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们的确可以称欧洲一千年中世纪历史为“黑暗时期”。不过，这一称谓本身就有些晦暗不明(西方“dark”兼有黑暗和不明的含义)。随着学者们对中世纪史料的不懈发掘和清理，尤其是随着对当今发达的科技文明的价值论思考，这一黑暗时期仿佛刚刚度过了五更夜，逐渐显露出它明媚的魅力来。这，便是刚刚结束的第二十五届中世纪研究国际讨论会(25th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会议于五月九号至十三号在密执安湖东岸一个风光秀丽的小城卡拉玛祖召开。别看城市很小，却有着好几个世界闻名的中世纪学术研究机构，比如中世纪研究所、希妥教团研究所、中世纪艺术研究中心，等等。首先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参加会议的人数之众——实际到会的竟有二千六百多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甚至包括南美和非洲，其中近半数是女士，而且相当活跃。会议组织得十分缜密、高效，早在三个月前，各项活动的细微末节就已安排妥当，甚至包括要求参加会议的人事先选定他在会议周末宴会上两道菜之间的一份菜单。西密执安大学更是显示了极大的热情，它的校园接纳了对于卡拉玛祖城来讲都是一个不小负担的全部会议活动和食宿，但不仅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还出动了几辆大客车昼夜不停地在校园里开来开去，尽管有些活动地点之间步行不过才几分钟。
会议期间，举办了各种小型展览，包括有关中世纪研究的书籍、原始手稿、图片和实物，甚至音乐演奏以及宗教仪式。所有这些，使每一个目击者都不难直观感受到人们对中世纪的浓厚兴趣。光是各个学术团体为即将召开的有关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学术会议而发的征求论文通知，我算了一下就有十余种。这些会议有地区性的，更多的则是国际性的，而且多是以年会的形式举行，地点除了美国和西欧，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些超级规模的专题学术讨论会竟也进行得如此频繁，比如第二十六届中世纪研究国际讨论会已确定在明年同期和同一个校园举行！各种有关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学术书籍更是琳琅满目，各类文集，比如戏剧、灵修文学、艺术、哲学、神学等等十分引人注目，特别是期刊和系列丛书，比如以“西方精神经典”(Classjcs of Western Spirituality)为题的系列专著，已出版的就有六十八种。一些大型的工具书，有的已出版，有的正在征集词条，比如由好几个国家的学术团体合编的《国际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学会及研究所汇录》(International Directory of Renaiss－sance and Reformation Association and Institute)，也在会议上广为散发征稿通知。另外，还有征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手稿和档案的通知、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的介绍、书目和内容摘要、各种短训班、科研基金的申请指南、有关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招生广告、征求科研项目、征求学会会员，等等，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除了会议人数之众和项目之繁，第二个使人感到中世纪魅力的，是研究课题的专门和细微。大多数与会者都提交了论文，论文在约一年前就由许多教授分别组织征集，因而也就形成一些大致相近的各专题组。在会议期间，这些论文被分成四百六十组学术会议，每组由三至四人宣读自己的论文，并回答提问，原论文组织者则分别是各个讨论会的主席。这样，每天有大约一百二十个讨论会在西密执安大学校园内同时进行，与会者可以自由选择参加。论文所涉及的课题极为广泛细致，从宏观历史研究、哲学流派探讨、政治经济分析、宗教思想区别，到具体史实考证、手稿原著释义、作品欣赏批评、人物生平传记，应有尽有。到会发言的人，大多带有幻灯片，不仅使理论分析有直接的对象，而且更使听众有一种直观体验的效果。这些幻灯所展示的图景使人明显感觉到，中世纪原也有它五光十色、绚丽多姿的方面。的确，我甚至可以说，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能够象欧洲中世纪那样，把自己的历史活动和文化风貌如此广泛、鲜明、生动、集中地反映在可视的图画之中了；或者反过来说，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艺术、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能够象中世纪艺术那样以直观造型形式直接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考据性论文之缜密细微自不待说，最能使人直观感受到中世纪生活场面的，恐怕是那些辅之以服饰、实物、道具乃至表演的讨论会了。比如第一三七组讨论会的主题是“中世纪的大帐和服饰：讲演和表演”(The Medieval Pavilion and its Costumes：Lect－ure and Display)，讲演者同时也是演员，她们是三位教会人士，身着各种中世纪服装，有的是军营将领的夫人穿的、有的是贵族小姐野营时穿的、有的是民间大型露天舞会上淑女们穿的，等等。会场内布置了一个中世纪的大帐，其他道具有绣着独角兽和各种植物图案的挂毯、骆驼模型、长矛、水壶，等等；背景则是用幻灯打出的各种中世纪场景和图画。这些幻灯一方面作为讲解的直观参照，另一方面则造成一种戏剧效果，好象整个会场就是一幅幅模拟中世纪生活的场景。又比如在以“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旅程”(The Journey in Medieval Christian Mysticism)为题的讨论会上圣·波那文图拉大学的安东尼·穆菲(Anthony Murphy， St.Bonaventure University)详细描述了波那文图拉的幻象(visi－on)，并企图用这种细节描述来说明波那文图拉神秘主义所要达到的一种体验境界，即至善的宁静(Peace as the Highest Good)。同样，曼哈坦学院的乔安·卡玛拉塔(Joan Cammaraaata，Manhat－tan College)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阿维拉的德列莎(Teresa ofAvila)在神秘主义体验中所达到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这些演讲同样配有幻灯片，但令我怀疑的却是，神秘主义的个人体验果真可以传授或讲述给别人听吗？尤其别人果真能够理解这种体验吗？不过，学者们治学之严谨，用心之良苦，却无疑显示出他们对中世纪的兴趣和中世纪本身的魅力原是合二而一的。
中世纪魅力给我的第三个深刻印象，是传统在当今西方人心中的位置和作用。这当然是一个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过在大多数洋人学者的研究中，主要体现为对具体现象的关注，尤其是绘画和建筑。比如，奥马哈州内不拉斯加大学的乔安妮·索维尔(Joanne Sowell，University of Nebraska－Omaha)的论文题目是《美国的西班牙希妥教会建筑》(Spanish CisterCian ArChitec－ture in America)。这是一篇比较欧洲教堂建筑和美国教堂建筑的论文，会后我向她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美国现在教堂的建筑风格——仅仅意味着某种艺术风格，还是有更深的文化或心理含义？在我看来，美国教堂之多可以和餐馆数量相比，而且绝大部分在外观和设备方面都非常现代化和世俗化。索维尔对此并不以为然，她说这些教堂还是以罗曼内斯克(Romanesque)和哥特式(Gothic)风格为主，但如果这样讲，这里的“风格”必然具有文化和心理含义，就此而论，它们并不是美国的传统。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尤其在美国，多少总有些暴发户心态：他们自豪于自己的发达经济和政治制度，却很有些自卑于没有欧洲文化那种深厚的传统。他们可以不以不懂中国文化为缺憾，却禁不住以能够研究欧洲历史或到过欧洲考察为荣耀。我的提问因此也就多少有些“揭短”之嫌了，索维尔后来也耸耸肩膀说：“当然，这些都不是美国自己的东西。”老实讲，听了这话我似乎也得到了一种心理补偿——因为我大可不必胆怯于自己英语的蹩脚，大多数与会的美国人和我一样也是在研究“外国”的东西。在一次中世纪国际艺术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Medieval Art， 这是大会主办单位之一)的会员招待会上，新泽西州蒙特卡列尔州立学院的历史学教授彼得·麦克劳梭(Peter MacaIuso，Montclair State College)听我所提及的中世纪宗教史或思想史家都是欧洲人时，颇有些愤懑地说出几个美国中世纪史专家的名字，问我知道否。当我回答不知道时，他的表情极为难以描述：说不上来是伤心美国学者的知名度之低，还是蔑视我的专业知识之贫乏。然而不管怎么说，中世纪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对某些传统价值的重新估价和认同方面，这在美国甚至比在欧洲反映得更为突出。
对于传统问题，即使是停留在对现象的分析，仍明显可以感到对价值观的强烈追求。比如，巴黎历史博物馆的让—米歇尔·缪索教授(Jean－Michel Musso，Monuments Historiques－Paris)在分析圣·贝尔纳德(St·Bernard)于十二世纪在克那沃克斯(Clairvaux)建立的希妥修道院时，十分关心这个遗址的现状和今后的命运。因为在这个修道院的旧址上，今天还有一座监狱。缪索在作了一些考证分析后提出一个他认为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如果这座监狱一直放在这里，是否会影响前来参观修道院的游客的数量？能让这仅存的传统建筑物就这么空空如也以致无法激起人的想象力吗？他预言，如果不去整理这些历史遗产、维修这些历史遗迹，必将造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缪索在此要强调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文物保护的问题，它涉及到当人们希望在历史传统中重新发现某种价值观念时，如何能够同时直观体验到曾经存在过的价值观得以附丽或生发的物质形态。
确实，说到底，中世纪的魅力来自某种价值观的思考和需要，而决不是由于重新发现了过去五光十色的社会而产生的猎奇心理。在一次题为“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的讨论会上，圣·托马斯大学的约翰·卡纳萨斯教授(JohnF·X·Knasas，Univer sity of St·Thomas)作了题为“热尔松和马里坦： 托马斯主义形而上学的开端”(Gilson vs.Maritain， The Start of Thomistic MetaPhysics)的发言。我在提问时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文艺复兴以来，科技和理性的价值在西方历史上主要是以个人主义来体现的，而这一点历来被认为是与中世纪价值观相对立的。这样，今天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各种价值的思考，很容易在某些方面与中世纪哲学和宗教思想有相通之处。比如他所说的热尔松和马里坦，都坚持了一种价值论(Axiology)，而不是什么形而上学，前者是针对人的存在而言，后者则针对人类知识而言。卡纳萨斯教授十分赞同这种看法，但我知道，在这种一致后面，具体的价值取向却是十分不同的。比如在交谈中，每每有人问我是不是基督徒，甚至有的人很高兴把我引为同道，说“我们都是中世纪主义者”(Medievalist)。我说这是一种误解，我没有任何希望返回中世纪的想法，更不认为中世纪比今天更好(much better)。
十分清楚的是，中世纪的魅力不仅是针对当今西方世界的价值观需要而显突出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返回中世纪”)，而且在经过文艺复兴以后六、七百年历史变迁的今天，重新看待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时机才开始成熟。本文固然不是为了阐述我的学术观点，不过“返回中世纪”的误解，大多在于没有认识到任何被称为传统或历史的东西，都只在当下具体的价值转换中才有其真实的含义。因此，中世纪对今天的魅力，原本是人历史地造成的一种结果，它并不来自于某些确定的、过去曾有过的什么事件，而是指所谓“中世纪”(Medieval)这一历史和文化现象之所以会存在这个问题本身，其魅力又主要体现为中世纪思想的某些方面在今天可能具有的文化价值。这与其说是今天人们需要中世纪的某些东西，不如说中世纪作为历史范畴在今天才实现了它真实的存在的含义。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形容词意义上的Medieval已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特定范畴，比如中国就没有这种中世纪，而只有西方人在时间意义上讲的中世纪(the Middle Ages)。
就整个学术氛围来讲，会议显示了一个大大不同于我国学术研究的特点，就是思想方法上明显的实证主义倾向，特别是美国学者——这也许倒是英美哲学的一个传统了。大多数论文不仅总是针对具体的事件、人物、作品而作的，而且都有一种不嫌其细，不厌其繁地说明每一个具体细节的爱好。不少论文专论某一时期、某个教堂中的某样东西，比如圣遗物、喷泉、彩色玻璃，甚至某块石头。在整个会议的二千多篇论文中，只有加拿大圣·玛丽大学的埃米罗·斯泰戈曼教授(Emero Stiegman，St－Mary Uni－versity)的论文是关于美学的，题为“圣·贝尔纳德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St.Bernard)，而我宣读的论文题为“爱的解谜——论圣·贝尔纳德的美学思想”(solving the Riddle by Love一On Aesthetic Thought of St.Bernard)。然而交谈起来，还是明显感到方法和着眼点的差别。即使是象卡那萨斯所说的形而上学课题，也是以描述本文为主，较少观点阐释。这一方面表明，国内那种认为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更多思辨特点的看法其实是失之偏颇的；另一方面则表明，具体材料的局限使我们在真正弄懂西方文化方面还要化很大力气，而不是可以对此下结语性评价了。
由此又使我想到，洋人学者虽然很惊叹我对中世纪思想的兴趣，尤其是竟然和他们讨论神学和形而上学，但更显然的则是，他们的掌声和欢呼主要是针对我那差劲难懂的英语口语而发的。当我向他们介绍国内这几年来翻译了一些有关神学和宗教哲学的西方名著时，他们几乎难以相信这是事实。这又表明洋人学者大多数其实对中国学术界也隔膜得可以，甚至超过我们隔膜于西方文化的程度。的确，在给我的邀请信中写道，他们很高兴第一次有中国学者来参加这种中世纪研究的国际会议。我不能肯定这话是否是真的，但我真心希望国内学者有更多的机会在更广的领域里与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可以发现，有些看起来属于某一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传统”，在今天很可能已成为对整个世界文化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参照了——我相信“Medie－val”这个范畴就是如此。因此，中世纪的魅力在洋人固然是一种情理之中的必然，然而如果我们中国学者对此多作些关注，很可能也会从中得到一些发人深思的教益来——不知这篇小文能否算作一种开端的尝试。
一九九○年五月十六日于华盛顿D.C.
小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