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署真实姓名，只在文末署“清华学校一分子、爱敬王先生之一人启”，因而《顺天时报》发表时，也只是标明：“兹接清华学校某君来函，叙其经过尤详。”文章作者究竟为谁，长期不得而知。近读吴宓的女公子吴学昭所著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本文所引《雨僧日记》均本此，以下不一一注出)，始知这篇报导是吴宓写的，经过情形具载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雨僧日记》。
吴宓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筹办时曾任主任，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学界耆宿的就聘，就是他亲自持柬恭请的结果。《吴宓自编年谱》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三日条下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从而可知吴宓对王国维怀有特殊的礼敬。一九二六年三月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职而专任外文系教授以后，他与王仍保持密切的接触。据吴学昭女士援引的《雨僧日记》，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夕，王静安先生来，久坐”；十一月三日：“王静安与陈寅恪来此小坐”；十二月三日：“晨八一九偕寅恪赴西院祝王国维先生五十寿”。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份以后接触更为频繁，三月二十八日：“晚，王静安先生招宴于其宅”；五月二日：“夕，王静安先生来谈”；五月十二日：“晚，寝后复起，王静安先生谐陈寅恪来”；五月二十六日：“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这最后一次晤谈，距六月二日惨剧的发生只有六天时间，王国维自沉前的心境和情绪，了解得最透彻的第一个是陈寅恪，第二个就是吴宓。所以王国维的遗嘱特别提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无异于文化托命，反映出三个人之间相交之深。
但吴宓与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理解，彼此并不完全一致。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王国维自沉当天《雨僧日记》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梁巨川是梁漱溟的父尊，名梁济，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六十岁生日时，投北京净业湖即积水潭自杀身亡，遗书中称是为了“殉清朝而死”，在知识界引起一场讨论，陈独秀、陶孟和、徐志摩等都写了文章，梁漱溟也写信给《新青年》倾述己见。但梁济之死更多的是道德的自我完成，不必像王国维那样具有自觉的文化意义。吴宓把两者等同并列，是对王之死尚缺乏深层的了解。论者也有的认为王是怕北伐军攻入北京遭遇不幸，所以选择了自杀。对此吴宓在同一篇日记中据理据实给予了反驳，他说：“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犹未能知王先生者。盖旬日前，王先生曾与寅恪在宓室中商避难事，宓劝其暑假中独游日本，寅恪劝其移家入京居住，己身亦不必出京。王先生育‘我不能走’。”吴宓分析说：“一身旅资，才数百元，区区之数，友朋与学校，均可凑集。其云‘我不能走’者，必非缘于经费无着可知也。今王先生既尽节矣，悠悠之口，讥诋责难，或妄相推测，亦只可任之而已。”作为王国维的同事和同道，吴宓始终站在替王辩证的立场。只是他接受了王之死是为了“殉清室”的看法，使得他的辩护带有一定局限。
陈寅恪的看法则倾向于王之死主要是文化哀痛所致，与其说殉清室，不如说是殉中国几千年来的固有文化，《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于此点有极细密的申论。《挽词》作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在痛定之后，但陈氏的上述看法，六月十四日的《雨僧日记》已有所透露，其中写道：“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的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吴宓在认知上虽未能达到此一高度，但听了陈寅恪的论议，他也表示认同。因为自哈佛订交以来，无论为人为学论诗论事，他都佩服陈寅恪的高见卓识。因此《空轩诗话》对陈之挽词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在哀挽王国维之死的诸多作品中可“为第一”，并称赞其序言“陈义甚精”。吴学昭女士披露的新材料让我们进一步获悉，吴宓曾撰写过一篇《王观堂先生挽词解》，可惜原稿已残，只剩下对其中十六句所作的疏解，这真是学界的不幸。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吴宓为《挽词》“一死从容殉大伦”所作的解释，对自己持之“无疑”的“殉清室”说，作了事实上的修正，而向陈寅恪 的殉文化说靠拢。这条疏解是这样写的：
五伦，第一是君臣，以下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故曰大伦。宣统尚未死，王先生所殉者，君臣(王先生自己对清朝)之关系耳。
“宣统尚未死”，因而“殉清室”的说法无所着落，吴宓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强调所殉者为王国维对清朝的君臣之关系，也就是作为抽象理想的纲常伦理，这和陈寅恪在《挽词》序中所阐述的思想就一致起来了。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再看看《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被吴宓许为“陈义甚精”的一段话是怎样写的。这段话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又说：“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先生此论一出，所有关于王国维之死的“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均失去单独立足的坚实基础，一向视陈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的吴宓，自然不愿继续坚执己说。不仅不坚执，他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的《日记》里引述了上面的思想之后，还进一步发挥说：“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这正是吴宓的可爱处，他与友朋相交，总是自低位置，涉及到文化苦痛问题，也认为王国维的文化程量固然比自己宏阔，陈寅恪所受苦痛的深度也大于自己。虽不无自谦之意，按之后来人生遭际崎崛演变的事实，又可见出吴宓不乏智识者的自知之明和先见之明。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而索解莫从。王国维自沉以后，包括陈寅恪在内许多人都有诗作面世，以志哀悼，唯独最爱写诗也长于写诗的吴宓，却没有写，这是什么缘故？吴宓自己也感到是个问题，所以在《空轩诗话》第十一则里特地加以说明：“王静安先生(讳国维，浙江海宁人)于丁卯(民国十六年)五月初三日(阴历此日，即阳历六月二日)自沉于颐和园之鱼藻轩，一时哀挽者极多(黄晦闻师、张孟劬先生、陈寅恪君等，载《学衡》六十期)，宓仅成短联。尝欲仿杜甫八哀诗，为诗述诸师友之学行志谊，久而未成。所列八贤，已先后作古人矣。”但何以只有短联，而没有诗作，就中原由，还是没有说出。现在看了吴学昭女士《吴宓与陈寅恪》一书透露的有关消息，似可稍加猜测。第一、王国维之死，对吴宓的精神震动是太大了，六月三日《雨僧日记》所记载的凄惨情景：“王先生遗体卧砖地上，覆以破污之芦席，揭席瞻视，衣裳面色如生”，这一幕印在他的心头脑际，不是短时间可以抹去的，势必阻滞诗思。第二、对王国维之死持“殉清室”说，不利于把自己的诗情升华到澄明幽眇的境界，所以他的挽联：“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汩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措意也只是平平。第三、陈寅恪既有挽诗又有挽词，而且诗词均臻妙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平日互相唱和的诗友，是可以无作。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不敢说此中已无进一步待发之覆。
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和二日，值王国维逝世一周年之际，吴宓连作《落花诗》八首，起因是王国维逝世前为国学研究院同学谢国桢录韩<SPS=0044>和陈宝琛的诗各二首，书于扇面之上，陈之诗即为《前落花诗》，一时以为王此举是以落花明殉身之志(《空轩诗话》十三)。吴宓的《落花诗》，其中五首作于六月一日，另外三首是六月二日伏枕而作，然后又成一首五律：
心事落花寄，谁能识此情。非关思绮靡，终是意凄清。
叹凤嗟尼父，投湘吊屈平。滔滔流世运，凄断杜鹃声。
《雨僧日记》对诗成经过有所解释，见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条：“是日为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之期，宓又作五律一首吊之。”后收入《吴宓诗集》，题目作《六月二日作落花诗成，复赋此律，时为王静安先生投身昆明湖一周年之期也》。不妨把这首五律和八首《落花诗》看作是吴宓挽王国维之死的补作，但题旨已不是一年前特定心境的反映，如同《落花诗》序语所标示的，乃是借春残花落，对“所怀抱之理想，爱好之事物，以时衰俗变，悉为潮流卷荡以去，不复可睹”，“致其依恋之情”(《吴宓诗集》卷九)。伤悼的对象由王国维的自沉一变而为自我“感伤身世”，虽可以视为后补的挽诗，意义却因时过而境迁了。
吴宓没有留下挽诗，却有一篇誓词留了下来。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一起送殡，最后将王国维的遗体停放在清华园附近的刚果寺，前后经过使吴宓蒙受巨大刺激，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SPS=0665>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吴宓的以自觉维系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所以他才办《学衡》，不惮于和当时的新派人物唱对台戏。但他的文化信仰虽坚挚，内心却充满矛盾，不仅是文化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也有寄情文章学术与谋求事功的矛盾，他自己比喻为二马并驰，足踏两背，倘若握缰不紧，两马分途，“将受车裂之刑”， 并深知这是自己的“生之悲剧”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雨僧日记》)。不幸的是，这种悲剧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晚期。只不过晚年的吴宓，在精神苦痛之外，又增加了肉体的苦痛。十年浩劫期间，左腿被迫害扭折，右目全盲，每月领三十八元五角生活费，约有两年时间早、晚餐各食一只馒头，不吃菜，午餐有食堂菜一份，米饭三两，住室则为无顶<SPS=1509>墙的工棚，雨天上漏不止(吴宓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二日致姚文清书)。吴宓身材魁伟，素不耐饥，当年在颐和园为王国维送殡，等到晚八时半柩始运到，“饥不能忍”，还曾“与戴元龄等四人，在青龙桥镇中，一小店内进面食糕饼等”(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雨僧日记》)。可知晚年的雨僧先生怎样为饥饿所折磨。
陈寅恪以学术作为文化托命的根茎，一心向学，从不旁鹜，因此没有二马分途所带来的矛盾，但在蒙受精神与肉体双重苦痛这点上，与吴宓又是一致的，借用吴宓的话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一九五○年九月十八日陈寅恪致吴宓的信中写道：“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一九四四年底寅恪先生双目失明，一九六二年跌断右腿，还不要说多年来频发频遇的病魔与流离。就王、陈、吴的一生遭际而言，陈比吴平稳而少曲折，王比陈、吴更超脱省净。“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钱基博语)，安知王国维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之逝不是正确的选择？至少，他为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树立一种风范。当年梁济自杀，陈独秀还曾热情肯定其“真诚纯洁的精神”， 说这样做“比那把道德礼教纲纪伦常挂在嘴上的旧官僚，比那把共和民权自治护法写在脸上的新官僚，到底真伪不同”(《独秀文存》卷一)；王国维为文为学为人真实不欺，更是有目共睹。吴宓的誓词就是在王的文化精神的感召下悄悄写在日记中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问吴宓晚年经受那许多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何以不践履自己的誓词。这个问题说来复杂，亦甚难言者也。兹有一点可以论定，即便吴宓选择了王国维的结局，由于“世移势变”，也不可能产生震动社会的文化效应。清华国学研究院才隽之中，不乏大义凛然的气节之士，当年看到陈寅恪向王国维遗体行跪拜大礼而放声痛哭的刘盼遂先生，即死于浩劫开始之年，然而有如黄英堕溷，无任何声息，人们仿佛忘却了这桩悲剧。因为当时的时代情势，是“铁骑横驰园作径，饥黎转死桂为薪”(吴宓《落花诗》之三)，“殉道”已不知“道”在何处，“成仁”亦不知“成”谁家之“仁”，作为文化所托命之人，反不如以己身之经历为中国的反文化传统留一实证。连陈寅恪在饱观世运之后也有新的反省，作于一九五七年的《题王观堂<人间词话>及<人间词话>新刊本》写道：“世运如潮又一时，文章得失更能知。沉湘哀郢都陈迹，剩话人间绝妙词。”但陈、吴和王一样，文化信仰和文化精神始终如一，未尝稍有变异。一九六四年夏天，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特标举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之义，并以“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告慰友朋，即为明证。一九七四年，吴宓在自身莫保的境况下起而谴责批孔伐儒的谬举，致使遭遇更大的不幸，暮年归陕西泾阳老家，终于赍志以段。王国维遗嘱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陈寅恪在诗中一再重复咏叹：“大患分明有此身。”陈、吴的结局，从文化精神的指归来说，与王并无不同。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吴宓诗集》关于《王观堂先生挽词》的诗话，只录诗而未录序，晚年吴宓重订《诗集》，诗序并录，且写下按语：“此序陈义甚高，而至精切。寅恪一九二七年，已看明一九四九年以后之变。”
吴宓一生受王、陈文化精神的影响至深至钜，直到晚年独卧病榻，仍不忘从王、陈身上汲取支撑的力量。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雨僧日记》载：“阴晦。上午身体觉不适。心脏痛，疑病。乃服狐裘卧床朗诵(1)王国维先生《颐和园词》，(2)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等，涕泪横流，久之乃舒。”同年六月三日又梦陈寅恪诵释新作的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哪“三枝雁”？是王国维、陈寅恪、吴雨僧么？不过应改“隆春”为“隆冬”才对。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七日
刘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