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去”匆匆,这大约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简约、直朴的概括。“来”者,历经千难万险,也当有顽强意志的激励,否则,定然不会弃了凡人的万般争斗与万般享受来到“城”外清静无为。“去”者,也颇不易。想一想“围城”状态,甲乙丙丁三教九流尽在各自的生存圈内“围点打援”,正闹得不亦乐乎,又如何去插上一手把水搅混。或“局部的真理”或“苏小妹”,怕不得半点芳泽。最可悲不忍的是,“去”了便去了,若是“去”了无甚造就还伤痕累累,拐了一个人生的弯道就想起“来”的路径,那委实凄惨到家。结果,斩断尘缘的,卧轨殒身的,都入了各自理想中的安乐国,应了“来”者的偈语。因而,“去”了,便万不可走回头路,只要四肢在动、大脑运作,不妨成点事也败点事,就在成败间无数细微的心理与生理的感念中,体尝“去”的万般欢欣、万般趣味和万般苦涩。
原本“来”“去”并无伯仲。粗茶淡饭,采菊东篱,悠然安闲中聆听一曲牧笛唱晚(不知现还有无这般风景),太是生存的一种自我精神疗救的境界。而问题是,史书总是由人去写。有先生推崇庄子,除却共认的文化存留,就是析出种种高深莫测的妙论,来排斥凡人的“浮躁”“功利”等等“文化疲惫”》);有先生自己经历了一时喧嚣,受了触动启发,反过来又对这“喧嚣”一阵审视,放言文化保守主义“无疑要稳妥、慎重和可靠得多”云云。这些,都似是“来”到了“城”外的语录。然而,若是不“浮躁”不“功利”不“喧嚣”了,剩下的是否还会存在。人们都说事物的两面乃至多面性,是共生共存的,缺一难圆。历史进步也从不是坦途前行,即使是“恶”的力量作世界运行的“杠杆”,也有恩格斯等人的肯定在。“来”“去”不必互视互说,所谓人各有志,但是,面对中国之物质、文化现状,是“来”者多一点好还是“去”者多一点好?
或许因着无有“来”的那般造化,我只是现在(将来呢?)走在进“城”的道儿上。忽一日,见到本家兄弟鸿渐先生,跌跌撞撞自“城”里“来”,面色黧黑,衣衫蓝缕,眼睛微微透着茫然,嘴角一丝丝嘲笑和讥讽流淌,那眉宇间一股不易察觉的英烈也全混在了一身倦气之中。我迎上前去,只淡淡一问:
“大哥,城里风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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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