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由冰心女士、庐隐女士、淦女士(冯沅君)开始，署名“女士”的作品而不是冒牌的，有了。不署“女士”的有陈衡哲、凌叔华。以丁玲笔名写出更新一代的“莎菲女士”以后，“女士”的署名和开玩笑的“男士”一同灭亡了。差不多从同时期起，女作家也不以“女儿心”为主题而和男作家“并肩战斗”不分你我了。到七、八十年代，女作家愈来愈多。香港、台湾的有称霸文坛之势。大陆的也不落后，不但和男作家“并驾齐驱”，而且又以女性写女性，开拓了淦女士和丁玲还没有展开的领域。对比起冰心的《超人》和庐隐的《海滨故人》来，大有超短裙和百褶裙的差别了。不过好像是台、港的显出女儿心，大陆的多有男子气。像台湾李昂的《杀夫》等等那样写女写男怀探索新境之意的好像不多，而用外国化现代化电影化写法的不少。
三十年代上海曾有杂志出过一本“女作家号”，引起纷纷议论。以后再不“男女有别”了。现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刊出《大陆女作家爱情系列丛书》五本。第一本是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已见到。还有黑孩、杨泥、陈丹燕、盛祥兰各一本尚未见。据说这一系列都是女的用第一人称“我”写爱情。这五位作者，我一个也不认识，且从未拜读作品，又只见一本，何妨信口开河，闲谈一番！没有“评论”嫌疑，料想不致得罪。
赵玫的小说一开头就说，女主角“我”“要写一部杜拉式的小说”，随后又多次说杜拉。看样子是法国七十多岁的“马丹”(夫人)玛·杜拉的“风”吹过来了。这使我回想三十年代初《现代》杂志刊出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小说，现在被戴上“都市小说”、“心理分析小说”帽子了。新感觉派、超现实主义，《现代》也有介绍，但未起“风”。那时欧洲已经有了卡夫卡、《追忆逝水年华》、《尤里西斯》，中国读过原作的不少，也有介绍，更“不见些儿风影”。原因除中国情况外，可能是这些小说当时在欧洲以至于今天在世界也还是解说纷纭，未必有多少人感到“适获我心”，“心领神会”。中国和欧洲都正在大战前夕，身且不保，哪顾得心呢？只有等到战后了。法国的杜拉，我未拜读，先看到中国的杜拉，不免感觉到，我不是三十年代的青年，中国却依旧有青年迎着海洋上的季候风开襟呼吸。但不知何时能吹出强烈的中国风。
作家依性别分，决非“两大阵营”，也是一种分类法。有些看法，特别是对“爱情”的看法，说不定从来男女不完全一样。只是女的常顺着男的思路想，以致常出内心矛盾而不自知。觉悟以后，到二十一世纪，女作家会更多，会在不止一方面超出甚至越过男作家，以致不再以“女”标榜，反倒可能是“男”处下风而要奋力挣扎当“堂堂男子汉”了。这与外国的所谓“女权主义”毫无关系，根本不同。这是几千几百年来中国特别压抑女性的反作用。物理学中的牛顿定律同样适用于文艺界。裹小脚，闭深闺，不许识字，可是仍然有从传说中的卓文君到幻化出孟丽君的陈端生(《再生缘》)。今天“大脚婆娘”公然出世，岂能不有一番作为？身体先解放，有了连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今年奥运会一开张，为中国队连得金牌的是一群女将。林黛玉、薛宝钗哪里去了？我感觉到，现代中国男子背上的精神包袱，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都不比女子的轻，甚至更重些。男子是自缚而女子多半是被缚。从秋瑾算起，“妇女解放”呼声虽时断时续，实际上各种各样的“女强人”发挥出潜在的和表面化的，好的和坏的，翻江倒海力量的不能算少。现在识字的和不识字的女性绝大多数还受到男性的种种欺压，但已有不少女人大展“雄”风，毫无疑问，到下一世纪这“风”会更加强烈。这也是世界性的，女总统、女总理、女总裁接二连三。社会结构不是照性别分的，也不是照种族和宗教分的。然而这些分别确实存在，若视而不见或讳而不言，结果会出意想不到的大乱子。此时隐隐觉到这一点的人中男的比女的多，所以男的更力求女的“就范”，用暴力和欺骗，打骂和买卖，不知道也不相信，在这里作用和反作用仍成正比例。反之，男受女气也是一样。赵玫的这本小说中，尽管女的命苦，难道没有透露出女性的强和男性的弱吗？强中之强不是那位老奶奶吗？女性仍弱，弱在不知自己内力之强。男性仍强，强在依靠社会外力。女对男，找依附不行，求和男的一样也不行，压下男的更不行，唯有独立，精神独立，发挥自己长处而避开短处，才能与男平等。我不希望出现《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对狄希陈那样“一见他，我心中就有气”，成批再现“河东狮子”。但是在文学领域中“阴盛”已迅速出现，是不是“阳衰”，那只有看男性自己。《易经》流行，六十四卦中，“天地否”，“地天泰”，为什么阴在阳上反而通泰呢？
“爱”、“情”两字分开，中国固有，墨子“兼爱”，“人情”之常，合为一词是外来的，国际性的。书本中的和书本外的也不一样。几千年来中国有独特情况。将近一千年前，日本出现著作《源氏物语》的紫式部时，随即中国有了词人李清照。两人都是女的，著作中都涉及“爱”和“情”，又不像是欧洲文学中古代起源而近代发展的爱情。中国文学中有爱情格式，少爱情本身。例如：《孔雀东南飞》式，包括《钗头凤》式，也是《西厢》后期式，都是老一辈作梗。“梁祝”式，《天仙配》式，卓文君、红拂式，女慧男痴，女强男弱，或败或成，自定嫁娶，不是正宗。罗敷式，“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今名“婚外恋”，一直受谴责。古有义无情，今有情无义。转化为秋胡戏妻式，《武家坡》、《汾河湾》，是男子无情无义了。宝玉黛玉式，加薛宝钗，今名“三角恋爱”。实际上，宝玉是“多角”锺情，所谓“多情种子”，而且不分男女，对秦锺、蒋玉菌如对袭人、晴雯。《牡丹亭》或《玉梨魂》式，月老作媒，机缘偶合，暗中想像，恋人自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未见或偶见或梦见而情系终身，又多半由不成婚或成婚而幻影长留或破灭，或如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极为常有。何止“人面桃花”，“御沟红叶”？汤显祖的理想化艺术化使之永恒，但事实已灭亡快一百年了。青年男女古时极难会面，今日极易相逢，古之格式已不适用。古之爱情是否也随之而去？欧式爱情是否即随之而来？“爱”之必欲得，不得即成仇，这是什么“爱”？束缚解除，真面是否立即显露？古式不存，欧式、美式如何？爱情能像发型？港、台、大陆的“爱情”小说已成系列，出现了什么现代中国式？我看赵玫这本小说中，写“爱”之“心”的“我”是文章，“他”是无“心”的影像，反而其他女人是“爱”的故事，可惜又没有写“心”。以女写女写出家族，未写好爱情，只怕是杜拉害了那个“我”。
用第一人称的自言自语写小说，在中国无此传统，我觉得非常难。源泉有而堤坝多。一见“我”便认为自传，看小说如猜谜，处处想落实。习惯如此，无可奈何。这且不说。中国人和欧洲人有一区别可能和基督教有关。我们不信“原罪”，也不懂耶稣代人类赎罪。信教的不少，信“爱”的不多。不懂“忏悔”(自白不是悔过)，不习惯内心自我解剖，更不擅长将“反思”表达出来。多少年多少人写过“检讨”，有多少“触及灵魂”？我们以为“激情”就是大哭大笑而不是卡门、高龙巴那样冷。能欣赏类似中国格式的罗蜜欧和朱丽叶而不大欣赏哈姆莱特的内心矛盾，只把他当作“王子复仇”。我们懂仇恨过于懂爱情。麦克白斯是不忠。李尔王的女儿是不孝。奥塞罗是贞和妒。对剧中那些独白中由内心矛盾而爆发的“激情”不容易“动心”，对其中的“人际关系”伦理道德却一望而知。中国古时的爱情阻碍总是外来而非内心。“惊艳”之后的“相思病”不过为了“酬简”，有肉无灵，不信灵魂。以为“相思”就是相爱，不知“思”的是什么。所以自剖难，自白难，读别人自白也难。把艺术只看作“加工”，有实无虚，非“影射”不可。越写得真切，越会被当作真实。声明“虚构”，毫无用处。不知这女性第一人称爱情系列小说能开创多少。
这本小说一再提到《巴黎圣母院》中的那个希腊字，本义是“必然”，可以当作“命运”，其实中外解说不同。中国解为外来，容易“含冤”，“怀恨”，“不忘血泪仇”，虽“命该如此”，仍“仇深似海”。外国常着重内心，解为性格本身矛盾而不得不这样。外国以内解外。中国以外解内，重条件而轻内心。我们说，“天命之谓性”(《中庸》)。外国人，特别是现代的，认为“性之谓天命”。这个“性”，无论广义狭义，中外习惯想法不同，同“爱”一样，说不清楚。
《我们家族的女人》中一再解题为共同苦难命运。个个婚姻不顺，全由外力，无关内心。这是中国人心态，不是一家一族的，但艺术品中的民族心态很难摆脱干净。汉族以外的各自有特色。例如沈从文，我先读其文，知语言；后到其地，识人情；又交其人，见风格；总忘不了三者之间的同一性。经历过讲血统出身查三代祖宗的洪流的人不会忘记自己是谁的“子孙”。沈从文在小说中不说民族。赵玫在小说中明说满族，倾慕骑马的长腿和挽弓的长臂。这个“我”不忘“八旗”“英武”，想得到一位“英雄”，可惜第一个碰到的，第二个又碰到的，都像是无心无灵魂的鬼影蒙躯壳。这是一个女人的心，也是一个民族的心吧？盼强得弱，始合终离，女人是弱者，但灵魂仍是强者。“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为爱受苦的人有福了，因为未来是她们的。老奶奶信基督教，这才是她说的“爱是永恒的忍耐”的意义。“忍”不是汉语中的常义，是约伯后代的“爱”和信，和佛教的“忍辱波罗蜜”同是强，不是弱。弱者受屈辱“逆来顺受”不是“忍”。也不是“忍心”，不是恨，是“爱”。“忍者”是“强人”。
这小说写的“爱情”仍是古典新貌。男对女：你不爱我，我死给你看。女对男：你不爱我，我终身不嫁。男对女：你不依从，我杀了你。女对男：你不听话，我休了你，滚！这像恶霸抢亲。爱情是欺骗。婚姻是讹诈。有我无人，非主即奴，何来平等？肉体结合，不见灵魂所在。作者费力写爱，不知青年读者如何反应。
由“我”叙述，致使奶奶、大娘、婶婶、姑奶奶、大姑、姑妈、小姑、嫂子等人的生动形象只成剪影，说故事成为陪衬，很可惜。也许是作者有意分主从，突出主观的心、“我”、爱情、命运。假如采多元结构、“平行投影”以显出“家族”，会不会比“中心投影”的效果好些？
作者是好人，心太软。写小说还得学坏些。软心肠能写散文。心不狠，写不成悲剧。狠不下心把“他”写成活人，以致“他”成了道具、无心肝的木偶、机器人。雨果心若不狠，写不出《巴黎圣母院》。传说陀思妥也夫斯基口述小说时，记录者泪流满面记不下去了，他还不知道。他写爱情的少作《穷人》，心不硬也写不出。这样又苦又甜的爱心，中国人有，但极少写。为什么？习惯是重点在外，不写内心，不能写。外在条件重于内心感受。
评论者常从个别中看出一般。创作者常从一般中看出个别。古往今来，写出中国各族人的心和爱的，写出作为平等活人的女人的，太少了。男和女是对立统一。爱和恨也是对立统一。只顾一方消灭另一方，有一无二，仍逃不出牛顿定律。“爱情系列”五位的大作中，我只见到第一本赵玫的，以上所说无非闲话。
对于书，我以为，有些标点错乱和忽有忽无，不论有意无意，并不重要，错字还是少一点好。
东拉西扯闲话已了，戏题一绝：
铁马金戈曲已终，燕支化作夕阳红。
海滨人去涛声寂，不见<SPS=1935>眉乘朔风。
(《我们家族的女人》，赵玫著，《大陆女作家爱情系列丛书》之一，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三月版，4.90元)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