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其他几个作家对于“性”的涉笔使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一些人士不安。《米尼》就被一个编辑部退了稿。其实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作品,表面上看笔底下尚称干净,但是再“干净”也掩盖不住他们的玩弄女性心理,他们的轻薄低下的趣味。这其实是更应该受到精神文明的非议的。当然,揭示隐秘、烛照晦暗的把握操持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任何一个可取的“点”的选配,如果一味就此一点深入下去再深入下去,也不是不可能走向偏执,从揭示热到窥视欲。莫言的描写还带有一种与他心目中的庸众调侃的故意揭露(非贬意)味道,得乎失乎,也算是甘苦寸心知了。也许另外还应该提到苏童。
然后,让我们回忆一下王安忆当初那些描写班级和少先队的“少作”,特别是极获好评的描写朦朦胧胧的爱情萌动的《雨,沙沙沙》吧。清新,善良,含蓄,美好,像一个纯洁的小姑娘。现在,这位小姑娘已经成为操着手术刀的外科主任医师了,好厉害呀!在我们为这位作家的不停顿地探索、成熟、攀登而赞叹的时候,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作家的认识与发现的劲头的时候,我们不是也会为那清新美好抒情如诗的“少作”迅速成为往事,作家的心田变得日益陌生和隐蔽,而感到些微的调怅吗?
似乎相当一批作家都是从清新美好起步的呢。个中的原因之一应该说是苏联文学的影响。我至今不能忘怀初读张洁的《森林里的孩子》时候的激动。现在的张洁似乎已经羞于谈那段时间的作品了,现在的张洁更带有向恶德与偏见挑战的存心,不管不顾地撕掉假面,入木三分地讽刺揭露,与莫言差不多,而且更毒辣(无贬意)的对于庸俗愚昧的调侃挖苦,刺得你跳起来才快意。辣手写出了她对于人特别是对于一些男人的失望、愤激,乃至某种偏执的怒火。她掩饰不住她的一种上了男人的当、上了正人君子的当、也上了自身的“古典”式“生的门脱”(santimental)的“小资产”温情主义当的心情。她急于揭露使她上了当的这一切,恶心它们和剥光它们。所有这些不无发泄报复意味的恶言恶语后面,细心一点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张洁式的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张洁式的、“森林的孩子”式的乌托邦,不能忘记却又无法不忘记(张洁甚至有意躲避她最初的一批作品的美梦式的憧憬)的(除了婚外恋一点,其实仍是生离死别地老天荒的古典式的)爱情乌托邦。如果笔者的印象不错的话,张洁的最后一篇温馨善良的作品是短短的《雨中》,写一个汽车司机给予的倔强与不幸的女主人公的一点同情。此后,张洁的固执的与洁癖的颇富形而上的意味的乌托邦颠覆了,她还没有找到代替或填充这种颠覆的新的激情、幻梦、寄托、平衡。国外的经验同样令她失望,所以她写了尖酸刻薄的《只有一个太阳》。把嘲弄的锋芒直指“老外”。她不能实现与生活与自身与形而下的现实主义(不是指文艺)的和解与认同。她的嘲弄决不是例如王朔式的至少在表面上的随波逐流、狡狯机智、自嘲自慰而又心安理得乃至时而心花怒放。她又学不来中国文人的飘飘然,遁世避世玩世,浮生若梦,难得糊涂。她其实还是不能忘记,而且不仅仅是爱情。她有时转向悲愤颠狂乃至自毁形象的撒野与傻笑。从身心健康的角度衡量,这可能是她的不幸,从作家的创作角度来谈,这反而造就成全了一个与别人不同,也与过去的张洁不同的文学个性。哪怕是不理想的个性也比畏畏缩缩无个性强。她最近当选为美国文学院的名誉院士(中国获此殊荣的过去只有巴金和丁玲),笔者谨借此机会祝贺。并仍然平庸地希望她跨越这一状态,再来一级跳高或者跳远。
刘心武似乎要平衡得多,虽然在个人境遇方面他不乏挫折。正是在挫折之后他发表了《曹叔》(《钟山》一九九○年五期)、《蓝夜叉》(《芙蓉》一九九一年六期)。他的作品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调子,一种叫做“平静”的新的特点。这位教师出身的新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在这两篇作品中总算放松了他的小说中的判断是非、教育别人(非褒非贬)的弦。他告诉我们人生发生了、还在发生一些这样的和那样的事情,有的令人悲哀,后来也就不悲哀了。有的令人雀跃,后来证明没什么可以雀跃的。不论曾经怎样地咋咋唬唬,“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也就是说,当小说成为一种凝聚经验的形式的时候,小说的温度自然而然地会降低到不那么烫手的程度。
刘心武当初是一个主题意识非常强的作家。《爱情的位置》,《这里有黄金》,《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他的一些作品的主题化成了他的一些小说标题。他的主题意识来自他的公民意识,他急于把一些道理告诉他的同胞。主题意识同样强的作家还有张抗抗等。刘心武的主题展示的热情正在让位于亲切的怀恋,平静的追溯,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叙述。也许可以说,他的主题意识正在让位于经验意识、叙述意识。而经验与经验的叙述要比主题的表白宽阔得多。
刘心武与其他作家不同之处还在于他涉猎的领域。除了小说,近年来他发表了一些散文杂文,谈生活谈学习谈修养。他仍然可以把一些话更直接地告诉读者。他对于秦可卿的来历的设想阐释作为解读《红楼梦》一个重要人物的钥匙之一种,已经引起了老红学家周汝昌的重视(见《文汇报》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二日笔会版),笔者有幸先睹,也连呼快哉妙也。作为一个作家的发展历程,这也有趣。
张承志早期的作品(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发表于一九七八年的《人民文学》)表现了一种红卫兵(无贬意)的真正的(天真的?)理想主义。有人戏称张承志是“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完全是,王注)。十几年过去了,他坚持着他的理想主义,坚持着他的对于形而下的蔑视与对于形而上的追求。一种精神的饥渴、信仰的饥渴、乃至可以称作“迷狂”(无贬意)的东西出现在他的作品里,令人肃然又令人惊心动魄。从《绿夜》到《黑骏马》, 从《黄泥小屋》到《九座宫殿》,从《大坂》到《金牧场》,以及其他一些新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执着的精神追求者、一个精神领域的苦行僧、跋涉者、一个由于渴望得太多而痛感着精神匮乏的严肃到了特立独行、与俗鲜谐地步的作家的精神矛盾激化的历程。他的读者越来越不那么多,但影响却不可低估。说实在的,我觉得中国的一批作家(包括笔者)都挺会全面地保养自己,都不那么执着于痛苦,幽默与机智正在成为他们的守无不胜的甲壳,几乎是越年轻的作家生活得就越快活,痛苦这个词儿,似乎越来越古典了。即使痛苦的青年作家也要做出蔑视痛苦状来。张辛欣在《在同一个地平线上》里曾经认真地痛苦过,曾几何时,她已经快活得升天入地了。这当然也好。但是至少有两个人例外, 巴金和张承士
现在让我们说到铁凝吧。其实这篇文字的起因是读了铁凝的新作《孕妇和牛》与《笛声悠扬》(《中国作家》,一九九二年二期)。前者描写一个文盲孕妇推己及牛,由于自己怀孕而感同身受地体贴一头名叫“黑”的孕牛的情景,这位孕妇把一个石碑上写的她完全不认识更不解其意的文字照猫画虎地模写下来了。她为她的未来的孩子找到了一块心中的石碑。也许可以很方便地把这篇作品解释为物质生活提高了的农民农妇对于文化生活对于普及教育的动人的期冀,“她的孩子必将在与俊秀的字们打交道中成长。”但是我宁愿意赞叹对于一个孕妇,一个未来的母亲,对于一个女性——母性所涌现在心里的“热乎乎”的东西的体察和“感动”。很久以来,我们的一些人几乎忘记了可以这样挖掘人性的特别是刚刚有点好日子过的劳动农妇的美,而不是一味嘲弄她们。或者视如蝼蚁虫豸一样地怜悯他们。顺便说一下,把许多字说成“字们”,给字加上欧化的复数词尾,这里看似别扭,实生发着一种把孕妇和那头名叫“黑”的孕牛,把一种充满土气的东西与“洋”沟通起来的特殊效果。虽然她的尝试未必能得到语言学家的首肯。
另一篇叫作《笛声悠扬》,写一对年龄相差十多岁的夫妇,年轻得多的妻企图帮助丈夫抹平心中的一段伤疤,实际却“侵犯”了丈夫的本不应侵犯的回忆。幸亏这时传来一阵笛声,笛声重新把他们融合在一起。单纯乐天与可怕的记忆融汇,体贴与隔膜共存,过去与现在与未来同在,悠扬的笛声——它包含了土地、人、艺术和“一种单纯的永恒”——的弥补,以及独具想象力的爱情的形式,都使这篇小说颇具魅力。
笔者曾经激赏铁凝的《哦,香雪》。此后这位作家的作品也在由清新走向穿透。由单纯走向复杂,乃至由审美到审丑。特别是她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她那样正视着与书写着人性的恶的方面。残酷的方面,几乎是令人汗毛倒竖。那种把一只猫活活劈成两半的酷刑,甚至比对“姑爸”(一个经历与性格都乖僻的女性)的阴户里插进通条还要令人战栗。与性有关的题目毕竟是一个写得司空见惯的题目,即使像苏童那样写到往阴户里填米的地步,也不过是这个地步罢了。从《香雪》到《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我们似乎预感了质朴的村姑向大喊大叫地要求着“改革开放”的带几分先锋性的女青年的过渡。而到了《玫瑰门》,铁凝也“拷问”起她的人物来了。读者注视着铁凝,严肃、沉重而又期待万分。曾经以为,“香雪”已经是不可再得的绝响了。读者和铁凝都长大了,而人是不能不为长大付出代价的。
铁凝毕竟不是王安忆,保定、涞水(她在这里深入生活作县委“领导干部”)也不是上海。即使在那些尖锐沉重的作品里,铁凝似乎仍然更多一点对她的人物的爱心,多一点天真和纯朴,多一点正面的幽默,嘲笑当中仍不乏宽容和厚爱。她更容易被我国的读者接受。她的“根”并没有离开北方的村镇和小城。上山下乡的先进典型的经验,对于她来说,并不仅是一场悲喜剧。时至今日,她又在新的基础上,更老练,更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谱写了类似《香雪》的旋律,歌唱人,歌唱大地,歌唱农村,歌唱爱情和母亲。“香雪”又回来了么?人们且惊且喜且疑。“他终于弄清了他何以有今天,那是一切的苦难与这笛声的较量,它们终未敌过一支竖笛那单纯无比的音响,那本是一个少年对生活坚韧不拔的梦幻和渴望。”这是小说里的“猫”的丈夫的心声,也是铁凝自己的过去的一批与最近这两篇作品,以及铁凝之所以为铁凝的写照。可以称之为并未泯灭的纯朴,为“赤子之心”,为古典式的天真,为诗情,为苏联文学影响(笔者注意到,铁凝远不像其他一些青年作家那样膜拜卡夫卡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些作家热衷于写那些令人烦恼令人不安令人尴尬令人呕吐令人张开大口并拢不上的东西的时候,铁凝的这两篇小说给人以硕果仅存的感觉。除了苏联的艾特玛托夫、舒克申以外,铁凝的两篇新作——不知为什么——还令人想起泰格尔,屠格涅夫。也令人想起孙犁,他激赏过也恰中要害地批评过铁凝。他本人也是从清新和温馨开始的,近年的笔记小说(多半以芸斋小说的名义发表)和札记中则流露出长者和智者“参透玄机”后的清醒和叹息。他好像常常欲言又止:
“人们啊,你们吵闹什么呀?”
这里顺便说一下,一种看法是只有写假恶丑、写无聊、写残忍、写变态、写病态才有现代意识。笔者觉得现代意识的首要特质应该是它的广阔性、丰富性、立体性即非线性。有《一地鸡毛》(刘震云)也有《一潭清水》(张炜),有《烦恼人生》(池莉)也有《现实一种》(余华),有《浮躁》(贾平凹)也有《平凡的世界》(路遥)。许多作家从清新到穿透,从温馨到犀利,从幽雅到恣肆,从单纯到驳杂。也有的作家从分明的臧否到宽容的微笑,从五花八门的绚烂转而寻觅永恒的单纯。有的作家从幽美转向沉重,有的作家从皱眉走向轻松灵动,有的作家从严峻的记录到任性地想象,有的作家从万花筒的震荡回到普通的叙述,有的从长句子到短句子,有的相反。其实,单纯与驳杂,动情与无情,审美与审丑乃至古典与现代都不是绝对的与单一的,也不应该是排他的。即使已经走过了一段“历程”,穿透了看透了参透了愤怒了或者平静了冷峻了也罢,总也还有许多令人眷恋、令人难舍、令人神迷的东西。谁也“透”不到极乐世界里去,极乐世界如果极乐,就不需要小说。我们无法要求作家停留在哪怕是最佳的起点上。我们无法不为已经大大成长成熟了的作家对于永恒的单纯的体认和某种恢复发展而欣慰而五内俱热。也许下一部作品会令我们目瞪口呆,只要(最好不要)不是撒了气的干瘪。也许新的作家、更调皮也更无往而不适应故而刀枪不入的作家正在或早已涌现。也许他们视一切已有的文学为古典过时。如果果真是那样,日新月异固然是令人激动的,恢复一点往日的清新和温馨不也是难能可贵的么?趋时和过时之辨,对于真正的文学来说,正像对于人生来说,其实不那么重要。请注意,类属的判断永远不是足够有价值的价值判断。
欲读书结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