的海外奇谈。且无道其宏言谠论若“第五自由”者矣。
“第五自由”论，起自二次大战后期。其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残灭人性的法西斯主义，提出“四大自由”口号；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对之作了补充。他说：“我们不只能拥有‘四大自由’，还有第五自由：比较其他四项都显得伟大。没有它，我们能有‘四大自由’？这就是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Freedom From Ignorance)。”(《晏阳初传》，431页)
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这就是晏先生以“除文盲、作新民”为目标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精义所在吧。而最能道出晏阳初及其同仁孜孜<SPS=1907><SPS=1266><SPS=1266>、不懈其志之丰神的，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在延安一语中的之评：“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堵述初：《毛泽东先生会见记》，见《晏阳初文集》附录)赘言一语：二十年代初晏阳初倡导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长沙城沸沸扬扬，有一百多位义务教员参与其事，与晏氏同龄的毛泽东即在其中。
宗教家精神。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当然不是在指斥虔诚的基督徒晏阳初传布“精神鸦片”或“用笔杀人”。揣度言之，其“深致敬佩”者，大约是意在弘扬一种巨大热情、执着追求和虔诚奉献精神吧。四十年前，我曾有幸黍列晏先生门墙桃李之荫，就读于其创办的重庆乡村建设学院。师生集会，例必按“平教会”传统行礼如仪：全体起立，唱《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歌词系晏先生延人执笔，自选《苏武牧羊》曲调谱成。众人高歌，激越昂扬，苍凉悲壮；浸淫其中，的确能感受到几分宗教情感。其词曰：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
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跨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今日吟咏韵味，品藻词翰，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忧世拯民、奋进求成而又不无寂寥苍茫之绪的异样况味；也许其中正积淀了一代知识界人郁郁心声——激昂慷慨中难掩其迷惘困惑之情？且复于曲律跌宕中，又如见当时已年近花甲的晏阳初引吭高歌身姿；笃诚笃敬，肃穆庄恭，正是一尊虔诚布道者声容。今日若把歌词作“平教”纲领研析，倘能不计所谓“历史局限”而作持平之论，对其“一心为平民”的坦诚告白，“务把文盲除尽”的铮铮誓言，无论如何是不能一笑置之的。况且，晏阳初是一位坐而论道、起而力行的实践型思想家：从一次大战在欧洲战场十万华工中开展识字运动，历经二十年代初倡导全国识字运动，发展而为“乡村建设”的定县试验及四川、湖南试验，晏阳初的确是躬行践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他漫长而曲折的平民教育之路的。仅以“务把文盲除尽”而论，也许今日之我辈愈益感到这份历史遗产的沉重和艰辛。就此而言，称晏先生为先知先觉和先行者，也不应为过吧。且听他在一九二七年发出的沉痛呼声：“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流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四顾茫茫，终夜徘徊。”(《晏阳初文集》)，一卷，116页)
四顾茫茫，终夜徘徊——斯人去矣！回首当年，我所及见的晏先生正主持乡村建设学院及“平教会”巴县实验。功业成就，声誉日隆。虽未改其谦冲平易、坦诚热情本色，但已颇具“平民”而“圣者”气象，俨然一代宗主了。且盛筵难再，历经战乱烽火，“乡迷”绿洲，于神洲鼎沸之际，总有一种其曲将终、其人将散之感。一曲平民教育运动长歌，总括而言，华彩乐段，在定县试验十年(一九二六—一九三六)。晏阳初的宗教家精神，也随之而张扬极致，夺目生辉。
定县实验，是晏氏“平教”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参加这项实验的“中华平民教育运动会”的领袖人物，几乎清一色具有负笈海外的学历，当时遂有“博士下乡”美谈。晏阳初组织和带头的这次“博士下乡”也许是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真正自觉自愿的“上山下乡、扎根农村”运动吧。一九二六年开始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和试验。一九二九年，时正盛年的晏阳初，以其特有的青春锐气(这种锐气，晚年犹能见到)，偕同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女士及襁褓婴儿，毅然离开北京，举家迁居定县。安家落户，一住八年。“平教会”总部也随之搬到定县。随之举家迁居定县的知名学者、教授，先后达数十人。其中有正牌博士头衔者所在多有。值得特书一笔者是孙伏园先生到定县担任中国第一家《农民报》主笔。一九三五年鼎盛时期，“平教会”工作人员达五百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小小定县，一时人才荟萃，谈笑鸿儒，称得上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一段别具异彩的风流佳话。较之我辈熟知后来居上的“很有必要”和“五七道路”，应是另有一番滋味。今日思之，众位前贤先辈，不必脸红心亏。
晏阳初晚年回顾这段峥嵘岁月，仍然充满感情：“我两个女儿，群英、华英就是在定县乡下长大的。我们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见《乡建校史研究会通讯》第六期，10页)这样的变化，当然会“触及”洋博士们的“灵魂”。对此，晏阳初十分清醒。他当时就指出：“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晏阳初传》，179页；参见《晏阳初全集》第一卷，201页)。而且，他指出：“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几年来工作愧少成绩，亦正以此。”(《晏阳初全集》第一卷，221页)。——多抄几句，除欲一显晏阳初雄辩风格外，也实在是觉得五十多年前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
然而，芦沟桥一声炮响，定县实验遂风流云散。“平教会”也不得不南下潇湘，西去巴蜀，到重庆郊区歇马场高坑岩大瀑布旁另起新居。殆及刘邓大军炮声撼山城，乡建学院及巴县实验终于降下帷幕，改弦更张，别赋新辞。而晏阳初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愚、穷、弱、私”的平教理论基石和针对四大问题提出的“文艺(文化)、生计(生产)、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自然也难逃黄杨厄闰。对于历史的选择，晏阳初在其晚年，以智者之勇，仁者之风，有此明快了当的悟道之言：“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乡村的面目，还得有现在这个制度。”(见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作者张高)
晏阳初于一九四九年去国。几番曲折，几番风雨，终能于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以年逾九十的高龄，风尘万里，翩然归来，一亲、再亲故土，了却数十年悠悠乡关之思；而后，溘然长终异国，应已无憾。多少身前身后事，茫茫海宇“燕”归来！我们终于有了得以从容审视历史、省察现实、探索未来的机缘。晏先生文集、全集的出版，正适逢时会，令人欣慰。掂量晏先生多年前提出的“愚、穷、弱、私”在今日的分量，倾听其“务把文盲除尽”的热切呼声，研析其“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高义，匡时启智，皆匪无益，无待<SPS=0149>嗦。
一九九○年五月，长沙龟背竹楼
(文前晏阳初象，丁聪作)
朱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