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曾读夏承焘先生的《学词日记》,觉得比读正宗的学术文章所得更多,因为有情境和性情在其中,所以更耐人琢磨、体味。今北京出版社新版吴世昌先生的遗作《词林新话》(吴令华辑注、施议对校,6.80元)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书中的五卷凡六百余篇文字全来自作者生前留在书中的眉批、夹注或某些草稿,不仅包罗甚广,而且不加修饰、直言不讳、极具个性,从中不但见“论”,同时也见“人”。吴世昌先生的词学研究除功力深厚外,一大特点可能是敢于向流行的观点挑战,他对苏东坡与“豪放派”的说法的确牵涉到词的艺术特质,以及词人个人创作的总体面貌和对词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并非全然一致等等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学艺术观点的学术之争,不免仁者、智者各有所见,但吴先生这本遗著,不仅给读者许多知识和启发,而且显出了一位始终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学者的风貌。
作家王蒙曾在一九九○年十一期《读书》中“欲读书结”专栏里饶有兴致地谈论过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得心应手的创造性运用。称之为“文学——哲学——政治地联为一体,确实是大头脑、大风范、大手笔……”云云。文中所举的不少例子,现在看来果然是妙悟诗词,别有蹊径。这当然与毛泽东是极富诗人气质的政治家分不开,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才是一位真正的“豪放派”诗人。毛泽东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素养和他精神生活中的这一重要内容,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毛泽东欣赏的古典诗词》(吴战垒、王翼奇编,〔精〕8.50元)搜集了大量毛泽东曾经圈读、手书和称引过的古典诗词,篇目上迄《诗经》、《楚辞》下至清季共二百八十余首,除按作品时序编集外,还加以注释,更重要的是注明毛泽东对该诗词的使用方式、批注内容和欣赏态度,实为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李躬圃著,新华出版社,7.90元)的作者在总结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的管理理论基本上都属产业内部的微观管理理论。而在现代人的经济活动日益社会化的今天,现代管理理论应向纵深发展,管理学应与经济运动联系起来。书中,作者通过对经济学中的三权(所有权、使用权和分配权)与管理中的三权(管理权、经营权和受益权)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和管理学中的三权在发生作用时怎样侵蚀经济学中的三权已有的存在形式,并使其发生异化来使管理学问更深一步迈进。这一理论无论对经济学还是对管理学理论来说都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论竞争性市场机制》(吴敬琏、刘吉瑞合著,中国财经出版社,6.40元)是一部对话体系的通俗经济学著作。书中,竞争市场只是作为一个设而不论的前提而存在的。而对形成竞争市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论述。如宏观的调控体系;改革战略的选择;行政分权问题;跨越企业承包制;利益关系的调整与新利益格局的建立;经济改革;政治民主和观念更新;农村的社会变革及改革时期的发展方针等等。这些问题涉及到了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是形成竞争市场的前提条件。吴先生认为,“经济体制的基本功能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规则设定,在社会范围内有效的配置资源;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所说的“僵化模式”)的主要弊病,正在于经常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误配置;据此,改革的根本任务,乃是以一种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新经济体制取代的体制。”只有解决上述种种问题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权力场——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研究》(霍存福著,辽宁人民,6.80元)论述了曾被古代人特别注重过的领导权力行使问题。作者将权力的行使分为几种类型,对这种类型及其规则作了分析。书中,作者将人们对权力行使者的反应,包括语言、行为、心理等称为“权力场”的“场效应”。这就回到了书的主题。作者认为,“场效应”影响并支配着进入权力场的所有人。而权力行使规则是以制约的面目发现,对人的行为起限制作用。那么形成这种“场效应”的思想和学术环境是什么呢?一是经学,另一是史学。经学使士子们一开始就备受其熏染,史学树立了样板,使后人模仿前人。经史两大显学培养了释通权力场运动规律的庞大官吏后备队伍,也因此形成了研究权力行使方式的官吏群体。从《权力场》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蕴含在其中的中国人的灵气,这灵气一方面创造、延续着中国的古老文化,发展社会,另方面又适得其反。
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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