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是英国利兹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现已退休，仍为名誉教授)。他虽没有剑桥的A·基登斯(Anthony Giddens)独创一家体系(structuration，理论)的声望，却也建树颇多，闻名遐迩。笔者曾听过他的课，——那课讲得天马行空似的，有一种大学者才有的“庖丁解牛”般的自由和魅力。
鲍曼在这本书里指出，西方的知识分子正经历着从现代的“立法人”(modern legislators)到后现代的“解释人”(Post-modern interpreters)的转变。所谓“立法人”和“解释人”在这里均为隐喻。“立法人”是指在现代条件下(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联姻)，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创立权威知识和言论，仲裁意见纷争，对真假、善恶、美丑等问题具有最高发言权。正如国会议员们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立法一样，知识分子则为国家的舆论、精神或思想“立法”。他们这种裁定舆论或意见是非的“立法”权威则来源于他们比非知识分子更能接近和掌握正确或客观知识。
所谓“解释人”是指在后现代条件下(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分离)，知识分子面对多元并存的、各不相让的生活方式、真理系统和价值体系，失去了以往真善美的代言人和意见纷争的仲裁人的作用和自信，转而采取在各种不同的价值标准、知识系统和文化传统中寻求对话、译解和沟通的策略。“立法人”退居为“解释者”。
同“立法人”相关联的是这样一种世界观：世界是一个有序整体，有规律可寻，前景可测，过程可控。只要按照理性的原则，遵循正确的程序，获得客观的知识，就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个世界。知识就是力量，正确的知识导致有效的控制。鲍曼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世界观。
与此相对，后现代世界观(即“解释者”的世界观)则认为世界在原则上具有无数的秩序模式，是各种秩序模式的同时共存。每一种模式均有自己存在的特殊传统根基和合法性根据，每一种模式都无权声称自己高他者一等。一切都是相对的，知识和价值也莫不如此。如果说，相对主义是现代世界观所要力图克服和战胜的东西，那么，在后现代世界观那里，相对性则是世界的持久的特征。
鲍曼详细地探讨了知识分子充当“立法人”的社会发生过程。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在此一一详加介绍，但总体轮廓却是不难勾勒的。自启蒙时代以来，知识分子作为“立法人”曾经何等威风，叱咤风云，挟雷裹电。他们高举理性的大旗，向一切陋习、偏见、迷信、愚蛮、任性等等非理性因素展开了有力的斗争，无情的鞭挞。他们按照理性的原则，设计社会蓝图，拟定社会秩序，对君主进行启蒙，对人民进行教育，对诸如乞丐流浪汉等刁民游勇加以围圈监控，对社会杂草腐叶加以根除清扫，发起全面的文化征伐，充当“花园文化”的园匠。他们力图把社会纳入理性化和现代化的计划：社会要按理性原则来管理，秩序要从理性原则来安排，人民要用理性原则来教育，情感和本能要以理性原则来约束。他们如此雄心勃勃，锋芒毕露，是因为他们有施展身手的舞台。知识人同国家权力一拍即合。文化征伐配合了政治的统一和国家权力的扩张巩固，后者又反过来加强了知识人的地位和作用。鲍曼认为，国家权力与话语(discourse，或译“语篇”)的结合，是现代性的最显著的特征，亦是知识分子充当“立法人”的主要原因。
然而，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已成昨日黄花，一去不返。当代西方世界已经同知识分子越来越疏远了。这个社会已经不再需要“立法者”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制定普遍的是非标准，肩负普遍的道德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多余人和摆设，越来越感到乏力、无助、孤独和失望。于是我们听到了惊呼声：“现代性结束了！后现代性到来了！”的确，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odernityand post-modernity)的争论眼下正搞得沸沸扬扬。虽然鲍曼无意在本书中加入这一短兵相接的大论战，但他的“立法者”和“解释者”模式则是这场论争中的一家之言，颇为引人注目。
那么，究竟为什么“立法人”退居为“解释者”？其根据是什么？鲍曼从社会学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
全球范围内权力格局、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和重组，使西方文明受到来自其他地域的挑战。世界范围内的统一的世界观、价值观绝无可能实现，传统西方知识分子企图以西方文化、价值和观念征服全球的梦想幻灭了，“西方文明“优越论”和“中心论”动摇了。面对多元共存的文化传统和观念体系，西方知识分子逐渐对以往的普遍适用的“一元论”真理或价值体系(源头在西方)产生怀疑。鲍曼认为，这正是现代“立法人”转变为后现代“解释人”的国际条件。但他的注意力主要还是放在西方国家的内部社会条件上。这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国家权力同知识分子的分离，使知识分子失去了以往“立法人”的地盘。国家权力机构和控制技术无疑是越来越发达、细致、独立和自足，形成一整套完备而有效的组织机器。这种权力机器无疑需要专家和人才，然而却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作为“立法人”的知识分子了。国家科层组织的官员或公务员各自身怀一技之长，有效地操纵和控制这部机器。他们并不愿意从事专业以外的舆论或精神的“立法”，也不需要这种“立法人”。知识分子的精神与言论“立法”功能在国家权力机器面前显得无足轻重、纯属多余了。
其次，按照“工具理性”原则繁殖出来的“市场机制”或“商品社会”又再一次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立法”职能。在市场机制中，市场成了舆论的最高“立法者”，商品价值成了最高价值。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等，均要接受市场(而不是理性)的最后裁定或检验。文化，这一知识分子的传统专利，同样也被商品化、市场化了。数量的计算取代了质量的标准，文化变成了商品，变成了类似于凭票入场的、可供观看的竞技体育。市场机制还不断瓦解知识分子队伍，不断迫使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或艺术家改变初衷，放弃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同知识分子阵营分道扬镳，转而面向市场，以专业之长换取或追寻利润，从而被整合到市场中去。
鲍曼看到，当代社会还成功地把公民转变成消费者(领取“救济金”的穷人不属此列)，而消费者又变成了市场的依赖者。人际关系的弱化，交往技能的下降，相互关心的减少，均使人们迫切地扑向市场，从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中寻找医治创伤的替代品：从心理医生那里买来安慰，到旅行社那里购买开心，用护肤脂抗击衰老，以整容术换取美丽，洒香水以增加对异性的吸引，饮美酒以刺激交谈的兴致……生活的技能转化成购物的技能，人生的乐趣简化为购买的乐趣。明日的商品必定要使今日的商品过时，“过时”没完没了，购买“新”商品亦没了没完。面人生的真正幸福和乐趣却永远在人生的“彼岸”。鲍曼指出，这种市场依赖性导致了“消费文化”的产生。所谓“消费文化”，即是每个男女均以浪费者身分被整合到社会中去的文化。在这种消费文化中，恰恰没有知识分子作为“立法人”的一席之地。知识分子绝对无力控制市场。它有它自己的逻辑和法则。如今市场又将触角伸到了文化和精神领域，攻克了知识分子的最后堡垒，充当了社会整合的力量。
面对这种种挑战，知识分子简直束手无策。愤怒也罢，彷徨也罢，困惑也罢，他们都不得不冷静反省思考，重新审视自己的地位、角色和作用，调整自己的策略，作出适当的反应。“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运动可以说是其反应之一。它最早始于建筑风格和艺术作品，随后又扩展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鲍曼认为，由“立法者”到“解释者”的转变，正是他们自我审视之后作出的策略调整，也是他们找到的自身赖以存在的根据。他们放弃了“无往不克”的万能理性之宝剑，转而尊重多元，尊重相对，尊重特殊和个性、尊重部分和局部。他们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从多种并存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真理系统、意义体系或价值标准中寻求对话、沟通、理解和解释。鲍曼说得很传神：“去同人们交谈，而不要同他们作战；去理解他们，而不要把他们作异类打发或消灭；……要么对话，要么灭亡。”(第143页)
这种策略最为典型地反映在伽德默尔和罗蒂的哲学中。伽德默尔创立了风靡全球哲坛的解释学哲学。他宣称，哲学的任务就是去解释，去寻求意义，去理解他人，也使自己被理解。因此要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意义系统中交流沟通。罗蒂更是宣布传统的笛卡儿一洛克一康德哲学传统是历史的不幸事件，是哲人的错误选择，整个儿走错了方向，因为这一哲学传统企图寻找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确定不移的真理基础或理性原则，而这恰恰是不可能的。在罗蒂看来，哲学不应当去寻求什么基础，而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文明的对话上面。
鲍曼本人认为，传统的知识“立法人”所制定的现代化(或理性化)计划的确是失败了。不论是作为“消费社会”，还是作为“福利社会”，西方社会都未能解决自身的内在矛盾：局部或部分的有理性和整体的无理性和浪费。然而他坚信现代化和理性化计划并未过时，也未结束。后现代性也未必优于现代性。我们所要做的，是对这个计划加以补充和修改，使之更加完善。知识分子仍有许多事情要做，仍然肩负神圣的使命：从事“公共话语”(pablic-discourse)或言论方面的补救工作(discursive redemption)，创立更完备的理论，促进真正的民主，并用实践理性来限制工具理性。对鲍曼这一套计划能否奏效人们可能生疑。然而除了这些，知识分子还能做些什么呢？让我们去理解他吧。
一九九二年四月底于英国利兹
Zygmunt Bauman：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On Modern-ity，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Polity Press，1987.
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