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以来,以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已故)为中心,美国涌现出一批以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为职志的青年汉学家,如葛浩文和金介甫。《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作者路易斯·罗宾逊也是其中的一位。这位现在加州大学教授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者为自己选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容易被人忽略的课题:通过“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就大陆而言,应该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或者说,一九一九——一九四五年),一窥中国作家对基督教的反应。
全书共分两部分。写台湾文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就六十年代张系国、陈映真、张晓风及七等生等人的小说,来探讨宝岛上文艺界对基督教的反应。第一部分显然是全书的重点。这部分论述“五四”以来中国小说中的基督教。现在的中译本也只译了这部分。
这是一本在缜密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学术著作。尽管作者本人可能信仰基督教,然而这本书并非出自卫道者之手。作者对“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进行了广泛而仔细的阅读和咀嚼。在论述时,他既未忘记当时中国所处的大环境,也不脱离每个作者的生活经历。我自己早年是写过抨击基督教会的小说的。书中至少有两节直接涉及到我。但我并未感到任何不公正。我认为这本书有助于西方对我国文学的了解。
全书开头先叙述明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基督教的抵制,特别援引了清代学者张甄陶及其弟子合编的《辟邪纪实》,其中斥耶教为“异端邪说”和“无稽之谈”。但是五四运动初期,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认为耶稣宣传的是穷人的福音和共产平等的生活方式。当时反对基督教的,则指斥基督教为西方在华扩张政策的向导。除了本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也曾引起基督教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一次冲突。上海南京路上的屠杀激起举国愤慨之情,当时自然也涉及在华的基督教会。
罗宾逊在书中就鲁迅、茅盾、冰心、郁达夫、许地山、巴金、胡也频、李健吾、欧阳山等人的小说,联系到每人的生活经历,分析了中国作家对基督教的反应,以及在这时期作家们对宗教题材的运用。例如在谈茅盾时,除了分析他的《耶稣之死》,也谈到他所译的波兰特德马耶的《耶稣与强盗》,作品的主旨在于阐明强盗还要比伪善者正派。作者认为茅盾对耶稣怀有好感,把他看作是一位伟大的平等主义者,而茅盾所写的《耶稣之死》和《参孙的复仇》都是用以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寓言,是“两刃剑”,即利用宗教来揭露伪装成“虔诚的基督徒”的蒋介石与宋美龄。作者还认为,书中的“旷野”即指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侵吞田地的外邦人”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撒都该人”指的是贪婪的四大家族,而对耶稣的迫害影射的是对进步分子的镇压行动。从这种分析中,我们还可以转而看出作者对那段中国历史的态度。显然,他对那时的法西斯统治,也是深恶痛绝的。在那种政权下,人们为了逃避检查官,也只能用寓言方式来表示愤慨。作者对三十年代中期宋美龄所搞的“新生活运动”也十分反感,他认为茅盾小说中的“法利赛人”指的就是那帮高等华人。
有时我觉得作者在分析中,引伸得过了头。例如他从鲁迅的《野·怯弱的造物者》一文得出结论说,鲁迅希求一个强有力而自信的“弥赛亚”,一个解放者。然而这也说明作者不是在学究式地死抠原作,而总是企图结合当时知识分子的苦闷心态来理解。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是坚定地站在中国民众一边。
此书有两节涉及到我。一是“萧乾:一位反基督教作家”(113—139页),就我早期四篇揭露教会学校黑暗的小说进行分析。接着又有一节,题为“萧乾与许地山”(140—146页),对照比较了我们老少二人对基督教反应之不同。这里,作者承认每个中国作家对基督教的态度,都决定于个人(尤其童年)的生活。关于这部分,我在《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四月版)《在十字架的阴影下》一章中已作了答复,这里就不再赘述。
一九八○年初,我同罗宾逊通过一次信,书中,他也部分引用了我那封答复的信。他想了解我在三十年代写了揭露教会学校黑暗的那些小说之后,对基督教在看法上有什么改变。我在复信中告诉他,我仍认为早年基督教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进入中国的。炮舰政策与基督教义本是背道而驰的,然而那时它们却结为一体。我是根据二十年代我在教会学校的亲身经历而写的。随着年龄及阅历的增长,自然我也接触到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基督教,我很喜欢,甚至醉心。我看到了基督教另外的一面。然而那并不能医治在我早年基督教给我的创伤,以及我对任何强制(包括宗教)的反感。我爱巴赫和米开朗琪罗,但我仍然憎恨我童年时教会里的那些伪善者,我对基督教本身(例如它所宣传的爱)并不反感。我恨的是它一边宣传“人家打你左脸要把右脸也给他打”,而它做的却是对反抗者给予多少倍的惩罚。
耶稣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的确很具革命者的色彩。他从在马槽里降生的那天就受罗马侵略者的迫害。他所收的门徒也都是些穷苦的劳动者。他把兑换金钱的商贾从庙里赶出去,表现了他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近年来每听人讲起“特异功能”就觉得他们的那些奇迹也未必净是无稽之谈。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由于它并不是像佛教那样作为文化交流传进来的。它是在十九世纪的强权政治下,同割地及巨额赔款一道硬塞进来的。谈中国作家对基督教的反应时,不宜也不可能脱离那段不愉快的历史。
当然,这本书谈的主体是小说。然而就我的记忆所及,在一九二八年以前,西方教会并不大理会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也正是我所接触到的基督教。二次大战后,,不平等条约废除了。基督教会就不再具有帝国主义色彩了。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大陆基督教会内兴起了“三自运动”。基督教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就由对抗而缓解以至消除了。谈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不能脱离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
在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中,这本书所选的角度可能有些奇特。它并不涉及“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流,然而却接触到一个重要的方面:它选择的是东西文化的一个交叉点。
(《基 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路易斯·罗宾逊著,傅光明、梁刚译,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