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保罗二世于一九二○年生于波兰瓦多维策，名叫卡罗尔·沃伊蒂拉。他九岁丧母，父亲是个极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克拉科夫大学里，他参与创立了一个剧团，多次组织圣经和波兰小说朗诵会。他很早就显示出作为一个研究者、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才华，在波兰还被公认为一个作家。他以笔名发表诗作和剧作，以真名出版哲学评论，甚至还发表过一本名为《爱情和责任》的书。他的渊博知识在六十年代初就给梵蒂冈教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六四年他被任命为克拉科夫大主教，一九七八年当选为教皇，也是自一五二二年以来的第一位非意大利人的教皇。担任教皇以后，他在撰写通谕和大量关于神学、传教和仪式等文章的同时，仍然继续发表文笔细腻的诗集。此外他还喜爱滑雪、游泳、野外散步和旅行，行程达数十万公里，从而使他在世界各地都树立了热爱生活、和蔼可亲的形象，他的著作自然也格外受到欢迎。
然而教皇的著作只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实际上无论是一本教理问答还是耶稣的传记，是教士的证词还是神学家的见解，宗教书籍都在法国不断出版而且畅销。要想一一列举是不可能的，仅举一九九三年九月至一九九四年九月最畅销的十五本宗教书籍为例，名列第一和第三的分别是约翰—保罗二世的《真理之光通谕》和《致所有家庭的信》，其他则有加里玛出版社的《耶稣，意外的上帝》，格拉塞出版社的《上帝没有死去》，普隆出版社的《耶稣传》，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上帝的职员》等等。即将出版的宗教书籍为数更多，以至于路易·卡拉菲尔特最近发表的《活着的人》可以这样开头：“目前除了上帝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是新鲜和独特的了。”法国《读书》杂志也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出版界的奇观”，并在第二三○期(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上发表了题为《上帝侵占书店》的评论，对于上教堂的人越来越少、教理书却越来越畅销的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进行了分析。
基督教统治了漫长的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受到人文主义的猛烈冲击，在启蒙运动时代又受到唯物主义的沉重打击，以至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共和国的教学中也不再有它的位置。但是上帝并没有死，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朝气存在于各种书籍之中，它是一个古老的却永不过时的概念。不仅是上帝、基督，而且世界上的所有宗教都在引起人们的兴趣。究其原因，便是物极必反，正是法国人对宗教的极端无知导致了宗教书籍的繁荣。长期以来，世俗思想排斥与宗教有关的一切，没有形成任何宗教教育，使许多人对现实幻灭之后渴望了解宗教。波尔多的书店老板莫拉说：“人们都迷失了方向，不再有可以抓住的伟大真理。一些高级职员也埋头于神学，白天忙于事务，晚上研究上帝。其他的人往往对宗教一无所知，于是拼命啃关于修行或秘传学说的著作，对超自然的现象、守护天使等等，对无论什么都囫囵吞枣，真是疯了！”
有关耶稣生平的传记接二连三地出版，是因为四福音书中对耶稣三十岁之前的经历几乎只字未提。虽然四福音书不是伪作，耶稣在历史上也实有其人，但是由于四福音书写作的时代不同，使耶稣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何况它们在不少地方都互相矛盾，例如耶稣的去世日期，约翰福音的记载就与其他三本福音不同。一些《圣经》注解者已经指出：耶稣并非出生于伯利恒的马厩；他该有许多兄弟姐妹，他的母亲玛丽亚不大可能保持童贞；耶稣肯定没有说过那么多话，他的奇迹也多属象征而不是事实；他从未想过成立一个教会，犹大的背叛更多地是出于假设等等。
总之，目前宗教书籍的繁荣不是对宗教信仰的复归，而是对宗教知识的渴求。因此在出版的书中既有《耶稣—基督》和《上帝，耶稣—基督之父》，也有《佛的智慧》和尼采的《反基督徒》，还有《一个穆斯林眼中的基督》，说基督徒都不知道基督在伊斯兰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谓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这种现象表明：宗教信仰动摇了，但是对宗教文化的需要始终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上教堂做弥撒的人少了，宗教书籍却畅销不衰的原因。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