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使能够一切重头再来
告诉我:你我可会?
你我可肯?
电影《往事如烟》主题曲
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霍华德·法斯特是我国读者最熟悉的美国当代作家之一。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四年,不到三十岁的法斯特,以令人目眩的速度,一连出版了《孕育在自由中》、《最后的边疆》等五部小说,全都名列畅销书榜,被美国书评界捧为最有前途的新进作家。二次大战中,美国出版一种可以装进军衣口袋的军中读物,法斯特的小说都在选目之中。抗战胜利后,这种书在我国各大城市的地摊上满坑满谷,大学生都买来作课外读物,翻译练习。在建国之初,法斯特的小说都有了中文译本。
<IMG=BB92712801>
法斯特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出席过巴黎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获得过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一九四九年八月,他在纽约州皮克斯基尔镇主持一次和平集会,暴徒前来捣乱,法斯特带领数十名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和手持棍棒石块的数百名暴徒周旋了四个小时。国际舆论哗然,指出美国已经走向法西斯化的边缘。
当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法斯特的作品都是在上海出版的。社长王任叔(巴人)认为这样一位党员作家、和平战士,北京的出版社至少应该出版他一、两部作品,于是和上海的出版社协商,他刚出版的小说《萨柯与樊塞蒂的受难》由作家出版社组稿。书排好后,编辑部需要写一篇前言。大家讨论说,他那几本以美国革命和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宣扬的都是民主、自由、平等,而萨柯与樊塞蒂这两位一九二七年被美国政府处死的工会运动者又有改良主义倾向,难以下笔。正好外文部主任郑效洵陪社长南下访问作家,便带着清样在火车上讨论。巴人的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美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情况不一样,美共党员也不一定写得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本书既是针对当时美国政府诬陷罗森堡夫妇是苏联间谍、盗窃原子情报,就强调这一点好了。等到书印好出版,罗森堡夫妇已不幸被处决。又不久法斯特发表声明退出美国共产党,苏联《文学报》带头批判了一通,以后对他采取不翻译、不出借、不讲不提……的政策。
七十年代末,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连续剧《移民世家》。男主人公是法一意混血的第二代移民,白手起家,成了百万富翁,女主人公是完全美国化了的第三代中国移民,且是个先知先觉的妇女解放运动者,颇不落一般小说里中国人角色的窠臼。查看《当代传记》年鉴,却还是只有一九四三年的一篇,三十多年来竟未增补重写。看作品护封上的广告,新书不少,其中有《禅文入定艺术》、《时光之谜—三十一则禅的故事》,心想共产党员竟信了佛,也就撂在一边。又过十多年,《红色生涯》出版后,一九九○年的《当代传记》上才重写了一篇。这才知道,这些年来他出书之快不减当年。一九八三年初步统计,有小说五十种,剧本十种,其它作品二十种,全世界印数达八千万册,《自由之路》有八十二种文字译本。记者赞他是多产作家,他不喜欢这个词,说:“Prolific意味着作品不够严肃,我非多产,命长而已。”
这本回忆录是应他儿子约翰逊(也是作家,生于一九四八年)的清求而写:“我需要有些东西给我的孩子看。”这话使法斯特感到不能把峥嵘岁月的往事尘封在记忆中,用他在书中的话说:“美国政府数十年来花费无数百万元,雇用成百上千名刀笔大军,谰言诬蔑,煽动仇恨,给每一个美国人洗脑,”“把共产党说成阴谋颠覆政府的卖国集团,”“要让今天的青年人知道当时事实真相实在很难。”回忆录从“细说家史”开始,涵盖的时间是从他一九四四年入党到一九五七年退党其间的十二年。
霍华德·麦尔文·法斯特一九一四年生于纽约,是俄国移民的第二代。父亲巴尼生于乌克兰法斯托夫镇,九岁时随兄长来美。移民官照例擅自把法斯托夫缩短,给他作姓氏。巴尼一生都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在锡工厂做工时,朋友把妹妹介绍给他。两人结婚后生有一女四男,长子亚瑟六岁时天折。巴尼每周四十元的工资,艾达精打细算,勉强糊口,操劳过度,于一九二三年因恶性贫血病故,法斯特那年才八岁半。
妈妈死后,姐姐挑不起这付担子,不久嫁人离去,外祖母把弟弟领走。父亲工作不稳定,孩子们衣食不继,有时竟去偷邻居后门口送货人留下的面包、牛奶。好在不久兄弟俩找到一份派报差使。有球赛的日子,到附近球场入口处乞讨。年事稍长,霍华德去做工;后来兄弟俩都在公共图书馆当上杂工,余暇便埋头读书。法斯特最爱读历史书,最崇拜的小说家是杰克·伦敦。他偶尔读了肖伯纳的《知识妇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指南》,大为震动,“穷、饿我都捱过,不用人给我讲”,但肖伯纳“提供了对贫困、不平等、非正义一个崭新的看法”, 启发他对社会主义心向往之,找了社会主义思潮的书来读,包括恩格斯、马克思的著作。
兄弟俩半工半读中学毕业后,哥哥进了纽约大学,自小想当作家的霍华德进了艺术学院。十五岁开始写作,十七岁卖出第一个短篇,得了三十七元稿费,相当图书馆四个月的工资。从此他写作更勤,一口气写了五个长篇,第六个长篇《两座山谷》被一家书店接受出版,只一个中篇《一群孩子》被销路颇广的《故事》杂志采用,写的是他童年时目睹一群白孩子把一个黑孩子私刑搞死,因内容太刺激,波士顿等七个城市禁售。杂志销路大增,十九岁的作者开始受到书评界的注意。
哥哥的介绍,在一次聚会上遇到去过苏联多次的共产党员两兄妹。法斯特对妹妹撒拉一见钟情,约她共进午餐,表示也想参加共产党。撒拉说他年纪太小,不如先参加约翰·里德读书会。法斯特在读书会里遇到的大学师生,只会夸夸其谈,对杰克·伦敦笔下的“深渊”一无所知,却呶呶不休地争论苏联党内反托派斗争,他不胜嫌恶,就此打消入党念头,专心埋头写作。
一九四一年美国参战,二十八岁的法斯特已是相当有名的作家,被网罗到新建的战时情报署负责编写《美国之音》每日新闻广播稿。他通过工作交往逐渐融入纽约文化圈,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一九四四年,眼看战争即将结束,他请求调往北非战区服务,不料不被批准,理由是关系复杂,共产党员朋友太多。法斯特愤而辞职,通过任《皇冠》杂志主编的朋友,以特约记者身份赴印缅战区,中途碰到日本投降,折返美国。
还在战情署工作时,共产党办的《新群众》杂志就借约稿和他接近;这时党又派文化组长莱翁·贝曼亲自来“发展”他入党。法斯特看到周围党员都是有理想、有才能、有献身精神的优秀分子,自己既然有志为争人权、反法西斯、反种族歧视而奋斗,“自然应当和最善于从事这一斗争的人们在一起。”于是和妻子贝蒂商量决定,两人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同时入党。
二十、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恐慌时期,共产党站在工会运动最前列,为工人争取权利,改善劳动条件。一九三二年罗斯福上任实施“新政”,工会运动得到较好的活动条件。但是在外交上罗斯福依然奉行孤立主义,对纳粹姑息,不赞成共产党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美国对德、日、意宣战后,表面上和共产党没有矛盾了,却并不承认共产党先前正确,反而奉送一顶“超前反法西斯分子”的帽子。共产党宣布停止罢工,共同对敌,可是联邦调查局一天也没有停止对共产党的渗透监视。
法斯特入党后参加第一次小组会,上级派人传达全国委员会的决定,支持罗斯福竞选第三次连任,分配给法斯特的任务是为副总统后选人杜鲁门筹办一个招待会。罗斯福当选后,法斯特和贝蒂应邀到白宫午餐。罗斯福夫人把法斯特领到一旁对他说,《自由之路》她流着泪读了两遍,写过一篇专栏介绍。罗斯福神情冷漠,病容满面,法斯特对他印象不佳,尤其是想起了他曾经拒绝批准一船难民登岸,把八百名犹太人送回希特勒的集中营。几个月后,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任总统。
法斯特入党的时候,是美国共产党历史上力量最强的时候,党员有十万人,许多党员在工会中担任领导,党和左翼开明派知识分子的关系也不错。不料战争结束不到一年,形势骤变。苏联美国关系恶化。一九四六年三月,邱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揭开了“冷战”序幕,杜鲁门下令对二百五十万联邦工作人员进行忠诚考察,对共产党的迫害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九四七年北非活动委员会对好莱坞十名编剧、导演的审讯只是无数同类案件中最为人所知的。同年又通过塔夫特一哈德莱法案,清洗了担任工会领导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八年六月,又引用一九四○年通过的史密斯法案,以阴谋鼓动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罪名,对美共十二位全国委员起诉,判刑五年,一九五○年投入监狱。
法斯特作为党内最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参与了这一时期的各项重要活动,他在《红色生涯》中,详细记述了这些事件的过程,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甚至只有他个人知道的内情。他的命运和党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声明写的是个人的经历,不是党的历史,“避免越出自己的权力作结论。”但是他说:“客观是不可能的,包括对自己。”他并不讳言党的领导在估计形势和斗争策略方面的失误,以及党内关系的不正常,而且指出这些都是导致党节节败退,最后全军覆没的因素。
书中讲到一九四七年美共文化组长莱翁·贝曼让他为董必武准备招待会的情况。书中描述这位“温文儒雅,身穿绸袍的老人”。等客人都走了,董老“用无懈可击的英语”同法斯特聊天。到了晚上八点多,贝蒂开了几个罐头,用啤酒佐餐。显然,当时的温馨情景,法斯特永远铭记在心。
一九四八年,杜鲁门疯狂备战,美苏交锋有一触即发之势。亨利·华莱士以进步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共产党过高估计他的号召力,积极出面助选,结果华莱士失败落选,共产党被指责幕后操纵,法斯特成为众矢之的。左翼开明派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一九四九年初,法斯特向党建议召开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大会以争取群众。全国委员会表示要应付司法部的起诉,无力兼顾。法斯特后来争取到纽约党组织的支持,在华尔道夫饭店召开了有六百多位知名人士出席声势浩大的科学文化界保卫和平大会。
一位与会的科学家向法斯特透露,他和其他十一名原子能专家曾被召到华盛顿征询意见,照他的看法,国防部在考虑用原子弹轰炸莫斯科的可行性。
同年四月,法斯特应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之请,出席巴黎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途中在横渡大西洋的邮轮上,三位摩根财团成员托人来请他同饮餐后酒。
这三位四十来岁的绅士掩盖不住心中的喜悦,他们的好奇心简直无法满足,问不完的问题:恐怖状态发展下去美国会不会变成德国?共产党顶得住吗?会跟苏联打仗吗?我看得到美国的民主前景吗?还可能回复到战前的情景吗?我并不比他们有更多的答案。使我惊讶的是,他们竟和我一样惶恐。他们属于摩根家族,稳坐在美国金融宝塔的最高层,他们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因为在法西斯统治下,我们和你们一样难活。”其中一人说。
八月,皮克斯基尔事件后,法斯特出席麻省一个工会召开的声援大会,会后被两位衣着考究的年轻人领去见一名不愿暴露身分但显然是当地共和党头面人物的人。这位六十来岁的老人对法斯特说,新英格兰地区经济不景气,他去向杜鲁门求援。杜鲁门叫他不要担心,说朝鲜早晚会打起来,经济就会好转。老人说:“用多少人的生命去换取繁荣,太可怕了。”
法斯特举这几个例子说明杜鲁门战争边缘政策不得人心。他认为应当扩大保卫和平运动作为对策。可是这时党的领导涣散,
识分子党员。罗森堡夫妇系狱经年,也没有人认真负责营救声援。法斯特奔走呼号,最后只好找法国共产党出面,在世界范围内声援。他自己写了《萨柯与樊塞蒂的受难》,甚至为和有力的议员打通关节,讲妥价钱,力争减刑,结果功亏一篑,罗森堡夫妇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被送上了电椅,只有法斯特和少数群众在狱外秉烛夜祷。
美共在历史上曾因苏联党内反托派和苏德同盟两度形成危机,法斯特在这两个问题上一向有所保留。这时,对于苏联国内的排犹事件,时有所闻。他去巴黎前,党内犹太事务负责人保尔·诺维克要他抵法后,担任代表团团长,以美共全国委员会名义提出抗议。法共党员安排他与法捷耶夫见面,他列举苏联取缔意第绪文报纸、封闭犹太学校、著名犹太人士下落不明等事例。法捷耶夫自始至终只有一句话:在苏联没有排犹主义。
一九五○年底,法斯特因拒绝交出《反法西斯难民联合委员会》捐款人名单而被判入狱。在狱中图书馆一册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局的书中看到罗莎·卢森堡当时针对苏联的一段话:
只有支持政府的人才能享受的自由,只有一个党的成员——不论成员人数多少——才能享受的自由,根本不是自由,……自由成为特权,即丧失其全部价值。
他把这段话给同在狱中的马尔兹看。外号党内圣人的马尔兹说:“卢森堡的话如果成立,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了。”
法斯特最难以容忍的,是对创作活动的粗暴干涉,动辄指责他遣字造句有“白种沙文主义”(例如称黑人为Boy)。他的剧本《铁锤》排演时,文化组长贝曼坚持让身高六<SPS=0126>余的黑人演员扮演犹太老人的儿子,说是只要演员演得好,就能“遏制(观众的)怀疑”,忘记他是黑人。法斯特为《工人日报》写的专栏取名《想到就写》(I Write As I Please),远在好来坞的两岸文化组长约翰·霍华德·劳逊看了暴跳如雷“仿佛野牛见了红布”,说是无组织、无纪律,决不能容忍。
一九五五年前后,入狱的全国委员陆续出狱,《工人日报》执行主编约翰·盖茨也是其中之一。党领导层出现新的危机,党主席福斯特、丹尼斯坚持原来的路线。斯大林死后,从苏联传来的流言更多,群众将信将疑,纷纷写信给《工人日报》,在盖茨同意下,全都刊出,法斯特的专栏中也有所反映。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党内硕果仅存的知名作家,如果不是因为《工人日报》编辑部同人支持,法斯特早就被开除了。一九五六年六月,《工人日报》与《纽约时报》同一天发表了苏联的内部文件不过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蒿草,两天后法斯特写完最后一篇专栏,提出了退党的声明。据法斯特说,当时只剩下党员二万名,在他之后,又有半数退出。美国共产党“名存实亡”,“今天自称共产党员的,有一半以上是联邦调查局派来的。”
法斯特在狱中那本书上,看到卢森堡以斯巴达克思命名德国社会党,因而对古罗马这位奴隶发生了兴趣。出狱以后,他苦攻拉丁文,广泛涉猎有关古代奴隶制的著作,本想到意大利去实地考察,国务院却不发护照。书写成后,联邦调查局头子胡佛亲自干预,没有一家书店敢出版,他只好自费印行。出版之后,遭到书评人冷处理。《纽约时报》谩骂说是“冒充小说的政治传单”,只有一家连锁书店接受代售。幸好读者不管黑名单、红名单,三个月中销出了四万八千册。在名列黑名单的十年中,旧书不能再版,新书无钱可赚,电影版权遭到搁置,演讲合同被撤消,幸而他的书在欧洲还有销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给稿费的,但奇怪的是,一九五六年苏联领事馆忽然通知他,说要给他六十万元〔!〕版税。他回信拒绝了,)依靠版税,度过难关,不至于像电影界的编剧、导演、演员,失去了制片厂的合同,生计无著,惨不忍睹。一九六○年,寇特·道格拉斯把《斯巴达克思》搬上银幕,结束了他的黑名单时期;一九七七年出版《移民世家》,才又回到畅销书金榜上来。如今他和结婚五十余年的妻子贝蒂,儿子,女儿和孙子、外孙住在康州一所殖民时代风格的宅子里,除写书外,每周为《纽约观察家》写专栏。海湾战争时期,他撰文说:“……何不老实承认这场战争就是为了石油;但我要说,整个阿拉伯湾的石油也抵不上一个(美国)孩子的生命。”
文前所引的歌词,是一九七三年一部影片《往事如烟》(The Way We Were)主题曲中的句子。影片男女主人公是三十年代大学生,男的是把生活看成一客冰淇淋的公子哥儿,女的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战争年代在纽约重逢、相爱、结合,又在横扫好莱坞的麦卡锡主义反共风暴中分手。若干年后,两人又在纽约街头相逢,男的是电视台的编剧,女的在中央公园外面散发传单,反对核武器试验,相对恻然。借一个回肠荡气的恋爱故事,浓缩了一代人的苦难历程。在美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多少婚姻破裂,多少理想幻灭,多少人事业付诸流水,多少人含恨终生,这代人经常被人问及,有时也会自我反省:倘若一切能够重头再来的话,还会不会那样做,还肯不肯那样做。法斯特的回答是“我后悔当了这么些年共产党员吗?后悔是没有意义的辞。若能从头再来,我还会这样做吗?同样没有意义的问题,从来没有人有第二次机会。……在党内,我看到野心勃勃、狭隘僵化、满怀仇恨的人,我也看到充满爱心、勇敢献身、品格高尚的人——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崇高的人。”
约翰逊看了父亲为他写的这本回忆录,多少有些吃惊,原来这些年来,父亲的政治信仰并没有什么变化,仍旧企望着在美国建立工人的天堂。“他内心深处的深处,仍然是红色的。”
我们常说,时间可以医治心灵的创伤。在我们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上,时间有时候也能把是非曲直颠倒过来。读完法斯特的《红色生涯》,不禁掩卷叹息。对于霍华德·法斯特这个人,对于他所处的环境,当时和后来以至今天,我们都太不了解了。面对着书中插页照片上作者英年雄姿,再看看封底上垂垂老矣的近影,细读书中第169到170页记述将近半个世纪以前他在家中招待董老的情景,油然在眼前浮现了“风雨故人”四个字,应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
Howard Fast Being Red A Memoir.Houghton Mifflin.1990.
高骏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