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后期，马寅初因其著作《新人口论》中的学术观点遭到无情批判，有人主张定他为右派分子，中央统战部为此事向周恩来请示，周明确答复：“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
今年第四期《传记文学》以《不屈的马寅初》为题，记录了有关的史实。在十分激烈的论战中，马寅初曾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地说：“如果以对人口增长是控制还是鼓励来划分为哪个阶级服务，那么法国政府和学者们正在竭力鼓吹人口增殖，难道他们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吗？”他表示，那些以势压人、歪曲事实的人“硬说我的控制人口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何尝不可硬说他们的人口增殖论是为法国人服务呢？因此，从书本知识来推论是非是危险的。”他声明：“我虽年迈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他拒绝检讨，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继之，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职务，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直至一九七九年才获平反。
“我不懂，我听你们的”
“在这里，你们都是照相专家，我不懂，我听你们的。”这番话，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天，周恩来对给他拍照的摄影师姚经才说的。那天，第一次给国家领导人拍照，姚经才心中顾虑很多：照坏了怎么办？总理操劳国家大事，怎好再打扰他一次？给普通顾客照相，他可以去动动肩膀和脑袋，提示一下表情，可现在怎能用这套去对待总理呢？此时，看透他心思的总理便讲了上述一番话。
《人物》(一九九二年五期)刊登的摄影师姚经才访问记中，详述了这次拍照过程。半小时内，他从各角度拍了二十多张片子，总理一共换了四套服装，态度非常随合，配合得十分和谐。后来，总理出钱把其中一张放大送亚非拉朋友，并把两张八寸照送给了姚经才和他的助手留念。这张照片后来作为遗照印在讣告上，放在天安门纪念碑下，印在邮票中。
胡风遗作发表问题
三千本《上海鲁迅研究》(第五辑)因发表胡风同志遗作《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被封存一年之事，引起文化界广泛关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今年八月一日、八日、十五日及十月三日连续刊登关于此事的报道和文章，题目依次是：《<上海鲁迅研究>第五辑为何迟迟不露面》、《有关领导部门和舆论界应多多关心上海鲁迅研究领域》、《对<上海鲁迅研究>第五辑应遵照我国有关法规妥善处理》以及胡风夫人梅志命小女晓风写的《关于胡风遗作被封事实简述》。
《上海鲁迅研究》是上海鲁迅纪念馆一年一本的馆刊，被封存的第五辑，是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编发的，曾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有关领导审定通过，由百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辑刊登的胡风遗作，是一九七七年《鲁迅全集》注释组就鲁迅书信和鲁迅日记中一些弄不清楚的二十二个问题，提请胡风作的解答。八十年代，上海师大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披露过这篇文章。一些读过此文的专家认为“这是一份史料价值极高的不可多得的材料”，只是由于当时胡风是在狱中特定场合解答问题的，有些提法可能不甚妥当。《文汇读书周报》在“编后”中对发生在一本学术刊物上的这类事件，感到“啼笑皆非”、“令人心惊”。编者说：“问题看来并不简单，在其背后存在着更发人深省的东西。”
据报导，北京《新文学史料》将全文刊发胡风这篇遗作。最近，胡风夫人梅志致函《读书周报》，感谢该报编者及读者仗义执言。
“重写文学史”势所必然
今年《文学评论》第五期刊登四位大学学者关于深化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谈话，其中湖北大学副校长范际燕谈及“重写文学史势在必然”。他赞成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见解：“新理论的同化作用要求重新构思原来的理论，重新评价原来的事实。”他认为历史是应当而且事实上是不断被重写的。既然是重写，评价当然会有所改变，作家作品的价置、秩序当然会有所调整；陈旧的看法会被剔除，新的观点会补充进去。历史研究就是在不断地重写中获得当代性的，一切历史也是因此而成为“当代史”的。
范际燕副教授批评了“政治决定论”的文学史观，指出以这种文学史观编写的文学史不过是“靠文学事件和作家作品演绎出来的政治说明书。”华中师大校长、教授王庆生描绘了这种“因政治而定人，因人而废文”的文学史观的表现：“一个政治运动一来，一批作家就不行了，他们的作品不是查封，就是受批评，”写史的于是不得不考虑谁上、谁下，也顾不得这样做是否会造成文学史环节的空缺、疏漏。运动过后，作家平反了，又要恢复过来。这样，很难反映历史的真实”。但他认为，这种传统文学史观及其描述模式的有效性不应全盘否定，从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着眼写史不失为一种角度，因为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独特性之一”。
“重写文学史”曾受到一些报刊的激烈批评，至今歧见颇多。有人认为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打着学术探讨的旗号，“从否定《讲话》以后的优秀文艺作品和文艺家入手，来打破文学史上的种种‘公论’，从而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静综)
“后新时期文学”
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和山东《作家报》近日在京联合举行座谈会，与会者正式提出“后新时期文学”的概念，认为近几年的文学创作，“寻根派”衰落，“先锋派”式微，新写实小说、闲适文学、调侃文学、通俗文学和纪实文学代之而起；在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和商品化大潮的双重压力下，作者和读者的心态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这些方面看，文学显然已进入了不同于“新时期”的“后新时期”阶段。但在“新时期”文学由何时、因何因转向“后新时期文学”的问题上，看法却不尽一致。大体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着眼于前后文学的文化功能的不同，认为一九八五年出现“寻根派文学”，并表现出一定的反传统文化的意向后，文学便开始走向了“后新时期”；一种意见着眼于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异，认为自一九八七年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小说中的探索倾向相继衰微，“世纪末”情调和“后现代主义”倾向开始显现，文学由此便表现出与“新时期”迥不相同的属性；另一种意见则着眼于社会心理和文学主体的嬗变，认为自一九八九年起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异，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现实，调适自我，今天的文学现实正是这种心理现实的表现，这是文学由“新时期”走向“后新时期”的根本原因。(白烨)
“畅销书”背后
在不久前复刊的河北《文论报》上，潘凯雄提出“畅销书业已构成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市场上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为了对其进行科学的指导和有效的管理，应进行分类和量的分析统计，研究一下畅销书背后的有关理论和实践课题。例如，被人们称作“文化快餐”，又有许多程式化痕迹的畅销书偏偏行情看好，个中有什么审美规律？有些本来专业性极强的书理应在一定范围流行，却上了大街小巷的书摊，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机制和心理机制在起作用？有关毛泽东的畅销书不下十余种，为什么这位历史巨人在一度被冷遇后又戏剧般地为人们崇拜呢？为什么大陆产生不了港台、海外华人那样的武侠、言情小说的代表作家？为什么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等已作古的文人今日又奇迹般地在畅销书摊上“复活”呢？为什么在舒婷和席慕蓉诗歌中都能找到的意境、语言、情调相近的诗歌，前者被认为是“先锋”、“新潮”，后者却是大众得不能再大众了呢？为什么一些作品在西方本是畅销小说而在我们这里又被奉为经典而顶礼膜拜呢？……
作者认为，揭示并研究畅销书背后的秘密，能够对创作提供有益的某种启示，为理论研究提供某种思考，也能为决策提供某种依据。开垦这片处女地，应各个学科一起共同来承担。
“读来读去读书社”
七年前河南二十三岁的银行职员张少鸿辞去公职，开始实施他的构想，筹款挂起“读来读去读书社”的招牌。它下设九个分社，复盖郑州主要区域。书社订购四千二百多种期刊，都盖有“3R”标志。在“3R”，只要交二元租金和十元押金，就可以任选一本杂志。看完后，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换新的，只要双方都持盖“3R”的杂志。
《中国妇女》杂志在“新潮与我”专栏中对此评价说，这种新型的社会图书馆给公办图书馆事业的改善和发展开拓了思路，给人们思维模式的更新开了一扇窗户，进而“使人对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离，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有了形象的认识。”
张少鸿则说，他想探索一条“全新的可以操纵的文化经济模式，最终给人们带来显而易见的实惠。”现在，“3R”已走上一条文化—经济—文化良性循环的道路，“书社”成了融图书、艺术、文化于一体的活动中心，资助和主办了多种比赛、各种题材的电影周、读书交流会，免费开办了西方经济学等近百场讲座，场场座无虚席，成为郑州一重要学术讲坛。许多专家、学者都乐意在这演讲。
今年，“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一座八百平方米的活动中心正在装修；一个投资六百万元的“豪华汽车出租车公司”正在论证；一个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决策服务的“河南发展研究所”正在筹备，一套“识字扫盲活页卡片”做为中原农民出版社的重点书目列入计划……张少鸿的事业吸引了各类人才汇集他的麾下。
恢复失落的人文品格
在当代，美学从学科地位上独立地作为当代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正是美学逐步取得当代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与标志；而随着美学充分地作为当代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必将推动当代美学历史性的大转型。这是今年在河南举行的全国当代美学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突出提出的问题。
《光明日报》发表美学家张涵、蒋培坤、阎国忠的访谈录，请他们谈谈对此的看法。张涵(郑州大学教授)认为，美学大转型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人类人格和当代中国人人格的跨世纪大转型。处在世纪之交的我国美学研究者，应当把美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人的身心和人格状态的内在关系作为重点研究。蒋培坤(人大教授)提出“恢复美学一度失落的人文品格”，有助于当代美学学科地位及功能的确立。他指出，在我国，造成美学研究中对人文学科的忽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文内容不认识”。他说，从五六十年代起，在我国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美学理论，是在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与当代世界文化潮流基本隔绝的情况下形成的，不仅受“左”的观念的影响，而且在思维方式上也基本上是传统的。不少人争相以唯物观点为标榜，实际上所持的是一种以主客体分立为特征的客体主义。这种脱离人的存在、人的活动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早已被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的思想所扬弃。阎国忠(北大教授)指出，如何看待美，不单是理论的问题，首先是观念的问题。只有一种新的观念产生了，新的理论才能出现。他认为美学家应该走向社会，融入改革大潮，认真观察和分析传统的审美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例如，艺术向生产实践的渗透是否代表了历史的趋向；人们对美的追求是否意味着审美可以现实地取代宗教，成为人们的终极理想，等等。
超乎电影之外的效应
九月末，文汇《电影时报》《从影片“开禁”谈创作开放》一文引起了十分强烈的精神反弹。文章作者迅雷从张艺谋两部被搁置的影片公映谈起，结合近年艺术创作的思想背景，比较系统地思考了包括电影创作在内的诸多文艺问题。
文章列举了近二十部电影的命运或对它们的议论，批评一些自认为“思想敏锐”、“目光犀利”的观众“心中早有一把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标尺，在这把标尺上，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社会观的指数是恒定的。其所多的，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衡量姓‘社’姓‘资’的标准，唯独缺少基本的文化品位和审美常识，更难接受电影具有消费性商品属性这—事实。对他们来说，电影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宣传手段和教育工具。事实证明，这种认识是无视广大文化消费者的利益的，是侵害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的，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宁左勿右’思想占上风，有害于电影的真正繁荣。”
关于造成文化工作“色彩单调，生气不足”现状的原因，文章指出，有些部门没有很好领会贯彻党中央有关文艺工作的精神，而是“对‘自由化’的理解带有程度不同的泛化和拔高的倾向，在处理方式上也有小题大作，揪住不放，不讲团结，不讲政策的偏差，甚至有人写文章号召‘痛打落水狗，决不宽容’。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言过其实地把文艺界描绘成“重灾区’，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紧张空气。”
文章对近年文艺界的种种现象，如呼吁为“大批判”正名，挖出所谓潜隐的“首恶分子”以示众，彻底清算历史旧账的做法，把知名人物分类排队后归纳出异己者，一些提法混淆了矛盾性质，“一片可以亡国，一片可以兴邦”的观念，对国际电影、文学奖的恐惧心理以及由此派生的妄自尊大和精神胜利式的自我封闭等等，都表示了鲜明的态度，呼吁：到了“彻底摒弃的时候了！”
文章重又提出“创作自由是艺术规律、生活规律使然，不是什么人想给就给想不给就不给”。作者希望文艺领导部门注重研究如何保护创作自由，而不是掂量该给几分自由。
为一个词打官司
法国阿歇特和拉鲁斯两大出版社都以出版辞典著称。一九九二年七月，阿歇特推出《基础辞典》，几天之后，拉鲁斯就出版了《当代法语基础辞典》。为了题目同有“基础”一词，谁是合法使用者问题，双方诉诸商业法庭，一审判决阿歇特获胜，拉鲁斯由于“不光彩的竞争和商业上的寄生性”而败诉。对此，拉鲁斯已提起上诉。两个出版社之间的是非曲直另当别论，只是为了一个词而打上公堂，在中国人看来未免过于认真了。但没有这种认真精神，法治就难以实现，一切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手段不是得以乘虚而入、泛滥成灾了吗？(吴岳添)
文讯
静综/白烨/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