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侏儒》用将近十七万字的篇幅，描述了一个患有那种精神侏儒症的很贫寒的小知识分子文仲的形象。文仲高大漂亮、才华横溢，却有一张恍白的面孔，一双神思恍惚的眼睛。这是一个非常懦弱的、内心像纸一般单薄的现代儒生形象。他生活在一个由一个没有文化的家长主宰一切的恶劣环境里，他妻子在其父亲的权威下，像一个钟摆，完全靠外力造成的惯性而生活。他力图超越这窒息他封闭他的空间，却徒有那种立志超越的愿望。因为缺少钙质，从出生那天起一天天酿就的“幼儿感”，使他在实际生活的一切选择面前完全没有真实自主的选择能力。他需要天天靠听天气预报来决定一天的穿衣，一旦误了预报，就会反复犹豫究竟穿不穿一件羽绒服。他不敢堂堂正正地做一个接待来客的主人，他实际上深深爱着他导师的女儿、充满青春活力的钟羽英，却连陪她去玩玩的勇气也不敢有，眼睁睁地埋葬了自己很值得珍视的爱情。他明明恐惧于他与他妻子之间没有爱，只是搭帮过日子，却没有哪怕一丝逃亡的勇气。他连当着妻子、岳父愤怒地摔门也不敢，连在长者面前坐凳子屁股该坐几分几寸都不敢自己拿主意。这种形态已足够可悲的了，恰恰他又是个有文化素养有现代观念义善思考的人。他从心理上不甘于这种沉闷地被禁锢的现状，他想冲出去又冲不出去，想冲出去又不知怎么冲出去，想冲出去又实在弱得没有能力冲出去。于是既不能战胜面前这一切又不能超脱于面前这一切，只能疲惫呆滞地面对着眼前压得低低的天花板。凹槽形不平整的水泥预制板拼成的天花板一格一格，像个鼠笼子，把他的生命整个儿挤压在那里。
这个作品描述的是那种尴尬的生存景况。它从一个很具体的生命个体出发、较真切地凸现了这种尴尬的现状。能不能说，这种尴尬是现代人在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很普遍的一种生存景况呢？在现实世界中，当然每个人的尴尬是不同的。文仲的尴尬在于他超拔的内心与软弱的行为、理智的自主意识与心理上寻找彼岸和依赖的定势所构成的那种悖谬。他的整个儿生命状态沉浸在尴尬之中，在尴尬中他痛苦得不能自己，可恰恰又是他自己选择了自己，自己决定了自己。他本身就旋在群居的怪圈里，这种氛围本身就决定了他永远是命运的孩子。他的标尺就在他自己身上，这个形象无疑凝铸了很深刻的社会主题。
金岱用对比的手法来强化这个形象的力度。先用环境与个体进行对比：一个窝囊的书生与一个暴虐的家长、一个执行家长指令的工具组成着对比；一种快速旋转压倒一切的动与一种细腻缠绵的静也组成着对比。然后又通过这个形象自身的精神与行为两种极端的反差再进一步进行对比，在这种有效组织的对比中，这个形象的悲剧因素得到了挖掘，整个作品的悲剧氛围也得到了充分的渲染。
这部作品的毛病，还在它的充分意念化。像是一开始就决定了一种图式，于是所有一切都在这种图式上按步就班地展开。由于太图式化，就缺少了其中的变化。其中人物形态，显然蕴有许多发人深省的因素，但作品框架，文仲与妻子菊贤、文仲与岳父、文仲与钟羽英与周力，这些支撑全篇的重要关系却都是主题意图下预先确定明晰了的，在故事展开中完全按预先设计的程序运行，意图也就只在表达的层面上滑动。生活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其实每时每刻都在一种千差万变的错位之中展现着难以预测的变化。人的命运、生活的蕴涵，其实都是在这种难以把握的变化中才真正呈现出令人震惊的意味的。要是在一种框定的程序之中，大概再深的感悟，也很难给人以震惊的效果。
细想，文仲与菊贤、与他岳父、与钟羽英的关系，大约是因为落入了都不太特别的关系的类型。作为一种类型，别人多少已经使用过，就很难在这种关系中体现出作为背景的价值。与菊贤、与岳父、与钟羽英，这三者关系的组合确定着文仲这个形象的存在。文仲在这么一个框架中，面对一个专制的家长，一个与之毫无感情与爱的妻子。那么，试想这种背景要是有一些变化呢？要是这个文仲面对的是一个并不专制并不家长化的家庭，要是这个文仲面对的是一种有感情也有爱的夫妻生活，要是钟羽英也完全对他呈现出并不是第三者的那一种形态，是不是就不利于形成典型化呢？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关系其实都是极普通极普通的交叉，在极普通的关系中又随时处于变化运动状态。其实在这种普通的而又是运动变化着的关系中，才有可能真正突出典型的价值。
也许对这样力图在思想上给人以启迪的作品不应在艺术表达上有过多的苛求。但作为一部长篇，我还是觉得它描述琐碎，没能组织好应该组织好的节奏。要是注意了节奏，旋律就有可能组织得丰富一些。当然，缺憾归缺憾，这部作品的价值还是摆在那儿，它从对自身生命状态的反省中做到了对自身生存观念、生存感觉的批判。这种批判的诚挚姿态本身就在感染着我们。
(《侏儒》，金岱著，一九九○年六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