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学者同时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重新评价的时代”(第1页)，或曰总结与反思的时代。自从本世纪初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在苏俄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七十余年的路程。这期间，它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时期。六、七十年代以前，社会主义以其高速发展的勃勃生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社会主义经济的兴旺繁荣确乎吸引了那些后进的、步出封建形态后希望走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和国家。然而，近二十年来，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问题逐渐积累、矛盾日益暴露。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地走上了经济改革之路。社会主义产生七十余年来，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体系形成四十年来，从未象今天这样处于动荡与变革之中。
这绝不意味着否认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固有之优越性。这些成就和优越性被梅尼希科夫描述为经济的独立性、集中力量解决最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社会的社会公正、平等、充分就业，低收入水平下的社会保障诸如免费医疗、教育等等，虽然不能认为这些措施的效果尽善尽美，但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保障全体国民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连加尔布雷思也承认梅氏“对革命后社会主义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第22页)
从收入均等、社会公正、充分就业这些制度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必要的，又是很不够的，因为它们多少都同分配政策相关联，而马克思主义向来不同意把社会主义主要看成“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收入分配的最终是财富(生产资料)的分配，社会主义作为经济制度的基本优越性就在于它消除了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消除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异化，从而可以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率。如果对此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明，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论证就成了无源之水。可惜，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未能充分显示出它本应具有的优越性，它在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的异化之后，又产生了“无人所有”的新的现象。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弊端集中表现在缺乏一种保证劳动者直接支配生产资料的机制，其根源则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关于所有制的三大观念系：所有制关系的简单化(公有制的唯一性)、公有制形式的国家化(公有制与国有制的等同)和管理权的行政化(把生产资料支配权混同于国家行政权)。正是这些观念使本应是普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了无主的、无人负责的所有制，也便消除了劳动者作为财产主人而工作可能带来的高效率。
从赫鲁晓夫算起，苏联的改革至今已有三十余年了，这个时间不能说太短，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也都从六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初即开始进行改革。用今天的观点看，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措施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集中管理方式和计划形式的改变以及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上，而忽视了最基本的所有制关系(财产关系)的调整。南斯拉夫，从一开始就触及到所有制问题。(回想一下卡德尔的《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这一名篇吧！)很可惜，南斯拉夫虽免于本末倒置，却又在此误入歧途：它用同样甚至更加理想主义的作为“非所有制”的社会所有制代替了国家所有制，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那么，在“国家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之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应去向何方？梅尼希科夫多少提供了一些他个人的设想。他拒绝了加尔布雷思的“自由企业制度”即私人企业制度的建议，同时又提出借鉴西方国有企业形式的可行性。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关于国营企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自主权相当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所享有的自主权。在西方，如在法国和英国这样一些国家，它们的某些经济部门实行了国有化，但是国营企业享有生产和商业独立性。我国企业的自主权可能相当于这些部门”。(第57页)
一般地说，除了责任感、事业的成就感和劳动过程本身的愉悦之外，刺激劳动者努力工作的经济动因有两类，一是作为财产的主人出于对维护和增殖财产的关心形成的“财产制约机制”，一是与其劳动效率成正比的经济收入形成的“利益制约机制”。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不是财产主人，因而不可能具有财产制约，但由于充分发挥了利益制约机制的作用，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异化消除了财产制约机制的作用，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等又消除了利益制约机制的作用，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缺乏积极性、生产缺乏效率的主要体制原因。由此出发，社会主义的改革不能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新的异化(私有制下的异化)代替旧的异化(传统国有制下的异化)，而要建立财产和利益双重制约机制。私人占有使劳动者注定不能像“为自己”那样劳动，它之所以必须努力工作是因为经济利益。而如果抛弃了对公有制的教条式理解，公有制并不是“命定地”不能建立起严格的利益制约机制(如今日盛行于社会主义各国的承包制、租赁制之类)，同时又增加了人们为自己工作而形成的财产制约。不能认为单重制约下所能达到的效率水平在社会主义双重制约下反而达不到。因此，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至少能取得与资本主义相同的经济效率，或者更高的效率。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尼希科夫对社会主义的自信是有理由的：“我看用不着回到资本主义那里去，如果社会主义能证明它更有优越性、更有活力的话”。(第75页)
加尔布雷思称得上是资本主义的著名批评家。他对资产阶级政府某一时期的政策从不逢迎，总是待之以挑剔的批判态度。对于在西方世界风行了几十年的凯恩斯经济学，加氏也持一种相左的意见，以他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以探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经济关系(或曰制度因素)著称，加尔布雷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态度和他对制度因素的独到见解，同样体现在本书中。
不过，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加尔布雷思在谈话中对资本主义历史的总结。他说：“我国有那么一些自命为学者的人，他们认为纯粹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从一七七六年开始的，并把它同亚当·斯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们断言，从那时起，资本主义就一成不变地存在下来了。但是，我却坚持认为，应该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处于不断变革过程中的制度”。(第81页)由于它在自己的基础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变革，形成了他认为的“四个过程”。正是这四个过程，“保障了资本主义的未来”。
第一个过程是工会的发展。加尔布雷思认为工会“采取了一些新形式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实现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平等做了不少事”。(第84页)加尔布雷思说的第二个过程是产生了普遍的福利国家。他认为，“如果福利国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缺陷，那么资本主义就不会生存下去”。他并且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优点”。(第85页)第三个过程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它可以归结为，国家对生产的水平负责，其主要意图是用国家预算来补偿居民有支能力的需求的任何不足。总需求一旦出现不足，国家就进行干预。国家采取减免税收或增加开支的办法，或者这两种方法兼而用之，以提高需求和生产，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第87页)至于第四个过程，则更洋溢着“加尔布雷思风格”，即“守旧的资本家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经理阶层”。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加尔布雷思的宏论当然不能同意。实际上，这些过程并非马克思没有预见到，有些在马克思时代即已出现，只不过看法有异而已。今天，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日益陷入泥沼，凯恩斯主义也在长期滞涨面前一筹莫展，并出现了被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供应学派取代的迹象，至于权利转归经理阶层的理论，即使在加尔布雷思的故土也不是被普遍接受的。然面，尽管如此，这些过程使资本主义不断在局部克服若干自身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有作用的。
资本主义制度从变化中获得一定生命力的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有所启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生产的物质条件在变，作为依据外都条件所做出之主观选择的经济制度(体制)也必然要变。历史和现代，以变化求生存求发展，墨守成规被淘汰的例子俯拾即是，这里也包含着“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意味。我们的东邻岛国日本，就充满着变革求生存的强烈冲动。远而观之，当“中央之国”时值汉唐盛世，日本人接受了中国的文化、科学、技术甚至文字、服饰、饮食；而当资本主义的曙光在大西洋两岸显现出勃勃生机之时，它又从西洋吸收了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再后，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出现以后，日本又成了资本主义中计划机制最为发达的国度之一。无论是来自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文明，在那几个岛屿上一经消化、吸收、交融、改造，便成了“非东非西”、“亦东亦西”的地道的“日本造”。近而言之，日本从实业立国到贸易立国到科技立国的变化，也充满着变革求生存的思想。可是，具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华夏民族，由于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从汉唐时代的开放、大度演变到晚清的封闭、保守，由于墨守成规不求变革而在世界竞争中落伍。我以为，小说家冯骥才的《神鞭》中那个“从弄辫子到使快枪”的“傻二”形象，其寓意是深刻的，对我们来讲，也多少有些苦涩的味道。
回到资本主义问题上。当今，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凯恩斯主义都不那么时兴了，资本主义又到了一个变革的十字路口。按照所谓“加尔布雷思改革”的思想，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不能靠回到凯恩斯以前的自由市场时代，而要靠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措施，即股东权的更大范围的分散、社会的中产阶级化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政策等。他说：“当代资本主义已经生产或能够生产足够的商品，我们不会为产量不足而发愁”。“主要问题在于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得到有保证的收入。我们总是陷入这样一种错误，即总认为进步直接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我则认为，应该根据能够确保在社会上得到牢固的、享有充分权力的位置的人数多少来评价进步的程度”。(第117—118页)他认为，在这方面，资本主义仍可向社会主义学不少东西。
“加尔布雷思改革”方案能否为资本主义注入新的生机，未敢妄断，而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任何变革都不可能根本消除其基本矛盾，则是肯定的。然而，只要不断地寻求变革，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地自我扬弃，一种经济制度可能为自己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加尔布雷思和梅尼希科夫的讨论给我们的一大启示。
列宁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经济领域而不是在军事领域(同资本主义)竞赛，更加符合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利益。”这种竞赛能揭示社会主义对任何一种制度的优越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注意到两位作者一再提到而未展开讨论的国有企业问题和社会福利制度问题。
现代经济理论证明，某些经济部门的国有国营会比私人经营更有效，如自然垄断部门、外部效益较大的部门等，由此，产生了国有企业。在尚未对经济理论做出修正之前，这些部门的私有化是没有理论依据的。事实上，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都存在着大量的国有企业。然而，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国有企业被拍卖，国有股票被转让，某些部门如交通、邮电等重新让位于私人经营。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也在寻找非国营(或民营)的形式。东西方共同的非国营化浪潮是否意味着国有企业就此寿终正寝了呢？恐怕不会。不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企业仍将具有重大意义，即使在西方，也不是把国有企业简单卖掉了事。事实上，西方所谓私有化浪潮的出现，并不象很多人情绪化地理解的那样完全(或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经营不善，而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包括优化产业结构的需要(国家将传统产业转给私人经营，腾出资金开发风险大的新兴产业)、国有资产存量转形(对于弹性转小的国有资产而言，只有通过出售一转让来实现存量转形)、有限国有资产的有效利用(将一般产业的国有企业卖掉，加强对瓶颈部门的投资)、国有企业经营形式的变化(通过出让一部分股权将国家直接经营变为控股经营)等一系列因素，当然也同很多国有企业效率不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有关。正如某些研究者所说的：私有化和国有化是当代西方经济发展中两个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趋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同意梅尼希科夫的观点：“这类企业的消极面被过分夸大了，它们中间的许多企业已成为相当赚钱的企业”。(第57页)
既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可能完全放弃国有企业，回到亚当·斯密时代，那么，怎样使国有企业成为有效经营、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倒是东西方可以深入合作探讨的课题。在这一问题上，东西方都出现了把国有企业从直接经营变为通过控股或参股间接经营的趋势(这一趋势在东方表现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股份化，在西方则表现为股权分散化和国有股比重的降低)，以减少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干预，使之享有真正的生产经营独立性。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都表明这可能会成为国有企业改造的最有希望的形式之一。
关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东西方在制度改造上可以进行合作的又一重要领域。加尔布雷思和梅尼希科夫一再谈到现代福利制度，并且他们两人都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均应进一步发展这种制度。然而，现代“福利国家病”则是限制该制度存在和发展的障碍。
说到社会福利措施的普遍和广泛性，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发达，这可以为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低收入的福利国家”现象所证明。福利制度的功绩自不能抹杀，它对于提高效率的阻碍以及浪费也日益明显，以至于在西方和东方，都出现了削弱福利制度的迹象。梅尼希科夫显然不赞成这种变化，他说：“我们国家有人主张减少我国的社会保障，所采用的方法是不再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修改低房租和其他社会服务费。他们自命为进步的改革者，而在你们美国，这样的人被称做保守主义和反对派”。(第109页)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在道义上固然算不上“善行美德”，但福利制度的巨大浪费和财政负担、效率损失又将如何处理？有人从制度一行为的角度提出要从改造福利制度入手，避免浪费行为，这是应该同意的。也有人提出必须从明确产权开始进行改造，这就更应该同意了。看来，社会福利制度在东西方都有改造之必要，但要改造的是福利制度的形式而不是取消这一制度本身。如果我们同意“帕累托改善”和福利经济学的诸多补偿原则的话，那么，普遍社会福利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相反。然而，福利制度不应成为培养懒汉、助长浪费的温床，这里可以做的如同整个经济体制变革一样，即明确每一社会成员对他应享有的社会福利的“产权”(包括收益权)。君不见在社会主义中国仅医疗费承包一项——这仅仅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但却明确了不同主体之间由医疗服务享有权引起的利益的差别——就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国有企业问题与社会福利问题仅是东西方制度相通的诸多领域的两例，就此，经济学家们可以充分合作。在人与自然的经济关系及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日趋复杂的时代，集合全人类的智慧共谋良策，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这便是梅尼希科夫与加尔布雷思此番谈话的起因和主题。
(《东西方对话：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存》，[苏]梅尼希科夫、[美]加尔布雷思著，张达楠等译，外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一版，2.5元)
王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