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先生：希望多读到几本扎实的学术著作。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多读到几本扎实的学术著作，特别是我的本行——古典文学的学术著作。古典文学是一门学问，它的研究应当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不要一会儿受冷落，一会儿又被当作“传统文化”来片面宣扬。人们提出的有些要求，其实不是古典文学研究能够承担的。把古典文学研究仅仅当作一种宣传活动，我们当然常常得到意外的荣宠，但也有想不到的顾虑。我有个朋友搞魏晋玄学和文人心态。研究完成后，他很顾虑，不敢出书，怕有人说他的研究有影射之嫌。其实，他的稿子里无非讲到两汉时国力较强，文人对政治有亲近感，比较拥护。到东汉后期，宦官外戚把持政权，政权腐败，文人批评宦官外戚，便老受打击，逐渐地，文人对政权从亲近感转为疏离。为寻找出路，又转向自我，超脱现实。一个学者为真正研究学问而写的东西，如果读的人受其他方面的影响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它，那是读的人的事。我以为这位学者的顾虑不必要，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读到他的新著，以及其他类似论著。中国不乏真正的严肃的学者，有严正的学风。陈寅恪解放前对国民党政治不满，解放后他也有不满，可他的不满主要从诗词中反映出来，在搞学问写学术文章时，还是尽量不把自己的政治情绪加到里面去。这是一种好的传统。
E先生：同西方学者对话，现在是时候了。
在新的一年里，我想读到中国学者写的跟西方学者对话的书。我没发现现在有太多这方面的书。即使有，也不太有份量。而从哲学领域来看，这几年我们还是有相当的一批有才能的学者可以写这样的书，特别是年轻学者，他们一开头就接触新东西，很有接受和批判能力。西方学者写了不少大部头书，我们要写我们的书来和他们讨论。这几年已经有了这个基础。最近有一位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荷兰学者来作讲演，谈的是伽德默尔。他的讲演一完，马上有好几个人同时指出，他所介绍的已不完全是伽德默尔，而是受了利科的影响。这很不容易。如果退回去不说十来年，就是五、六年，谁也不会听出这一点。现在因为我们已有相当基础了，可以感觉出来他讲的伽德默尔变了形，因此可以说，无论对西方学说吸收还是排斥，现在都有了基础。学术研究要讲究这个基础，不能搞“大呼隆”。比方萨特，有人批判过，有人鼓吹过，闹了半天。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弄清萨特自己到底是怎么想、怎么说的。有人说他的“绝对自由”就是为所欲为，其实照我看来，人家恰恰是说，正是有自由，才有责任，不是要人随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说我做的一切都是这个世界规定好了的，命定了的，那么还谈得上什么责任？而萨特说的是你是自由的，这是说别人不能确定你会怎么做，因为你是活的人。但无论你怎么做，你都要负责，逃脱不了这个责任。从这点说，这个自由是战战兢兢的。我们宁可不要这个自由，最好不要这个自由，但不可能，人就注定了要自由。人家说的是这么一套，要批评他可以，但得把人家的那些东西弄清楚，然后理出自己的意见来。同西方学者对话，就包括批评。对他们不可没有批评，也不是没有可批评的地方。连他们自己也在互相批评。
C先生：不要限于读一本书或一类书。
我希望大家在一九九一年里放开眼界，开阔读书的范围，而不要仅限于读某一本或某一类书。以经济学来说，多年来我们常常习惯于拿一本书打仗。最早是拿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打。觉得它包罗万象，凭藉此书，即可找出对策。改革开放后，读了些西方经济学的初级教程，不是一本，而是一类，但读书的目的也还是找对策。现在想起来，单读一二本书是不行的。读书的面要广。以研讨经济学来说，就不仅要研究资源的配置理论，而且要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新马克思主义。要研究亚当·斯密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和分配学说，了解他们怎样把政治因素考虑了进去。了解到马歇尔后，政治经济学如何变成了纯经济学的研究。到了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兴的政治经济学又将这些问题纳入了研究的范围。如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都可一读。回过头来想这几年改革所走过的道路，为什么许多的政策在现实中行不通，都和制度的结构有关，是利益冲突的结果。所以，还要多读些这方面的书。据说上海三联书店新出一本制度经济学的书籍，实证性地分析了改革中发现的问题和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很有兴趣。经济理论界过去理想主义占上风。一方面想着目标模式，另方面带着个人的价值判断、情感色彩去判断。现在我希望通过读书，想一想现实与方案的差距究竟在什么地方，现实中必然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应该怎么改。首先必须先知道怎么样，才能知道怎样去改。否则，行不通。走弯路会造成更大的浪费，用经济学的原理说就是很不经济，成本耗费更大。所以不如慢些、稳些更经济。
D先生：要读可爱而又可信的论著。
前几年出书不少，尤其是理论著述，但是正如一位先生所说，它们中不少“可爱而不可信”。在一九九一年，我个人就希望读一些既可爱又可信的书。这些书现在所以比较少，是因为写书的人读书太少，底子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气度。作者底子不厚，又少气度，写成的书往往有小家子气，缺少大家风范。我现在在读伽德默尔与德里达的论战的集子，论战最先开始于八四年。八四年伽到巴黎去演讲，德里达听了后回去想了半天，就给伽德默尔提了三个问题，伽德默尔回答他的质询。这种学术论战，读了以后十分开眼界。无论什么学问，总不要一个人说了算数，也应当允许别人反驳，提不同意见。最近又看到卡尔.波普的一些文章。波普老了之后，只写小文章，不写大文章了。他的小文章写得好漂亮，最近我读了两篇，一篇叫《科学和艺术中的创造性自我批评》，再就是《我如何看哲学》，讲他赞成什么观点，不赞成什么观点。人老了，不能像年轻时写得那么有论战性，简单说我的对，你的不对。他虽也认为自己的主张对，但字里行间，透着一种无所谓，似乎是你爱信不信没关系。这种豁达态度按中国学术传统应当最为具有。我们文化底子厚，人才又多，应当不怕人家来驳。中国学者应当有这种信心。让我们有更多的具有大家风范的可爱又可信的论著问世，这是我们搞学问的最大期望！
E先生：不为赶潮流而读书。
我的读书观是：读书就是读书，不要搞成什么潮流。读书是为了长远地增长自己的知识文化水平，做一个现代的文明人。读书就像蜜蜂酿蜜一样，各处采一点花粉，酿成蜜，不是什么急用先学，赶快拿本书来为赶上什么潮流。这样的读书，才能心平气和，从容不迫。从这种读书观出发，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多读到一些有助于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书。让这些书告诉我们：历史上碰到过什么情况，古人怎么解决他们的难题；曾经有些什么解决难题的方式；某种思维方式是怎样来看待这种问题的。要探讨种种不同的方式、方法，供我们选择合用的方式、方法而不至手忙脚乱。当然，现在书很难出，要亏本。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实行十七、八世纪德国或威尼斯的那些公国的方式，请有些对文艺感兴趣的大公来资助文化包括出版，不必非挂着艺术独立的遮羞布不可。用这办法可出些有价值的书。不久前读了些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报告文学，发现这是一种全景式的报告文学，非常耐读。但如果没有“大公”们帮忙，现在谁也不会想去出它，某个财团和文人结合起来做件好事，这还是可以的，也不必羞羞答答，只要做的是好事，就行了。
F先生：希望有新的《书目答问》。
刚接到噩耗：台静农先生于十一月九日中午在台北去世。我立刻想起四十多年前静农先生常常同我谈起的一个话题：希望有一部新编的新文学方面的《书目答问》。他说，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指导旧时学子读书方面，起过很大作用。要治某一门学问，入门该看哪些书，每一部书有哪些较好的版本，较好的注释，《书目答问》开列得精当扼要，编得极有条理(当然是旧时学术观念的条理)，学子开卷，极易检寻，遵照它的指导去求书读书，省却许多暗中摸索之苦。鲁迅也说过，要弄旧的学问，可以从《书目答问》去摸摸门径。静农先生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新文学创作、理论、研究、资料之类的书出得不少了，也需要有一部新的《书目答问》，来指导有志向学者。他这些意见，不止一次谈过，给我很深的印象。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静农先生去世了，我想借这个机会，替他宣布这一项遗愿，如果能在一九九一年实现它，也算是对于静农先生的一项实际的纪念。
当年有张之洞那样的学问，才编得出《书目答问》。现在历史已经证明，这部为初学指门径的书，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现在设想能编新文学的《书目答问》的人，既要熟悉中国新文学各时期各流派各方面的整个历史，又要熟悉中国新文学书籍出版流通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情况，特别是要有闳通的识见，不为种种一偏之见所拘，又真正为初学着想，不是貌作公平，漫无甄择，更不是自己矜奇炫博，立异鸣高。能具备这些条件的人不会很多，但中国之大，也不会没有；中青年学者之中，倘有有志于此者，即使一时不全备这些条件，也是可以努力达到的。
静农先生只说到新文学方面，我们还可以扩展到的其他方面，例如史学、哲学等方面，“五四”以来，或者说清末以来，各有张之洞所未及见的新的长足的发展，现在也需要各自编出新的《书目答问》。当然，书名不一定都叫作《书目答问》，可以各自想出适当的书名，譬如《××要籍目录》《××入门书目》之类均无不可。
上面这些话是从纪念台静农先生引起的，现在再回到台静农先生说几句。台静农先生是鲁迅的关系密切的学生，是鲁迅领导的未名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小说得到鲁迅的很高的评价。看起来他似乎后来脱离了新文学了，其实他一直关心着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他那么再三谈起希望有一部新文学的《书目答问》，就是他关心的证明之一。我还从一些零星传闻，知道四十多年来他在台湾大学如何热心帮助新文学作者的成长，他的杂文集《龙坡杂文》里也收有几篇为后辈青年的小说集散文集写作的序言。我以为这是这位前辈作家学者的极可贵的遗产，如果不太久我们能有新的《书目答问》之类出来，就是他的栽培灌溉之心结出来的果实了。
G女士：要发展女性文化批评。
这些年，按说是“妇女研究”大行其道了。你看，书店里，书摊上，哪儿都有“女性热”，都是谈女性问题的图书和杂志。除了女性，那就是谈英雄，说领袖，外加种种神奇不可测的故事。可以说，现在的出版“热门”是英雄、美人加神话。同过去比起来，不是对女性重视多了？
但是，作为一个妇女研究工作者，却忍不住对这种现象表示愤慨。因为，这一类书，大多数谈的是卖淫、拐骗之类恶劣现象。要知道，大多数妇女没卖淫，没遭拐骗。这种片面的记述，至少是不公正的。无独有偶，西方目前流行的关于中国妇女问题的学术著作《暂缓革命》(玛格蕾特·沃尔夫著)，认为中国妇女状况多年来没有变化，实际上还在倒退。两种图象构成一个画面：似乎中国妇女的命运没有改善，处境没有进步。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因此，我在一九九一年的读书梦便是：读到一些对中国妇女作整体的文化研究的论著。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妇女研究的学术著作，这很好。令人不满足的是：它们往往只是把事实发掘出来，而没有发展为女性文化批评。有的论著，还是传统批评的方法，以男性为主体，价值观念是传统的，一元的。我希望读到的论著，主体应当从男性转为女性，这就必然导致对一元价值观之批判，从而转向多元的价值观，涉及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诸如生活方面，情感方面，私生活方面……我相信，这一转移必然会张扬其他价值观念，从而对社会、文化精神生活有利。
还有一类书也是渴望已久的，这就是整理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书。如服饰，妇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一线索沿袭、演化的。女书问题，还可深入探讨，要研究它流传的目的，搞清为什么许多妇女的活动不要让男人知道。河南剪纸，也同妇女文化密切有关，其中有浓厚的生活观念。总之，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清理出女性文化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一条女性文化的线索，例如中国人的重人情，这同女性文化是否有关？希望有著作在“阴阳合一”的中国文化中把“阴”的线索理出来。
H先生：先得把已有的书消化消化。
八十年代，艺术界红红火火地搞过一段。现在普遍感到，那时实在是文化准备不足。那段时间，书也出的很多，各种观念也提的很多，不同的意见也很多，但恐怕没有来得及真正消化，特别是去认识中国的或西方的传统的东西。一九九一年里，我看我们倒不一定去追逐新的东西，重要的是先得把已有的书拿出来再好好读一遍，消化一下。光是艺术理论和艺术史方面的书，都有很多可以读，包括西方的，也包括中国的传统理论(如画论)。要重视基础理论，这牵涉到我们未来艺术发展的厚度。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多研究一些基本理论，在这方面多下些工夫，有望给我们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建立一个坚实的地基。最近几年，东方艺术的中国这一枝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占重要地位，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怎样从中国的特殊角度和特有的理论来分析八十、九十年代，甚至预测下一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首先是客观的描述。因为我们正处在这一历史当中，客观的分析还需要时间。我们重视的应是，尽可能翔实地收集材料，客观地描述出来。我想各学科的朋友恐怕也许也一样应更多地把视角投向分析我们当代文化的建设已取得了哪些成绩。过去的一段有哪些不足，哪些可以在以后的年代作为借鉴。类似这样的书，我也希望看到。以前所谓的“保守派”常常把传统拿出来做为挡箭牌，所谓的“激进派”就把西方的东西拿来打传统，这样一种简单交锋无助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化的基础。当然不能说从前的讨论都无益。没有这么一种铺垫，就不会形成我们今天的认识。
I先生：我想多读一些原著。
我的一个梦想是：多读到一些外国人著作的原著全译本，或者索性是原文书。
我在研究马列著作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只能靠阅读原著，才能真正掌握马列的真髓。关于列宁的思想，只有读列宁原著，才能领会到。当然原著也有版本问题。《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即中文第一版，有的篇原文就有问题，现在俄文第五版即中文第二版改过来了，译文也有不小的改进。特别是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读这个版本很有帮助。不过它的注释问题还不少，不能盲信。现在很多青年人不喜欢读马列，我看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没读到原著，只看第二、三手的转述，觉得枯燥乏味。其实，这几位革命导师的文章极其生动，非常能吸引人。
推而及之，关于社会主义的当代论著，也十分需要研读原著。在我看来，当前固然是社会主义的命运受到普遍关心的时期，但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论大发展的时期。社会主义受到了考验，提出了问题，我们如果能够好好解决，这种解决就是大发展。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各国也一样。对于各国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我梦想通过各种形式，让研究人员看到。六十年代初，当时为让大家认识社会主义，出了一大批灰、黄皮书，对我们开阔眼界，很有作用。当时每种印二、三千本。现在，即使公开发行，也无非这印数。理论研究要有窗口，不然会憋死。六十年代以来，理论提法一变再变，许多第二、三手的书不见了，被人忘却了。但是当时翻译的一些原著却依然有用。听说科尔内最近又有一新著《从一个社会主义到一个市场经济——匈牙利的经验》，不知讲什么。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有一些提法，估计是极为错误的，但应当研读。听说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有一套理论，颇受国际舆论关注，我们也应当考察研究，作出反响。不这样，要我们科研工作者在国际舞台上进行论战，很困难。
J先生：读一下我们这个社会。
我想给做读书梦的朋友唱些反调：希望我们有便的话。去“读”一下我们这个社会。
我刚从中国最贫困的地方回来，在那里呆了半年。下去的时候带了些书，一是想读经，另外想搞近现代思想史。但是，到了下面，看看中国最贫困地区的情况，在读经、读思想史的同时，也发现了另外一本很可读的活的“书”。
中国乡村经历了传统社会的瓦解，到人民公社，再到改革，变化非常大。承包制后，农村基层组织近乎解体。名义上区、乡和村组织都存在，实际上它们对农民已没有多大制约力，而且过去的道德和信念也解体了，这样就导致了乡村中的无序现象。现在各级组织对乡村事务的干预，实际上还是靠搞运动来进行的。运动老是要变，变来变去就容易造成政策上的不稳定。怎样完善乡村秩序，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伴随道德、信念解体而来的“诸神复活”。我所在的县，这两年建了六百三十多座庙，五花八门，有佛教、道教、天主教，有巫婆、神汉，有许多共产党员也是天主教徒，家里供着巫婆、神汉。一个区特别贫困，人均口粮只有十三斤，没有电。县里动员他们集资拉一条线来通电，农民不肯。可他们自己集资建了两座全县最大的庙，给庙通了电，还修了二三公里长的简易公路，架了一座桥，为的是便于人们到庙里去进香。由于乡村组织缺乏对秩序的维系能力，实际上变成谁家人多就势大。这就压缩不了人口。至于基层干部的贪污行为等等，更不去说它了。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非常好的基层干部，拚命在工作。非常好的与非常恶劣的干部混杂在一起，正好像我们社会里非常健康、向上与非常低俗、卑劣的现象交织在一起一样。这样一些情况，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是非常隔膜的，更不要说能真正提出什么有效的方案了。这么一本“书”值得我们一读。当然，也可以由一些人把这些写成书，加以必要的分析，这会更好。不过，照目前的出书难，我担心这本书更难读到。要读这么一本记述、分析中国社会的著作，更会是一个“梦”想。
K先生：梦想多读到一些港台学术论著。
我想做的读书梦是：有机会多读到一些港台的学术论著。
香港、台湾的出版物，现在我们开始有所接触。我得直说，其中有些实在不敢恭维，但也很有一些值得一读，有的却真是给人启发。大陆书市上见到的，非常奇怪，就我辈书呆子的眼光来看，不敢恭维的居多。值得一读的，反而少见。这是现实情况。今天既然是说“梦”，我想也不必去分析它，留待有机会分析现实时再说。
不久前，转辗借到台湾出的《走向现代化之路》，王作荣先生著。我看了以后，相当入迷。这本书篇幅不大，但谈的相当具体。我们现在都知道，台湾的经济有一定成绩，信息和电子化方面据说居世界第一。这是怎么来的？据说那里也曾有过痛苦、艰难的改革。那里权贵资本排斥私人资本，起飞也是困难的。七十年代，台湾发生了著名的王(作荣)蒋(硕杰)论战。争论的焦点：是稳定中求增长，还是增长中求稳定。通过争论，经济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人们了解了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如通货膨胀、失业、外债等等。我们现在看王作荣的这本《走向现代化之路》，再结合看王作荣和蒋硕杰的论战集《走出通货膨胀的战略选择》，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台湾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可以了解台湾经济发展中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台湾经济有些进步，是不是一切顺畅了？事实不然，问题还很多。前一阵朋友推荐我读两册杭之先生写的《一苇集》，也使我们颇多启发。《一苇集》正续编主要揭示台湾经济发展后产生的问题，写得相当犀利精辟。特别对污染问题、文化问题、教育问题，有很独到的分析。他认为，台湾过于重视发展经济，是有弊端的，必须对精神文化予以相当的重视。把上面这些书合起来看，认识更可全面一些。
我不是台湾问题专家，所读到和想读的书，绝非新问世的名著。这里所说，免不了贻笑大方。好在只不过略抒一个穷文人之胸臆，并非要影响现在出版业的运作，大家视为说梦即可。
L女士：从批评对象的实际出发。
从前些年文学批评的情况看，主要问题是不少评论家理论准备差，缺少规范化的基本学术训练。但这种情况正在过去。这些年出了不少域外的文学理论书籍，比如精神分析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批评、叙事学、神话原型理论、女权批评等，对大家有帮助，但也有囫囵吞枣的毛病。不能否认，有的文艺批评作品幼稚、片面。但是无论如何，经过几年努力，已有一些批评家能从对象出发，兼融各家理论，应用的能力比较强。比如孟悦、戴景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就比较成功。他们使用了多种理论方法，而又没有与传统的社会批评脱节。他们对每个时代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分析都很注重，过去这种社会分析往往落在物质生活状况上，而他们是落实在意识形态领域上。有这么一些开始，使我有一种信心：在一九九一年里必然会读到更多的，不是空对空的而是从批评对象的实际出发的文艺批评论著。
我们创作上成果不少，需要下扎实的功夫来研究。首先，当代创作还没有十分精良的选本。应该让我们读到一个能突出作品真正价值的精选本，这是系统、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一。另外，在“世界文化”格局内，我们的理论研究应当有更广大的视野。所以我们不能不要求读到更多域外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的书。出版这些书，并不等于要读者全盘接受这些东西。甚至可以说，有时出版的目的正是为了批评它们。我们还应当有关于中国现代派小说的专著，分清现代派小说究竟有多少是受影响的，多少是本土的。其中又有多少是技巧，多少是世界观的，多少是方法论的。希望有新的论著，把这些问题弄清。不弄清这些东西，就没法准确地评价文学创作，结果捧也是稀里糊涂，批也是稀里糊涂。
M女士：我们还想多读点有益的闲书。
各位宏儒硕彦就自己的专业谈了不少，到这结束的时候，实在没什么好说了。我只能说说自己的一个小梦：希望读到一些有益的闲书。
这几年的出版物中，怕就是闲书出得多，不过好的有益的却说不上多少。有的闲书，闲得太离奇，太荒唐，太离谱。它们据说一印就是几万几十万的，看来自有读者。搞文化学的人叫它们“次文化”，也有人认为这是发展的正道。这些事咱们不去争论，总之我不会把一个月一共一二百大洋的劳动所得，往这上面扔。我想要的闲书，其实在有关专业工作者说来，不是闲书，而是本行的专著，只不过写得比较浅显明白而已。譬如我是学哲学的，却喜欢看讲围棋的书，以此作为消遣。我不是国手，到不了几段，但是读黑格尔读累了，就会抄一本陈祖德他们的专业书——围棋谱来读，让这来解乏。我又喜欢读音乐著作。《读书》杂志上辛丰年先生的文章，他写的《乐迷闲话》，我都爱读。我的一个朋友爱读武侠小说，这也许是闲书中的“末流”吧。不过他告诉我：除了金庸等少许人，实在很少能入他的眼。原来，武侠小说中，也确实有些能启迪智慧，有的却是胡闹而已。
所以说，从我们这些文人角度看，读闲书也是为了增长自己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单纯的消闲。眼下闲书虽多，这类有益的闲书却日见其少。譬如说，英国的散文，几年前还能读到，现在却没人敢出了——怕赔本。让我们做个小小的美梦：多读到一些真正有益的闲书。
临了儿，我们别忘了一本闲书：《读书》杂志。我们也梦想它能越办越好，长命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