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济学家普遍受到了紧迫的发展问题的挑战，附属国纷纷从宗主国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而踏上民族振兴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同时，凯恩斯经济学虽曾一度开出良方，但仅维持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短暂”兴奋，资本发达国家内部失衡等重又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时一种强有力的意志就迫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转换自己的视角：从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去关注外围(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块处女地而被开垦出来。
发展经济学按其发展来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为第一个阶段；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为第二个阶段；七十年代末以后为第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特定的明显的特点，且打上了鲜明的意识印记。
在第一阶段，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物质资本积累、工业化和计划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来进行的。这一阶段的经典文献主要包含尤金·斯特利的《世界经济发展》(一九四四)，库尔特·曼德尔鲍姆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一九四七)和罗森斯坦一罗丹的《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一九四三)，当然也应包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九四五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还应包括R·纳克斯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九五二——一九五三)以及A·刘易斯的《经济计划原理》(一九四九)。这时已经出现了发展经济学的雏形。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虽然生产投入要素具体包括自然条件、劳动力和资本，但是自然资源的丰歉并不能对经济发展起决定的作用，仅会给经济发展造成有利或不利的条件。物质资本的匮乏，使发展中国家在总供给和总需求方面严重不平衡，以致于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低收入均衡陷阱”之中不能自拔。究其实质的原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双重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为填补这种缺口就必须一方面提高投资效率，另一方面用国外资本抵补，这样形成了“唯资本理论”。用这种理论的始作俑者罗森斯坦－罗丹的话来说：二战结束了，“我们能活下来，就不应当恢复过去的现状，而应当建成一个更富庶的世界”。因此，资本不足的矛盾，可以“大推进”的投资来推动工业化的到来，或者通过全面的计划化实行强制的工业化强度提高资本的丰腴程度。
但是，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千孔百疮和民生凋蔽使这一切不可能唾手可得。国际金融体系日趋崩溃的势头却使发展经济学家们发现了通过国际性经济组织机构可以点燃发展的导火索。当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后来作为两者补充的关税和贸易同盟已经成立，发达国家遂开始通过自己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有组织地向发展中国家派出“访问经济学家”，“向土人提建议”，但也没有获取实质性的进展。后来就正如O·赫尔希曼所说：“在和‘病人’极有限的接触之后，就乞灵于普遍应用的经济理论和补救方法，不管它们的牌子是新的是旧的，而发表命令式的建议和处方”。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时随身所携带的仅是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旧药箱，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开出几味新药。
到了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家试图改弦更张，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他们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对经济计划化、市场机制、农业、国际贸易以及社会项目估价的重新认识。这个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大多数从国际经济组织机构中隐退下来，而潜心研究落后国家真正的发展要领。
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家的这种学术心态的变化，在他们对计划化、市场机制等的重新审视中处处都有所体现。经济计划化理论曾是阿瑟·刘易斯的看家功底，在一九四九年曾出版过的深受费边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经济计划原理》中，提出了“移动性的计划理论”，他当时的出发点是“政府必须做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在先进国家里是可以让企业家去做的”，且认定只要资源富有灵活的移动性，计划就会切实可行。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在其出版的《发展计划》(一九六五)中，他只得伤感地指出：“关于如何制定发展计划，其主要障碍是什么，以及阐明好计划与坏计划的区别的书籍却寥若晨星”，以致于像他这样的大家也只要亲自拿起笔和纸去教会穷国如何设计计划表。
其实，按照刘易斯的“移动性计划理论”，强调资源流动性对于经济计划的重要性，恰切地说代表着一种计划与市场之间相互取长补短的暖昧态度，这又导致了对市场机制的重新估价，以致于好多隐退了大学和研究院课堂里的发展经济学家既想教会学生们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同时并举，又蒙生出一种对亚当·斯密的怀旧式幽情，而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六十年代后期，众多的发展经济学家看到了发展中国家在制订计划的方法上，投入一产出矩阵模式、线性规划模式等风行一时却又不起作用，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无需在计划与市场之间辨过水落石出，驾轻就熟地回到了“非市场失误”的观点上，结果导致了“新古典主义的复活”(the Neo－classical Resurgence)。新古典在后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正统。与此同时，对落后国家的国情有较为广泛了解的经济学家也开始畅谈结构主义理论。一九六五年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H·B·钱纳里发表了他的《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分析》一文，揭开了结构主义学派流行的先河。结构主义学说的突破性进展着眼于经济结构问题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键(Master key)，并试图寻找发达与不发达的结构差距，因此，又使得发展经济学回到了它产生的起点：计划化与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等“基础设施”上。
结构主义学说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遗风。结构主义学说所包含的不平衡增长和二元发展理论，它们所描述的经济发展战略都没有离开新古典主义的假设。不平衡增长的最核心理论是按照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来选择产业的发展序列，“发展就是一系列连锁的不平衡增长”，发展都是通过经济中的主导部门的成长带动其它部门的成长，由一个行业或厂商的成长引起另一个行业或厂商的成长方式进行的。这种理论跟平衡发展理论相比较，实质上是对平衡论的补充。
六十年代后期，异常活跃的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讨论拓宽了发展经济学家的视野，且为他们提供了识别文化传统的丰富材料，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的强烈兴趣。一九六八年，G·缪尔达尔总结出版了他对亚洲国家为期十年的研究成果《亚洲戏剧：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这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独树一帜，“态度和制度”研究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制度研究不能依靠普遍经济学文献所使用的概念，或从发达国家借用概念，诸如收入、储蓄、供给、需求和价格之类的概念，统统都在市场之内，统统以总量或平均形式而表现。这些概念不足以说明不发达国家的现实”。《亚洲戏剧》的研究自始至终坚持制度研究和价值观念前提的现代化，提出一整套全新的概念体系，诸如软政府(soft state)、贪污腐败、制度平等、人的现代化等等。《亚洲戏剧》的出版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强烈的“自卑感”，“从以罪恶的忏悔开始，趋向以忠诚的忏悔而结束”，并且使得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沾染了政治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色彩
自由化思潮喧嚣尘上也得益于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风格。自由化思潮的崛起，除了新古典主义思想所提供的血性之外，对个别经验的研究也使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感到自由化确实是落后国家发展的福音。自由化开始是从贸易与金融问题获得突破的。五十年代，阿根廷经济学家R·普雷维什和德国经济学家H·W·辛格曾经提出了“普雷维什一辛格命题”：既然国际贸易和“大推动式”投资一样是增长的发动机，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大多数以营运初级产品为主，初级产品的价格在国际贸易中却不断地受到中心国家(发达国家)有意识的压低，这实质上是使落后国家(中心的外围地区)长久地处在贸易恶化的环境之中；如果说初级产品的出口是“剩余的出路”(vent for surplus)，并为落后国家提供资本积累，但趋于恶化的贸易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意味着一种福利损失。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在当时虽有拉美国家的现实映衬，但仅仅是一种有待于验证的理论抽象。不久，在七十年代，这一命题导致了众多的发展经济学家的贸易战略设计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外向发展与内向发展以及贸易利益均沾问题受到了日益的重视，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谋求外向发展的成功为验证这一理论和贸易自由化理论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素材。有关自由化在金融、企业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也是沸沸扬扬，限于篇幅，我们留待以后继续讨论。
发展经济学的第三阶段是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可能国内外学术界很少赞同这种划分)，它的特征是离宗叛祖，通过对发展经济学所走过的历程进行批判而试图重建发展经济学。这一阶段的文献分水岭，我想应该是D·西尔斯的《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发展和衰亡》(一九七九)，他一语道破天机：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在此以后，虽然先驱者以自己的大度辩解，诸如O·赫尔希曼说：“虽然这种发现有助于我们的科学重新统一，但并不像浪子回到无变化的、永远正确的、永远正直的父亲跟前那样”。发展经济学家之间的“代沟”已经出现，这种“代沟”势必以埋葬先驱者才能填平；虽然先驱者试图对自己“良心上日益加深的痛苦进行清算”，告诫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学术机构应当促进内部改革，不要逃避在他们被统治的国家作为有用的叛逆者的责任，然后“我综合，你妥协，他(或她)缺乏活力”，发展经济学似乎到最终也不会找到一个支撑发展的支点；虽然先驱者可以风趣地借用萨缪尔森描述凯恩斯革命后经济思想的语录，指责落后国家是一个波旁王朝，在发展经济学产生后“什么也没有失去，同时什么也没有学会”，但是发展经济学似乎脱不掉“糟糕的经济学、糟糕的政治学、甚至是靠不住的伦理学”的道德袈裟。回顾发展经济学的历程，就正如伊安·里特尔所叙：“至少到最近，我才明白真相，是结构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的一场斗争。前者认为世界是有边界的和扁平的，由必须接受训练的木头木脑的人组成的。后者认为世界是圆的，充满能相当有效地把自己组织起来并有上进心的人！”发展经济学到底迈向何处恐怕还无法判明。
一九八三年，侨居英国的印裔发展经济学家狄帕克·K·拉尔认为，“发展经济学的消亡，很可能有助于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旺发达。”我们是否应该赞同狄·拉尔的那份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宣判书呢？或向拉尔表示祝贺？我想，至少就目前说，发展经济学还没有死亡。虽然发展经济学演变过程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所识别的问题还要多，但起码对其所识别的问题也带来了相等的解决思路。发展经济学的历程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联想起塞壬的歌声，可是堵起耳朵和闭上眼睛更无助于发展的航船鼓帆远航，更有可能触没在不发达的汪洋之中。要使发展经济学<SPS=1083>生，就必须靠发展中国家的新成长起来的发展经济学家的持续努力。作为书生和理想家是可悲的，无端的指责要比有耐心的研究容易得多。发展经济学应该有自己的狐狸，也应该有自己的刺猬。因为狐狸知道许多事，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不论如何，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始终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塞壬(siren)的歌声，用种种美妙动听的声音吸引经济学专业中的“海员”。发展经济学这只航船是否会因此沉没，还在未定之天，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九九○年六月十七日夜于金沟河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编，谭崇台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一版，4.10元)
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