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中,忧痴情,忧疑忌,忧岁月飘忽,忧残花零落,有有名目的忧,有无名目的 ……何者才是曹雪芹泪下涔涔的主旨呢?或者说这部悲剧小说表现什么样的主题呢?作者朱彤先生通过对这一悲剧的反复审度,提出崭新的观点,认为一部《红楼梦》归根结蒂描写的是封建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的问题。大观园这一理想世界的坍塌,清净天地的污染,对爱的荼毒,对人性的戕害等,都与这有关,这是打开《红楼梦》悲剧迷宫的一把钥匙。全书以此为线索,描写了两种不肖,一是叛逆者的不肖,以贾宝玉为核心;一是骄奢淫佚的不肖,以一批流连声色狗马的恶少为主。两种不肖都推动着这一钟鸣鼎食之家一步一步走向衰亡,显示出新生力量的一片新绿。作者由此得出结论:“《红楼梦》是悲剧,又是挽歌,这两种格调都渗透在主题核心问题的两个侧面——两种‘不肖’的描写中。悲剧,是叛逆者‘不肖’的悲剧;……挽歌,是腐朽者‘不肖’的挽歌,是追念逝去繁花的挽歌,也是对整个家族、阶级必然没落命运的挽歌。”这种思路为《红楼梦》主题研究注入了活力。
这部论集使我极感兴趣的是一些考据文字。这样的文章构制精巧,浅斟细酌,把古谈今,意味悠长。一个语词的考辨,一个典故的研习,或者一件小事来龙去脉的描述,都言之凿凿、头头是道。这些虽多是枝微末节,但往往是解答一些重要问题的纽结,能从毫发处见真髓、细微处见精神,比如朱彤先生《释“白首双星”——论史湘云的结局》,从“白首双星”这一语词的考释入手,联系大量的民俗学知识,无可辩驳地指出:“双星”原是一专有名词,即牛郎织女二星,民间七七之夕相会称为“双星节”,古代典籍中有大量记载,以双星为此二星之称。因此,双星是分离的象征,“白首双星”并非白头偕老,而是两相别异,此恨绵绵。三十一回回目所“伏”就是史湘云未来的不幸命运,它与判词、册图的内容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宝湘结合决无可能。
在红学中,考据如同不贞的媳妇,名声是不好的。“旧红学”在考据中求“索隐”,错把小说当历史;“新红学”在考据中求实证,欲以曹学代红学。近世红学,力矫考据之弊,推崇“独断之学”,文化的牵连,新方法的介入,无疑给红学带来了生机,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以至产生不愿沉潜以考索,惟愿恃才以驰骋的尚虚学风。由朱彤先生的考据之例,使我想到:红学研究还需要真正的考据,还需要对文本的“细读”。任何研究都是建立在对客观对象基本认识基础上的,没有对本事的确认,似乎谈不上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研究。
如何步入《红楼梦》的艺术堂奥,历来研究者各有其招数,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平心而论,有不少研究是有明显的游离的,八十年代之前,我们喜欢用苏联的文艺理论术语去套用,以至鲜活淋漓、在在有别的艺术现象常常在一些固定僵化的模式中显得黯然失色。八十年代以来,套用西方现代美学文艺学术语亦成为一种习尚,它确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并没摆脱以前的游离状态。朱彤先生的红学艺术研究也感受到这时代气氛的影响,但他却在努力开拓另外一条道路。即植根于本民族的艺术理论来论述《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以曹雪芹使用的艺术理论来研究他所创造的艺术现象。朱彤先生的一系列探讨《红楼梦》艺术的论文,着重于寻找曹雪芹的内在理论标尺和审美趣尚,以此去探讨其创作的特点。如在《论<红楼梦>人物性格补充艺术手法》一文中,作者从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的辩证原理出发,对《红楼梦》艺术表现中互为补充的手法作了详赡的分析,归纳出“相反相成,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虚实相生,彼此互藏”三个要点。“相反”从“反者道之动”的古代哲学观念中转出,“相辅”又根源于“两物相对待,故曰文”的古典和谐美思想,而“虚实”则是古代艺术辩证法的精髓之一(作者根据艺术辩证原理将其分为以实补虚、以实衬虚、就实见虚、假虚见实四个细目),以此证之于原作,莫不款款有证,似从原文精神中自然拈出,使读者感到非常贴切。
这种概括不是以传统文化的一般表征来对号入座,实际上是对曹雪芹艺术辩证思想的一个提炼。曹雪芹深谙中国古代艺术辩证原理,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描写,七十二回通过湘云、翠缕之口对阴阳相摩相荡原理的阐释等便是显证。朱彤先生的这种艺术分析方法可谓深原古人之用心。他在谈到研究方法时说:“将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放到中国哲学、文化的宏观背景中予以考察,以现代人的视角去原其本然,观其流变,探其渊奥中所具有的大美。同时又不强古人之所难,循顺其固有形态去擘肌分理,欲原古人用心之所在。”这话是信而有征的。
(《<红楼梦>散论》,朱彤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月版,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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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