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部诗文集的领衔编辑人都由著名女诗人、小说家兼文艺批评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担任，更为令人瞩目，因为她纵横加拿大文坛数十年，如今虽步入中年，但才华横溢不减当年，尤其她的创作力旺盛，加拿大作家未有能望其项背的。
阿特伍德于一九六一年发表诗集《双重的普西芬尼》， 自此登上文坛，其后出版了九部诗集，其中以《圆圈游戏》最受读书界青睐，曾获一九六六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写诗之余，她于六十年代开始创作小说，至今也出版了七部之多。有《可以吃的女人》(一九七○)，《浮升》(一九七二)，《女预言家》(一九七六)，《跳舞的姑娘》(一九七七)，《肉体的伤害》(一九八一)，《侍女的故事》(一九八五)，《猫眼石弹丸》则是一九八九年的新作。
她在编选《牛津加拿大短篇小说选》时，与老一辈的名作家兼广播文学创始人劳勃特·惠弗合作，将十九世纪末至本世纪末的加拿大短篇小说一一加以筛选，特意从杂志上与广播中发表过的佳作为挑选范围，并按各个时期的形势及特色予以分析说明。作为一位出色的文学女批评家和诗人，她大胆指出加拿大文学特定品种的兴起和衰落，及其受到各个时期的社会因素和出版状况的影响。例如根据历史事实与发展，加拿大的小说早于本世纪初即有萌芽，但由于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国外纸面书进口的竞争，小说的出版反而受到殖民地型社会结构的限制而濒于凋零。反之也因为长篇小说的凋零，因而在战后五十年代，促进了短篇小说的崛起，其成绩在加拿大文坛有一枝独秀的趋势。
目前，在英语加拿大地区还出现专业小说家如艾丽斯·蒙洛(Alice Munro)和梅维斯·迦兰(Mavis Gallant，参见《读书》九○年第四期“西书拾锦”)。她们不仅是短篇小说这一文学品种的佼佼者，而且长期在畅销书中领先。在此亦可窥见加拿大文坛之倾向少而精和质量上优势的特点，有别于美国文艺出版商业气味的浓重。眼下加拿大出版界的另一倾向，则是一种称为“小杂志”的流行——内容丰富多样化，而篇幅精小，编者力图把作品质量放在第一位，以对付装帧豪华而内容贫乏的美国出版物。在这一领域中，加拿大自有其地理历史的重要因素而胜美国同业一筹。
加拿大虽迟至一八六七年始成为单一的英属殖民地，从文学角度来剖析，诗歌的风行曾是地域开拓时期的一种主要形式。尤其在十九世纪，短小精巧的抒情歌咏，最能表达开拓者面对粗犷宏伟大自然的豪情壮志，当时长篇小说的试作多半囿于美国西部小说形式之内，限于探险与骑巡队掌故的范围。即使短篇小说也不能与诗歌的步伐与广泛性媲美，而且十分巧合的史实是早期的卓越小说家多半出自诗人和歌手。由于后者几乎都积储了多年的文学素材，如探险者日志、旅人史诗、英雄人物事迹等等，其中不少材料既具备人物性格刻划的细节，又充满民间故事的朴素情调。而这些原始题材随着历史的进行，又受到欧美心理小说的影响，便产生了它特有的美国亨利·詹姆斯式或法国左拉式的加拿大短篇小说的先驱。
若从加拿大文学特性来观察，根据阿特伍德的分析，短篇小说家中至今以女作家为多，推其理由，可能是由于开拓时期中，男性从事体力劳动者多于女性，而作为素质逾人、独具文字修养的定居者，其中女性又占多数的缘故。在先驱文学中，基本限于欧，美移民的白色人种，埋没了当地印第安人土著的才华。即使在征服丛山大川的定居者之群中，他们的文化硕果和艺术作品方面，也未曾发挥印第安土著的作用；至多只把加拿大大地的真正主人作为文学作品主要人物的陪衬和点缀，而忽视了他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再从另一方面观察，加拿大也和澳新英帝国的附庸地一样，虽然各自溶化和汲取了一定当地土人文化的营养，但在文学作品中也暴露了一种与当地风貌人情格格不入的生硬成份，有时甚至达到喧宾夺主的程度，未免与自封的现实主义原则不相符合。外来者终究是外来者，这种自我意识似乎在新兴的中青年作家中日益有所觉察，因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新作品，正在为世界文坛增添新的血液。
至于阿特伍德本人，半个世纪前诞生于加拿大渥太华一位研究森林昆虫学者之家，从小跟着父母各处流动，因此熟习加拿大的冰山大川。在她最近出版的自传性小说《猫眼石弹丸》(一九八九)一书中可以看出，她从八岁开始就跟着父母过着流动性很大的生活，她父亲既是位森林昆虫家，不得不带着他的妻子儿女长期与大自然搏斗，以取得科学上的成果。这也同时锻炼了阿特伍德这一代，不惧艰难，不辞困苦，以战胜他们的小伙伴，并且很快学会了欧美复杂的所谓文明社会礼貌——如生活上的繁文缛节，和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的技能，可是她仍能保持幼年所经受的大自然陶冶，继承优秀传统的遗产，和接触大地的亲切情感。为此，阿特伍德不断自我奋斗，既完成美国哈佛大学女子部的教育，又于一九六二年获得雷得克利夫学院文学硕士的学位。以后在加拿大国立大学任教，一九七二年任多伦多大学驻校作家，最后被选为加拿大作家协会(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届)主席。她虽然幼年时在浓重的科学气氛中成长，却以诗歌及文艺批评蜚声文坛；先后获芝加哥《诗刊》(一九六九)联合奖，一九七四年霍普金斯文学奖，一九八一年又取得穆尔逊奖及古根海姆学者奖。在文学方面，以见解新颖著称，尤其敢于突出加拿大文学的特点——摆脱旧世界的陈腐观点，力图在荒漠的大自然环境下，为后来居上的加拿大文学在世界文化中争取一席的地位。她的重要言论集《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一九七二)及《第二词语：批评论文选》(一九八二)是读书界公认的佳作。
阿特伍德被誉为加拿大少见的才女，因为她能在繁忙的社会活动和女权斗争中，不废文事，始终不放下她那支从事文学创作之笔，她的七部长篇小说都是有关女权运动的，在男性世界中为职业妇女发出呼吁，为女性寻找自我意识的创新之作。她以倔强的性格排除女性自新自立道路上的一切阻力，而又能点燃和保存人间最美好的心灵之光，因此在读她的《猫眼石弹丸》时，又是一次精神上美的享受。故事从一位已入中年的女画家伊雷开始，在初获盛名后，重返故乡多伦多寻访童时知友，发现该城已日趋现代化，市容一新，跻身于世界名城之列，繁华不减于纽约，而无后者的肮脏与窃贼的恶行。所惜者，她梦魂紫绕的童年旧梦，却已荡然无存；特别是少女时受尽对她排挤和折磨的同伙，如今都已远嫁他乡，难以重聚再尝当年深感苦涩的甜酸滋味。在这部自传性小说中，作者通过女画家伊蕾的审美观念，剖视少女时代加拿大社会的生活结构，以及加于女性的精神枷锁与心理桎梏。若干年后她大胆掌握了男童世界的玩具(俗称猫眼石弹丸)，这一举动象征了她冲破旧意识，变成一位勇于创新的宠儿。在书中按作者自己的话说，
“在那些日子里，少女世界充满了种种繁文缛节的礼仪束缚，如说话总须带一种矫揉造作的反讥腔调，举止神秘幽忽，令人难以捉摸……那时处于优势的柯岱丽娅在女同学中的随心所欲，她既傲慢又善摆布同学们。伊蕾偏偏对她钦佩得五体投地，于是柯岱丽娅就在她的身上找到了十分理想的护身牌以抵制自身心理上产生的种种疑惧……
“经过偶然的心理觉醒，战胜了自卑感，伊蕾开始学绘画，她的才智把柯岱丽娅和女同学们远远抛在身后。从此她敢于和异性谈情说爱，并且和一个美术学院同学结了婚，遭受过挫折，怀孕和生孩子，一度又心灰意懒到想自杀。最后终于逃出多伦多，面向广大世界和早期的女权运动……在命运途中，她第二次重逢柯岱丽娅，后者出乎意料地坠入吸毒恶行，失却理智后进入精神病院。她则在自我认识中成了强者，可她并没有忘却少时的友情。伊蕾反而在自己身上看到柯岱丽娅的反射，她的全部自我探索和怀疑，每一恐惧与讨好于同伴的心情都有柯的影子，却又看不清柯的本来面目。一切成了过去的历史，流失的时光不复重返，离去的亲人也成了幽灵……”
据评论家的分析，阿特伍德这部前半生自传性的小说，突出了她作为女权运动者这一面的性格。读者不难从中体会出其间贯穿了一股厌恶女性的暗流；那种落落寡欢备受抑压的少女心理，虽然不善于在人前宣泄，但在追忆与回顾中却流露出强烈的激情。这也可算是天下才女的共同点吧！？阿特伍德自从离开加拿大后，长期在欧美漫游，近年回到多伦多定居后，与小说家格莱梅·吉伯逊共度家庭生活，生有一女杰茜，已值十二岁的豆蔻年华。她希望女儿不再重复作者一己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由流浪生活回到文明社会中来所遭遇的歧视和磨难。这一愿望在父母两位作家的默契与努力下，自将不难实现，也许还能为阿特伍德提供富有情趣的新颖题材。总之，这第七部小说正是女权运动者的少时自白，值得一读。
(Margaret Atwood，CAT，SEYE，New York，Double doy，446pp.)
西书拾锦
冯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