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程伊川谓工文则害道，程明道则谓记诵为玩物丧志。明道的话，可以作为工文则害道的说明。因为他们的所谓道学，显然受了释老的影响，为道是向内的工夫，但要“工文”，便少不了从事“记诵”，那是向外的工夫，所以在他们看来，是免不了“害道”的。
杜老治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所以拈来全不费功夫。
也有不少来信是关于个人生活的问题，大抵是对职业、前途，婚姻，恋爱等等发生困扰时，就来信找我们，问我们意见，有时一件事往复多次。这一类信件写得很真切，其实在那时的环境下，我们也无力去替读者解决他的难题，但由此可以窥见读者对我们的信赖。我们去信也只能是讲道理，讲未来，属于“安慰赛”的居多，可是读者也常常因为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关注而振作起来，正视现实，或同残酷的现实作斗争。比如有一期登载一个女子的来信，署名：“云南·一个女孩子”，这自然是编者隐去她的真姓名；她的长信向我们述说她被人骗婚，婚后又爱上另一男性，却又说不明白为什么与这个男性相好的道理，只是终日<SPS=0362>徨无主，打算结束生命，要我们加以“指导”——我记得此信写得很动人，文字也很通顺，读来好像一篇小说。我们去了复信，又摘要登在《简复》上。
复信大意是说：“我们一方面同情你，另外一方面却感到很婉惜。我们同情你的不幸的遭遇和无援的状态；我们惋惜的是在这样的伟大时代中，广大的人民在为生存而奋斗，而你却还把充沛的生命力，浪费在儿女私情的纠缠上。”接着我们具体分析了她的情况，指出她可能作的选择，警告她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值得为此轻生。记得后来这位读者通过几次信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来信告诉我们要有意义地活下去。信件摘要发表后，来了不少信，都诉说自己种种不幸的遭遇，也表示受到公开发表信件的鼓舞，冷静地摈弃了自杀的念头。这反映出在那些年代国统区里民不聊生，青年人走投无路的状况。
读者来信中有单纯是委托买书等事的，这好办；除此之外，都要个别作复，这要花费很多功夫。信多的时候，常常作复到深夜。我回想起来，每天晚上一摊开读者的信，就如同打开了窗户，同社会上各个角落的群众谈天。眼前展现出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我顿时觉得我好像有很多朋友，他们的受难使我痛苦，他们的欢乐使我愉快，他们求知的迫切使我感动。这时，我感到我不是一个人在编杂志，也不是五个人在编杂志，而是成百成千的群众，聚集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编杂志。这真是一个编辑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
生活书店前后出过两次以“读书与出版”为名的杂志，第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五月创刊的，据记录，起先是平心、艾寒松编，后来则是张仲实和林默涵参加编务。我上面说的“不是杂志的杂志”却是解放战争时期出的，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开始出版，每月出一期，是史枚主持的；到第二年即一九四七年由三十二开改为二十五开(约等于现在流行的大三十二开本)，篇幅也比第一年多一倍(每期六十页)，那时史枚已调香港生活书店，由上面提到的“五人团”负责。对这个杂志创造一个特殊风格，为它争取成千上万的读者，史枚花了很大的力量，如同他的晚年在开放改革时期搞《读书》杂志一样，贡献了他的全部精力，直到最后一息。我在《记史枚》一文中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说。
第一年的《读书与出版》是一份外表看来像个书店宣传品似的东西，用六号字排得密麻麻的，内容却是精美的，文章都是很短的，耐人寻味。当时(一九四六)是抗战甫告胜利，而民主与独裁的斗争却很激烈，文化界的形势也是很紧张的。这个杂志不是以政治评论的形式来宣传我们的主张，而是通过例如“研习大纲”或“常谈”等表达了这方面的意向，打的是迂回战。例如第一期的《研习大纲》，题目就是《春天——时局的关键》，指出今后两个月将是我国特别危险的关头，指斥“坚持内战坚持一党专政的分子则反对和平建国，继续其武力‘统一’中国的罪恶方针。”第二期的《研习大纲》为《新中国宪法问题》，第三期则为《中国土地问题》，巧妙地公开宣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进行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上获得解放的主张。由于时局愈来愈紧张，斗争将会是长期的，故增加了《学习之话》的专栏。为了增加读者的兴趣(当然不单纯是为了“兴趣”)，特辟了一个专栏，叫做《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可乎？》——光是栏名就吸引住读者的注意。文章也写得短而泼辣，不是“传记”体，报道的不是著作家的身边琐事，而是通过对文化人的介绍，引导读者去思考问题。据我记忆所及，这一栏曾介绍过翦伯赞搜集史料的方法，吴晗写朱元璋的经历，还介绍过“业精于勤”的金仲华，以及郭沫若的演讲，夏衍的勤快，邓初民在重庆，宦乡的立场，“神童”吴祖光等等，看题目就想见其人，见不到其人即翻读文章。真可谓“绝”了。
第一年的书评和关于新书的消息，创立了一种独特风格，每篇书评仅约千字，一文只评一书，或合评同类的几种书，很少书评“八股”，大都抓住书中创见发挥一番，有时也抓住书中某些错误论点加以善意的批评。介绍好书决不吹捧，平淡无奇，读完却使人要找原书去亲自品尝一番。批评错误时也不漫骂，不打棍子，以理服人，有时还讲究策略。例如第一年有短文推荐美国人塞尔萨谟著的《简明新哲学教程》，不到五百字，只说出了这书的特点不像苏联哲学家罗森达尔的《新哲学教程》那样“政治气重而生活味少”，说这书“也触及政治方面，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然而写这些用一种娓娓而谈的特别风格”。短文只指出此书写作不是依循教条主义那一套，而没有按照书评八股那样列出书的优点ABCD，缺点甲乙丙丁，然后说由于作者的“局限性”，亦可一读云云，一片引人入睡的教条，全没有。又有一次发表一短文评论储玉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就其中对苏联与英美合作来反对纳粹德国表露出不满和怀疑，这是囿于那时对苏联抱有的成见而发的不正确论点。短评只说此书材料不少，但指出这个论点站不住脚。作者储玉坤曾在日寇占领区(“沦陷区”)坚持过反抗侵略的文字斗争，甚至被日本特务捉去施以毒刑，抗战胜利后又是文化战线上一位辛勤的工作者。作者是我们的朋友，但写的书有缺点，我们也不隐瞒，可是我们决不“伤人”，或者说，主观上决不发“伤人”的评论，同那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洋场恶习完全相反。
《读书与出版》第一期(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出版)头一篇文章是很有味道的。它的题目叫做《介绍一本大书——上海》。这标明了刊物的宗旨是要人读“活”书，即同社会实践相结合。文章开宗明义说：
包含了三百到四百万人口的上海是多复杂的一个社会，而且又正当这抗战结束以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各方面都进入大波动的时期！在上海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有着各式各样的苦痛和喜欢，来自每一不同方面的人的要求和愿望，也有无耻的荒淫，有笑，也有眼泪，有中国的过去，也有中国的将来。总之，有着我们几乎不能想像的复杂情形。
接着，文章沉着地向那时的“读书人”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为了使得我们有一些书刊报纸能够丰富地反映出上海，反映出上海的各方面的生活，各方面的要求和愿望，也就需要无数生活在上海中的人来努力——来观察，调查，研究，描写，记述，……我们说，文艺要反映现实的生活，又说，理论要和实际结合，又说，个人的生活要和群众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不应忘记这环绕着我们的最现实不过的上海，以及上海的三百万人口。
这篇短文只一千字，没有用多少篇幅去作冗长的说教，而是尖锐地提出了很多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去学习，去做出结论。在一篇文章里硬是把一切问题都按自己的主张解决，这是杂志文章的大忌。《读书与出版》第一年的文章大体都没有犯“忌”。这篇文章最后又归结到刊物本身。它继续写道：
《读书与出版》的一个责任是介绍书籍，我想，在介绍许多可从书店买到的书以外，还应介绍一本大书——这就是上海。读通这本书是不大容易的，但我们应该仔细地读它。
这一段话写得多么巧妙呵，真是入木三分；当然有点“伊索寓言”的笔法，但在一九四六年的上海，难道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亲爱的读者诸君，你们要读书，可你们不要死读书；书是传播知识的工具，不读书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应当去认识“活”的书——社会，参加社会的斗争，这是一本非读不可的大书。不行，这样写不行，只能转弯抹角，而那时的读者脑袋里多一根弦，他们都懂得你说什么。你说“上海”是一本大书，要读懂它；读者懂得“中国”也是一本大书，你非读懂它不可—要读懂它，就要参加它的斗争。
第一年《读书与出版》是在那时上海生活书店编辑部编成的，那时设在当时霞飞路迈尔西爱路口的一个楼上。我记得在那里工作的胡绳，沈志远，戈宝权和我都给它写稿——史枚是主其事的，他写得最勤。
第二年《读书与出版》改版，版口改大了，篇幅增加了，内容也扩充了。最初仍由史枚主持。后来政治形势恶化，生活书店的首脑部移到香港，党内外大批文化人也因为不能在这窒息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下去，除少数人转入解放区外，很多都到香港去了。主持《读书与出版》的史枚也调港。决定由我继续把杂志办下去，也把编辑部支撑下去。杂志内容扩大，但风格仍然保持原来的朴实无华以及迂回曲折做文章的方法。立场仍然是鲜明的，即人民大众的立场，但态度是温和的，面貌是亲切的。例如第三年第一期(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有一篇专论《新形势和新认识》，满纸说的是国际局势，其实处处都写国内形势。文章开头就指出：“业已过去的是消极的‘团结以求和平’的阶段，今后的是积极的‘斗争争取胜利’的阶段。面临着这新旧形势转换的我们，是不是思想上已经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跟着发展了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应该好好检讨一下的一个问题。”文章提出了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斗争方式，“而这方式不仅已经从世界人民的经验中创造出来，而且其正确性已经开始为事实所证明，那就是更加依靠群众，放手进行斗争。”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文章指出，如果我们的思想跟着提高，那么，我们就不会悲观，而且不会被“纸老虎”所吓倒，“对民主人民胜利的前途，就一定有更高的信心。”
如果说这篇专论是针对时局悲观论的，那么，登在第三年第四期上的《总结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一文，就是抨击那一年(一九四八)掀起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潮写的。这篇文章署名“庞欣”，这是宦乡的笔名——文末署“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作的，登出来是四月十五日。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到宦乡的家“迫”他写出来的；一共去了两次，头一次就文章内容谈了一个晚上，第二次去他还未写完，我坐在他的书桌旁“等”着一个一个字写完了。那时写文章是一种战斗，环境虽那么险恶，战斗却不会停止的。用“总结论争”的形式来表达我们的意见，这也是一种曲折的手法。原来那一年年初，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名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的社论，掀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的政治意义是很大的，它首次为驳倒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观点廓清了道路——当时所谓“第三条路线”，就是摈弃国共两党，让神往西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上台“收拾局面”。这在当时是很反动的观点，实际上是看到优势已落在解放力量的一边，意图挽救国民党的颓败局势的舆论。《读书与出版》不是政论杂志，它没有发表论文参加论争；但是它有责任把论争的焦点以及我们的主张通报给读者，因此我请当时主持《文汇报》笔政的宦乡来写一篇综合分析文章，给那些不利于解放战争和建立人民共和国的观点来个迎头痛击——宦乡以写国际问题著名，但我知道他深研理论，对时局了如指掌，因此去求他为杂志写篇总结文章。他慨然应允，并且按照指定日期写成了。这篇文章反映很好，读者纷纷来信表示他们欣赏《读书与出版》做出这样的“评论的评论的评论”。
从第二年第九期(一九四七年九月)起，《读书与出版》增设了《问题解答》专栏。第一次刊出专栏时有这么几句话说明了编者的意图。话是这样说的：
读者来函中，常有“什么是……？”“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普通是直接函复了，有些则在学习合作栏(按：这就是上面提到持恒函授学校的专栏)提出讨论，从前(还)有一部分在信箱中发表；现在我们感觉到不够。单单增设小辞典式的名词解释，恐怕也还不够，所以采用了这问题解答的方式。
《问题解答》设两类一类：讲经济，一类讲国际，分别由杨培新(后来由钦本立和娄立斋)和梅碧华(陈翰伯的笔名)担任，有时也有贝逊(我翻译福斯特《新欧洲》一书时所用的笔名)的解答。有的问题是从读者中来的，有些问题则是读者关心而由我们提出的——第一次刊出的《问题解答》(经济栏)，是评论国民党中央银行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八日调整外汇牌价引起的后果——这涉及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生活水平下降等等，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而执笔者又用最通俗的答问方式表达的。事实证明这种评论(问题解答)是那时读者最欢迎的。同年(一九四七年)底姜椿芳革新《时代日报》时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设三个半周评论专栏——军事、经济、国际。半周军事评论最受欢迎，由姚溱(用“秦上校”笔名)执笔，利用解放区的材料，向广大人民传播我军节节胜利，蒋军日日溃败的信息。半周经济评论由杨培新执笔；半周国际评论由用“观察家”的笔名撰写。这是顺便提及的，足以证明《读书与出版》采用《问题解答》方式来传播信息在当时如何受读者欢迎。
如果不提到每期几篇短小辛辣的“笔谈”以及传播国内外书籍信息的《书市散步》(史枚执笔)和《国际文化风景线》(由我执笔)，则介绍是不完全的。“笔谈”基本上是编委写的杂文，如第三年(一九四八)第一期有三篇，分别由杜老(国庠)，周老(建人)和陈翰伯执笔——其中一篇《元旦试笔》引导读者要“从反面或者夹缝里去了解”时局的动向；另一篇《把过去作一个结算》，指出“就是仅仅为了生存，也非冲破黑暗，求得光明不可了。”最后一篇《新闻自由一例》用事实驳斥那时宣扬的什么美国式“新闻自由”，说那不过是“以制造和散播谣言为最大的快事”。三篇短文都是切中时弊，读来为之一快的。至于《书市散步》则是史枚创立的风格，后人少有能达到那种境界的。例如《书市散步》中有一则消息寥寥数百字，介绍了两本当时极为人所关注的新书。消息说：
＊新华社的记者从东北回来后，详尽的介绍那沦陷了十四年而终于被人民解放，现在则又面对着新的苦难的肥沃土地的，有连载于《时代》杂志上的周而复的《东北风云》(尚未刊完)，和《新华日报》出版的单行本——刘白羽的《环行东北》。两作是各有所长的。以《环行东北》来说，全书十三章，足使我们了解东北人民过去如何受侮辱受损害以及如何苦斗。关于不久以前的四平街会战，传说中的农民翻身等，也有报道。
还有比这样的“散步”得来的信息更简洁更充实更有倾向性的么？再看另外一则——
＊茅盾的一个旧译《文凭》，在永祥(出版社)重版。作者是丹青科，苏联的名戏剧家。他的以轻松的笔调来叙述其理论见解的回忆录，中文名《文艺·戏剧·生活》的译本，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如果不大有兴趣于这位作家的理论见解，那末谈谈《文凭》这本小说是好的，尤其对于女读者。这是写一个出身于贫农家庭的女儿，升而为乡居的贵族地主的不正式的妻，从实生活中得到要做独立的人的志愿，而‘自谋生活”起来。这帝俄时代的故事，的确比肤浅的“革命”说教可取多了。
有性格，有棱角，有风趣。这就是史枚创始的《读书与出版》报道书讯的“个性”，这不是很可取的个性么？
《读书与出版》虽是个小杂志，但寄稿的作家却是很广的，比如搞科学的夏康农，黄宗甄，搞教育的孙起孟，搞文学的蒋天佐，杨晦等等都“有求必应”。这份杂志先后有几个连载，后来都出了单行本，算是《读书与出版》的副产品。其中包括胡绳的《从人物看近代中国》——就是后来作者改写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杜老写的关于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连载，后来辑成《先秦诸子思想》一书，收在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里。戈宝权的《苏联文学讲话》一书也是青年自学丛书的一种，原来也在这个杂志上连续发表。
到一九四八年秋冬之交，时局发展很快，《读书与出版》几个编委相继撤出上海，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书店已在香港正式合并为三联书店。黑夜将尽，黎明将至。我们在当年年底的上海报纸上刊登了停刊启事，这个启事是与上述三家书店宣告停业的启事同时刊出的。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即将开始了。——对于《读书与出版》来说是这样，对于它的广大读者来说也是如此。
书海浮沉追记
柏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