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注意到波兰《选举报》今年七月十九日的一篇饶有兴味的文章，它的题目叫做《资本主义出过力，资本主义可以走了》；简化了的说法是：您出过力，您可以走了。
文章说，“一九八九年之后，资本主义来了，被移植的资本主义出过力，但是资本主义(尽管做得过火一点)现在已经可以走了。我们商店里货架已满满的，我们已把护照放在自己家中(既然没有理由出国，要护照干什么)，可以私人经商(可您是否有足够力量来对付小偷和商界的丑闻呢)。现在是恢复我们所抛弃的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了。”
文章又说，“所以，现在让资本留下它所带来的东西，让它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吧。让社会主义回来吧(即使让它改个名字也好)，改正那些被资本主义改过的东西。”
文章所说的那年，东欧以惊人的速度瓦解了的时候，在那片土地上曾经流行过一句著名的箴言：
隧道的尽头是光明！
一年，两年，日子很快地过去了。前年我写道：
不久以前，从那支离破碎的地方又传来了新的“箴言”：光明的尽头是隧道吗？谁也吃不准。然而，两年，三年，另一个新欧洲在孕育中。
想不到五年后，仅仅五年后，又出现了“您可以走了”的一厢情愿的“奇谈怪论”。我完全不知道这个《选举报》的背景，说不清这究竟是什么人或多少人的梦。也许只是几个木乃伊“发思古之幽情”；也许并不那样简单，也许并非那么复杂。我不想加以评论。我想说的是，您来了，您帮了我们，您出过力，您现在可以走了。——唉唉，难道那么容易“走”么？
“主义”来了。它赶跑了先前的“主义”。它占领了空间；那就是说，它落地生根了。说一万句“谢谢您了。您请吧。您可以走了”，都无济于事。在常规气压下，几乎是不可逆转的；绝对不像在计算机的软盘上消除您不想存盘的数据那么容易。
(24)自作多情。
美国有个记者(David Remnick)，人称他是个苏联通(这类“通”人，在美国是很多很多的，有些是自己吹出来的，有些是广告吹出来的，千万不可当真)，新近出了一部书，名曰《列宁墓》，副标题为《苏维埃帝国的末日》，企图用他亲身在苏维埃知识分子堆中所经历的见闻，回答世人惶惑不解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庞大的帝国倏忽之间就整个崩溃了。
海外多数评论说，书中根据无数的事实做出的分析，认为这个存在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人间“恐龙”之所以迅速瓦解，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一条原因，是那时的当权派贪污、腐化、腐败、无能达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不过这只是书评家这样归纳的，作者只在记录许多事实时，夹叙夹议，可能有这样一种意思罢了。是耶非耶，且不去管它，不过这位西方记者不采用我们这里过时的提法：——例如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类——还是比较现实的。
正所谓见仁见智，时下海外有人从此书得出的“启示”，说是促使这个帝国崩溃的最最主要的影响力来自知识分子、艺术家、思想家；例子之一是萨哈罗夫“久已成为知识界的苦海明灯”。知识分子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知识，思想，是超前的提示，这一点人间历史早已证明，但是，历史也已证明：半个世纪前倡导过什么“一部论语治天下”，或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而已。
一言兴邦，一书兴邦，仅仅是童话；一语毁国，一文毁国，同样也是童话。这恐怕是一种语言灵物崇拜，或称语言拜物教。它应当是摩根所说的“野蛮”时代的精神生活的化石；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可以看做“蛮性的遗留”。
(25)谁失败了。
当苏维埃“帝国”和它的东欧“卫星”一朝解体之后，西方世界普遍地说，资本主义胜利了，社会主义被战胜了。可是早在三年前，F.詹明信(Jameson)却说：“如果我们对市场体系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我们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失败了，也不能说资本主义成功了。所有真正反动的意识形态都承认这一点。”
同当代西方世界的许多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一样，这位被称为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实在要费很大力气才看得懂。一方面因为像我这种的老冬烘，不习惯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至少不习惯于反传统的语言表达形式；一方面是他们的思想太超前，太活跃，逻辑推理跳动得太快，存在着太多不连贯的间隔。好容易把詹明信写于一九九一年三月的《世界新秩序》读完，好像懂了我先前从未如此思索过的东西。
我记下这位当代思想家的几段饶有兴趣的话语(我这里说的不过是一般意义的“话语”，而不是现代主义者用的“话语”涵义)：
——受难于过度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反常状态的人们憧憬着集体生活，而那些长期挤在一起取暖没有自己的空间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对日常环境里挤拥的状态感到恐惧，渴望能够保持私隐，拥有个人或个人心里的私有财产。
——过去称为“重新统一”，现在却索性简称为“统一”。西柏林人对自己将要成为只不过是德国人的前景感到懊恼，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同和有区别于一般德国人的；东柏林人感到惊慌失措，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失了业，不管他们从前的工作是什么。
——至于共产主义，目前的发展动态并不由于它的失败，而是由于它的成功。左派经济学家颂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党政权，是不发达社会快速实行工业化的途径，右派历史学家现在正想使人相信，假如苏联自由主义者不受到干扰的话，今天苏联也许具有更强大的生产力。事实上我们得承认，波兰这样的农业国实现了工业转型，斯大林主义完成了现代化的使命，发展了新型的政治和社会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只我一个。
以上摘记的句子是不完全的，译文采自张京嫒的译本。作者结尾说，对这个体系要保持“深刻和连续的悲观”，因为“最深刻的悲观是真正力量的来源”；而“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研究一下这些学者的论点是极有意义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26)留下了鲜花。
一个强大的“帝国”像庞拜古城一样，倏间之间崩溃了；人说，那个地方如今又穷又乱。曾经那么文明，那么有教养，那么“辽阔广大”、“人们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的大地上，留下了什么呢？我不能回答这个困扰着我多时的问题，因为我没有机会去亲自看一看。
一篇报导使我高兴：留下了鲜花。“没有钱财也富有”，题目就这样写着。这是赵启强先生的《出访见闻》(载《南方周末》94－08－21)。
在莫斯科。“常常在街上、在剧院、在地铁车厢里看见手持鲜花的人——各种年龄层的人都有，他们穿着整洁、体面……尽管这小小的一束鲜花并不是送给你的，但你也能感受到一点温馨和亲切，那感觉与遇到提警棍的警察，持大哥大的商人和提着糕点、酒瓶的送礼人是那样的不同……”
这篇短短的报导描绘了几个生活中平凡的场面。然而那是多么感动人的场面！
到亲友家去作客。“带上三枝鲜花，走进门献上花，轻轻地贴贴面颊，于是客人把春天带了进来……”
情人们约会。“递上一枝红玫瑰，轻轻地拥抱，于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便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开端……”
在剧院，演出结束了。“许多观众将大把大把的花束，或由孩子，或交剧院工作人员，或亲自送到舞台上……这是最为动人的场面……”“这不仅体现了莫斯科人对文化艺术的崇拜，对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尊重，也充分表现出莫斯科人上剧院不是去消闲，去摆阔，而是去学一门极为重要的功课——人的功课。而孩子们在这儿受到的文化洗礼，是他们初次被艺术女神抚摸和拥抱后，所激发出来的对美和对善的激动……”
有点抽象，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是不是？最使我震惊的是，莫斯科今日居然留下了鲜花。但我确实在这个现代“恐龙”解体前夜，在莫斯科，亲眼看见一对又一对的新郎新娘，新娘披着白色的婚纱，新郎衣襟上别着红花，到红场步行，拍照，到无名烈士纪念碑的长明灯火前，献上一束鲜花(这篇短文也这样写着)。我也确实看见过作客，并且作过客，看见过剧院献花，看见过普通人手上的鲜花……
七十年的教养总会留下一点什么。政治结构可以瓦解；群体结构可以改变。甚至旗帜也可以变色。但是，七十年的教养，七十年积累的文化素养，七十年的文明和现代化的气息，总不会一下子就烟消云散的罢。
(27)冬之旅。
那年在奥地利，在阿尔卑斯山下的小镇克兰尼斯堡一个古堡外的广场上，我和一群奥地利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听过民间乐团演奏的《菩提树》——引起一阵乡愁。
《菩提树》这迷人的小曲，几乎已经变成德语民族的“民歌”；有时甚至以为这不是短命的音乐家舒伯特创作的一首艺术歌。多少带一点伤感，更多的是惆怅，或者还有几分遗憾；却没有绝望，也不是悲哀，而是饱历人世沧桑的游子(流浪者)的叹息，带着几分自怨和自责的低吟。
舒伯特一生写过两部组歌——就是由若干诗篇围绕一个主题而组成的歌曲——；两部组歌的原诗作者都是他的同时代普鲁士人威廉－缪勒。一部是《美丽的磨坊姑娘》，另一部就是《冬之旅》。诗人的命运同舒伯特一样，只活了三十岁，而舒伯特倒多活了一岁。(罗曼－罗兰有一次说过，三十岁对贝多芬来说是起点，而对别人却已是终点了——我想，这别人就是舒伯特)。不过诗人比作曲家的生活更多色彩，因为他二十岁前后曾参加过普鲁士人反对拿破仑的斗争。
《冬之旅》(Winterreise)由二十四首短诗组成，最初十二首是一八二七年在一个杂志发表的，它立刻引起舒伯特的乐感，是年二月，他将这十二首谱成组歌；这个短命诗人于这一年九月间辞世，舒伯特在十月里将其余十二首谱歌。传说在二月和十月这两个月，舒伯特被激动的感情折磨，他几乎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仿佛自己就是诗中的流浪者。当他的好友伏格勒(中音歌手)把组曲唱给他的朋友们听时，据说所有听众都感动到震惊；人们特别欣赏其中的第五曲，就是后来几乎变成德语民族的“民歌”的《菩提树》。
组诗《冬之旅》主题写的是一个流浪者，他离开自己的家乡，走过许多陌生的地方，走过大雪覆盖的群山，走过洒满雨霜的小路；他疲倦不堪，他思念故乡；他差一点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生的意志力比死强，他活下来，他继续走完他的漫长的旅程。他在旅途中遇见的唯一旅人，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弹奏手摇风琴的流浪者。整部组曲显得稍稍有点凄然，却没有绝望。这反映了上个世纪最初四分之一的时期：拿破仑接过一七九三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以革命“英雄”的姿态登场，然后背叛革命，南征北战，争霸欧洲，变成时代的暴君。在这样的时势下，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不能不产生一种悲郁情绪。
《菩提树》现在是西方家喻户晓的小曲。它唱道：
门前有口古井，井边有棵菩提树。
在它的绿荫中，我作过美梦无数。
也曾在树干上，刻过蜜语和甜言，
无论快乐或痛苦，我常在树下留连。
如今我又到这里，深夜走到菩提树旁，
我在黑瞎中行走，竟然只好闭上两眼。
树叶莎莎作响，好像向我轻轻呼唤，
“朋友，回到我身边，你将得到宁静平安。”
凛烈的寒风吹过，直扑向我的脸面，
我的帽子吹走了，可我仍不断向前。
一年一年逝去，我远离了这地方
可我仍听见呼唤，“回来吧，你将得到平安。”
那一夜，当我在离维也纳不远的山谷中听着民间艺人清唱这首短歌时，真正是百感交集。我要呼唤的不是远离家乡的游子——而是把青春，把生命，把一切献给美丽的理想的同伴，“回来吧，你将得到平安！”但她已长眠在南方潮湿的原野，再也回不来了。用无穷的苦难，给世人换来欢欣；——贝多芬这样说。
我说：人啊，别糟蹋了这片心。
(28)“纪实文学”。
上面提到过的那本《列宁墓》，其实可算得是一部“纪实文学”。它是作者旅居苏联时期访问许多人的纪事；难怪《洛杉矶时报》称它为“一部无可争辩的、动人心弦的口述历史”。
就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真是触目惊心。这是一出社会悲剧的历史。这是一部智者受难史。我说智者，包括了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及有智慧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书中很多很多“故事”，后人甚至于难以完全相信，甚至难以想象；而经历过类似事件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些动人心弦的“故事”并不陌生。布哈林的故事对我们是陌生的，其实也是熟识的。
作者访问过布哈林的遗孀安娜·拉林娜。拉林娜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她的一家跟布哈林一家某时同住在一栋大楼里。拉林娜认识布哈林时，只有十六岁，而布哈林那时已经四十二岁。这个少女迷上了这个有智慧有才能的“老”革命，虽则布哈林最初以年龄相差过远，不想同她恋爱，怕因此“毁掉她的一生”；但是少女的父亲——那个老布尔什维克却对女儿说，“跟尼古拉·依凡诺维支那怕过上十年，也比跟任何别的人过上一辈子有意义得多！”可见当时布哈林在老一辈革命家心中的魅力。终于他们结了婚。然后是众所周知的“故事”：大清洗，人民公敌，公开审判，承认“罪行”，然后处决。一切都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连承认“罪行”也是那么熟悉。为了什么承认？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公众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保着家人？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为了什么什么？有时我也曾经问过我自己。但我始终得不到答案。得不到能说服自己也同时能说服别人的答案。其悲剧性就在此。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在公审时，布哈林跟维辛斯基〔按：当时此人扮演着总检察长的角色〕玩了一场十分令人震惊的、语言上的和道德上的游戏；他原则承认，但每个具体细节都加以否认。”(页66)好一个原则承认，具体否定！布哈林那样老一辈革命家玩过的政治游戏，怎么又会在几十年后在另外一片土地上重演？还记得“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吗？
据说布哈林预感到他自己的恶运已走近了。他写下了政治遗嘱——后人都这样说，这本书的作者也这样说。——他让妻子拉林娜把它背熟(为什么？我也得不到答案)，等严冬过去之后公诸于世。拉林娜活下来。她完成了丈夫的嘱托。现在世人可以读到那充满悲剧性的一些字句：“在这些日子里，也许这是我的最后日子了，我确信历史的漏斗将无可避免地清除盖在我头上的灰尘。……同志们，你们应当知道，在你们高举着走向共产主义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鲜血。”
布哈林经过公审后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四时半被处决的。整整五十年后，乎了反。(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宣布)。
拉林娜活着到平反这一天。本书作者写道：
拉林娜跟她的母亲和她的儿子玉理住在莫斯科；母亲也曾被投进监狱，如今多病在身，儿子则被肿瘤威胁着生命。全家仅靠安娜微薄的养老金维持生活。
拉林娜对作者平淡地说：“尽管我受了很多苦，尽管进过集中营，但是我总认为我们能忍受这一切。我常常想，所有这许多可怕的东西，只不过是表面的东西，真正的里层——社会主义终归会得到胜利。我总感到布尔什维主义是被一个人弄糟了的。”
用我们时下的称呼，这位受了多少苦难而仍然带着顽强自信的可敬的女性，真是一个道地的马列老太太了。
(29)一个人？
一个人能演出一场悲剧？或者一个人只能演出一场闹剧——独脚戏。不用我提醒，人们都会想起普列汉诺夫那篇著名的论文：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看来一个人确实能揭幕，能唱咏叹调，能加重悲剧或喜剧的气氛，但是，我始终怀疑一个人能否演出整个一场悲剧。于是我想起一个被世人忘记了的老学者。这就是B·克柳切夫斯基。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八十三年，这就是说，他是十月革命前的旧学人了。但是，他留给后人五卷《俄国史教程》，那是他在旧俄大学讲课三十多年的成果。五卷凡八十六讲，把历史讲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在书中，有一段名言不可不记。他说过：
写诘屈聱牙的文章，讲晦涩难懂的话，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写浅显易懂的文章，讲通俗流畅的话，则是一件难办的事。
他的讲义很好读，没有一点教条味，自然也少学究气。可以说，引人入胜。这真是难以做到的。他的第二讲里有一小段讲个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又有一大段讲思想意识发展成为历史事实的条件，都讲得很好懂。其中有两句话值得沉思：
他说，“社会制度给个人的思维以滋养，培养着各种性格，成为个人信念的对象，成为道德准则，感情和美感的源泉；每一种制度都有自己的崇尚，有自己的信条，有自己的遐想。可是个人信念一旦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就会变成公共的意识，变成风俗习惯，变成法律，甚至成为那些不赞成这些信念的人也必须遵守的准则，也就是说，变成社会事实。”
他又说，并非所有的思想意识都能进入历史过程，只有当这种思想意识“掌握了某种实际力量，政权，人民群众或资本的时候，掌握了能把它改制成为法律，制度，工业或别的企业，风俗习惯，”以至于变成大众的嗜好的时候，思想意识才变成历史因素。他举例说，只有当信仰天堂的观念体现为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时，思想意识才进入历史过程。
这几句话耐人沉思。
(30)米涅。
在世事纷繁的时候，人常常觉得茫然不知所措，我就劝他读一读米涅的《法国革命史》。西方常常谴责东方的革命没有理性，侵犯人权；我想最好也重温一下这部出版于一百七十年前(即一八二四年)的历史著作。革命，任何时期，任何种类的革命，似乎都带有悲剧性质。也许悲剧性能促使历史过程加快。发明了断头台。一批一批人先后上了断头台。最初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上断头台，然后是革命阵营中一派接一派的头面人物上断头台。然后是最最革命的罗伯斯比尔和丹东共同的政敌上断头台；然后是丹东被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然后是罗伯斯比尔自己被送上断头台！米涅把色采缤纷或者说一团乱麻的法国革命形势讲得头头是道，总之也是引人入胜。书中引用文人革命家德穆兰在他主持的《老科德利埃党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古讽今，达于至极，于今读来，印证十年风云所闻所见，非捧腹大笑不可。写到这里，忽而想起A.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剧本也写得激动人心，是二十年代的产物，三十年代不用说写不出来，就是写出来也会招祸的。《丹东之死》有巴金译本，出版于三十年代初，可惜现在很难看到了。
(31)可惜……
可惜不是所有历史著作都是那么引人入胜的。范老(文澜)在延安时期印行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很吸引人的，有很多很多“故事”(有不少历史事实真像故事！)，还有简单明了的论断，让人爱看，看了就记得住。不知为什么后来——解放后有他主编的同一部书，却使人望而生畏，起码不爱看了。范老和帮助他修订的历史学者都是很有学问的，都是很令人尊敬的，但修订出来的书却不吸引人。太板、太教条、太拘谨、太正经、太像史“官”的千秋论断。
解放前我译过美国一位很可尊敬的进步教授的史书(《现代世界民主运动史纲》，章怡译，一九四八年上海新知书店初版；一九四九年三联书店再版)，也是简洁有余，而文采不足。不过这样的通俗史书实在很少，书名直译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与民主运动》，因为这样的名字在那时是犯禁的，故我写信给原作者A·伦第，说明原委，改了名。他很热情，立刻给我寄来了修订原稿，所以那译本同已出的英文本行文多有相异之处。不料我国解放那一年，美国共产党的理论杂志《政治事务》登了一篇文章，批评这书的修正主义倾向，我和我的出版者都不敢再印了。记得某年作者还通过回国的某学人向我问好。其实任何一本学术著作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批评也是很正常的。不过我们那时“一边倒”，学苏联的样，一本书被人批评，它就寿终正寝了。或者说，它就必须进入墓地了。这也是一种悲剧性的事。五十年代初，《光明日报》的《图书评论》副刊(代表了出版行政当局的意见？)有人批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傅雷译本)，书店就赶快把书收起来，不敢卖了。现在回过头来一看，真笑死人了——而我们的后代若知道此事，将大惑不解。——世界在前进呀。
黄昏人语
章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