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徐先生通信在前,解放后又见过一面,对他的生平,却知之不多,只知他是戊戌人物徐致靖之侄。致靖原籍宜兴,寄籍宛平,所以徐先生给我信中有“家本江南”语。他在《我的书法》中说:“我十五岁那年,山东巡抚周馥在省城(济南)开办一个客籍学堂”。周馥任山东巡抚约在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则徐先生当生于光绪十三年或稍后。今天我们要找杜月笙的资料倒不难,要找徐一士那样学者的资料,就不容易了。
一九五○年,我和亡妻到北京,先往他家里去访问,只见他上露光头,齿牙残缺,戴着眼镜,态度却很恳切。四十年代时,他曾寄给我一张照片,这次亲自把晤,正与想象中饱学的寒士风度吻合。他的年轻时期生活我不了解,至于晚年,却一直忙于稻粱之谋。他的原稿和信件,常常写得顶天立地,密不通风,大概也为了节约纸张。
到北京自然要游故宫,徐先生自然是最理想的“导游”,那是出重金也难觅得的。这时他虽已露龙钟之状,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次日下午,我们在太和门等着他,他穿了一件褪了色的灰布人民装,因为是在夏天,所以戴着一顶阔边的草帽,手提草篮,登上台阶,已感气急,使人想起李白的“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的两句诗,也真的像个村夫子。他见面后,就说:“这是我第三次来”。我听了大出意外,总以为这些掌故家经常到故宫来,就像逛厂甸一样。事后想想,故宫确也只能玩上一二次,无山无水,却又大而无当,尤其是三大殿,所看到的不过是宝座之类,已早非原物。慈禧晚年之建颐和园,如果从老年心理学来分析,倒也是很普通的事。她不能像男性的皇帝那样,可以几次南下,或者到塞外去打猎。在我访问谢兴尧先生时,谈起颐和园,他就说:“你以为我们是常去的么?”过了几年,谢先生到上海时,要我陪他去玩一次大世界(后因他事忙未果),正好是翻手为云的两个有趣例子。故宫之于北京老学者,大世界之于我辈老上海,就和文章中的陈词滥调一样。
在故宫闲谈时,我曾经谈起:清代很讲究避讳,但顺治帝名福临,为什么不避?他说:据说顺治曾说过:“朕不能使天下无福”,故不避。他用了“据说”,意即不一定是事实。但顺治如真的说过这句话,那么,“福”字不避也得避“临”字。现在推想起来,当是顺治出生时还在关外,满人原无所谓避讳,关外的祖先如太祖努尔哈齐、太宗皇太极,皆为满音之音译,更无从避起,努尔哈齐之“齐”一作“赤”,即是例证。福临恐也是音译,御名不会取这种常见的名字。到了顺治之子康熙玄烨时,汉化渐深,遂开始避讳,于是玄妙观成为元妙观,玄色(黑色)成为元色(白色),意义适得其反。但玄字之讳,实始于宋代,宋人称唐玄宗多称明皇,玄宗父子并提时,有时不曰玄宗肃宗而曰明皇肃宗。
我又谈起,过去因常在俗文学里看到月儿、人儿字样,前天在乘三轮车时,便问过车夫。由于我说的是蓝青官话,月字还带入声,儿字又不善于卷舌,车夫起先听不懂,缠了好久,才瞪着眼大声说:“你是在说月亮么?”他听了笑着说:你是从书本上看来的,但北京人口语中的儿字,也有习惯性,例如只说饭馆儿而不说照相馆儿。现在我连说些蓝青官话的余勇也没有了,难怪北来的友人要说:看来跟你面谈还不如通信。实在是大为悲哀的事。
时隔四十余年,现在能想得起的和他谈话内容,只剩下这两点了,而且是即兴式的,与清宫掌故实不相干。游故宫只能徒步走,因为怕他太累,就请他先回去,我们也可以省些不安,所以这一天只和他在太和殿附近盘桓了一回,但徐一士陪我游故宫,在我的屐痕上还是值得追忆的因缘。
徐先生治掌故有三大优势:健于记忆;善于综合;精于鉴别。从他引用的史料来看,除了少量的手札等外,大都是常见的书。他的每一篇谈掌故的文章,大部分是在做文抄公,自己着墨不多。看的人就需要耐性。然而凡所议论,却颇为精到通达,通达是指不偏激不迂腐;特别是对前人记载中的谬误而又有关典制的,他都能一一纠辨,这也是测量掌故学者功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茶余酒后的谈助当然也不可废,究非掌故之堂奥。
今试举《督抚同城》为例:徐先生于引薛福成《叙督抚同城之损》后有云:“文中引噶礼、张伯行事,列诸同城,则噶礼为两江总督,驻江宁;伯行为江苏巡抚,驻苏州,虽同省而与同城之官有间也。”亦见其好读书而又能求甚解。下又云:“两江总督,情形又为特异,驻地为江苏境内,却与江苏巡抚不同城,且自有江宁布政使受其直接指挥。(原注:清初安徽布政使驻宁,后移安庆,另设江宁布政使,与驻苏州之江苏布政使分理各属。)一省地方隐分督治抚治,故谑者谓两江总督乃半省总督,特江督辖三省四布政使,当长江繁富之区,复兼南洋大臣,负对外之责,其地位及权力犹甚足重视耳”。这里只能举此一例,其他纠误补阙之处,举不胜举。其随手写来,左邻右舍,莫逆于心,熟极而流的特长,正是徐氏掌故的力度所在,故而读来如饮醇醪。这篇《督抚同城》和另篇《首县》,为清代研究地方官制者很重要的参考资料。清之巡抚,固不同于明之巡抚(中央特派员,“巡抚”为动词),清亡以后,民国的省长(一长制)、省主席(合议制)或勉强可以比拟清之巡抚,但清之总督,就很难用民国的地方军政长官来比拟了。
徐先生已出版的著作,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九八四年书目文献出版社重印的《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的合订本,共收五十一篇,实际上远不止此。黄裳先生于三十年代曾将《国闻周报》上刊载的凌霄、一士随笔截成一厚册,封以硬面,赠送给我,我常翻阅。今天书已不在,篇目也全忘了。
这次为了写此文,将《古今》合订本借来,检阅之后,觉得《类稿》与《谈荟》中未收的数不在少,如《关于多尔衮史可法书牍》,就是为谈清初掌故者所关心,徐先生论两书的历史背景亦颇平允。史可法书首列“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于清人固已极表尊隆,尊清正因南明之弱。尾缀“宏光甲申九月十五日”。徐先生云:“福王由崧是年五月即位。诏以明年(乙酉)为弘光元年。斯时新君已颁新年号,却尚未到新年号之元年。而此书若仍称崇祯十七年。或有不便之处。乃书‘弘光甲申’字样。(原注:“弘光”作“宏光”者,王氏〔先谦〕避清高宗讳,循例以“宏”代“弘”也)严格论之,于义不合”。(徐氏原文皆用句号)于此亦见南明张皇弥缝之苦衷。
史可法书是否为侯方域作,尚难断定;多尔衮书为李雯所作则无异议。雯字舒章,松江人,与陈子龙同乡,子龙编《皇明诗选》时,曾得李雯、宋征舆协助,《诗选》中常见李、宋评语。雯后仕清,授内阁中书舍人,与孤忠抗清之陈子龙遂成泾渭二途。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四云:“近从内阁大库检出摄政王致唐通马科书稿各一通,亦其手笔”。唐、马于崇祯时皆任总兵。李雯后有信寄子龙,愧悔之情,至于涕泣,并以苏李交情比之。终以忧伤憔悴而卒,时为顺治四年,子龙则于同年就义。雯为多尔衮作书,当是他生平难偿之耿耿内疚,吴伟业词中的“故人慷慨多奇节”,即指子龙死难事。
晚清之政治腐败固不待言,但晚清又是新思潮纷起时期,徐文中的《吴汝纶论医》、《倭仁与总署同文馆》等文,就是反映了当时开明与守旧的两种思想的起伏。学习西法,被看作“用夷变夏”,守旧派群起而攻之,办洋务的恭王奕<SPS=1602>被称为“鬼子六”(奕<SPS=1602>行六)。当时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撰这类联语的人,或亦可称为小有才,才就是骂街。吴汝纶扬西医而抑中医,就他所处的时代来说,还是有科学头脑的。王元化先生《清园夜读》的掌故一栏中有《吴汝纶论中西医优劣》一文,曾引徐先生此文,又谈到鲁迅对中医的态度。对历史上的中西医问题,如恽铁樵与余云岫的论战等,我本想写一篇掌故性的文章,因为这也关系到近现代的中国文化史,可惜苦于材料不足。
徐先生的全部作品,估计当在百万字以上,眼前要将它整理出版(最理想的编者是钟叔河先生),恐只能付诸泡影。前年曾看到大规模的《中华掌故类编》已出版的报道,共六辑,起先秦,迄民国。但原书未见,徐先生的作品想必也有收录,但不知收进多少?
陈宝琛《瑞臣(当是宝熙)属题罗两峰上元夜饮图摹本》云:“不须远溯乾嘉盛,说着同光已惘然。”逝世如斯,今天能谈同光掌故如徐先生者,真有寥若晨星之感了。
金性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