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七年,伦敦公司凭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特许状集资在弗吉尼亚建立了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殖民据点詹姆斯敦。从此之后,一批批移民抛弃了安分守己的旧习,到“美丽的新世界”寻求实在的经济利益。移民的中坚力量是一些生龙活虎的冒险家和豪滑的强人,他们把自己的自由理解为自由的定义,身上展露出古代北欧海盗的雄风。<SPS=0817>漫于当时英国的发财的风气正是多恩式的欲望,它在美利坚的土地上催生了一个伟大国家的胚芽。
然而,在戴安娜·拉维奇编选的《美国读本》里,多恩式的俗欲被打发到见不得人的地方去了。编者在读本第一篇文字《“五月花号”公约》的导语上宣告:“美洲殖民始于一种思想。这思想就是一个社会里的公民可以自由结合并同意通过制定对大家都有益的法律来管理自己。”这份由四十一位自称“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顺臣民”签署的协议在漫长的殖民地时期并无重大影响,它实际上起着正式王家特许状的作用,允许签名者结成的团体“去压制不同意见或不守规矩者”(史学家西蒙斯语)。至于自治和制定有关法律的权利是十七世纪英国王室颁发的众多特许状里明文规定的。这并不是说王室开明仁厚,因为这些是诸如东印度公司等商业公司理应享有的权利。早在一六一九年,即《“五月花号”公约》问世前一年,弗吉尼亚就召开了第一届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会议。这史实并不能改变弗吉尼亚殖民的实质,即实现多恩式的欲望。但是《美国读本》却要通过精心选择的文献构造一个美国诞生于理念的神话。从《公约》到开国元勋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之间的一个多世纪在读本中居然一片空白。这意味深长的空白反而促使读者关注美洲殖民过程里与崇高理念不大相称的一面。
美国独立后开发西部时曾出现很多无法无天的僭据者,即那些在业已属于他人合法拥有的土地上定居并企图以实际占有来获得产权的人。多恩那些远徙美利坚的同胞何尝不是僭据者?英裔美洲殖民者占有的是印第安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土地,任何美国史专著和美国历史读本都难以<SPS=1699>避这鸠占鹊巢的问题。
“五月花号”上的“朝圣者”和当时其他移民一样,备有大量武器弹药。他们在普利茅斯建立殖民地不久,就像占领军那样修建了一座碉堡,还在碉堡上架置了枪炮。他们喜欢老实谦让的印第安人,那些不大听话的就让他们变成“好的”印第安人,即死的印第安人。一位被普利茅斯当局驱逐的殖民者惊呼,化外之民竟比文明人更有公正之心。对新英格兰地区的发展起关键作用的马萨诸塞海湾公司运载移民的船队几乎是一支武装舰队,旗舰阿贝拉号上的二十五门大炮并不光是对付海盗和出没美洲山林的野兽的。以勤劳坚忍著称的清教徒始祖很快就证明,他们必要时会像个一世纪前率暴徒残害阿兹台克人的西班牙将军科尔特斯一样不留情面。一六三七年,他们围攻派夸特部落,把包括妇孺在内的四、五百印第安人活活烧死。这种惨状刺激了清教徒的宗教想像力:不正是地狱之火在焚烧异教徒吗?英国白人基督徒把蛰伏于内心的原罪神奇地外化为异教徒、异族、异己者,只要把它们征服或消灭就可以救赎自己的灵魂。基督徒奉上帝之命来到美洲,而他们就是上帝。
印第安人终于意识到白人攫取土地的贪欲永难满足。一六七五年菲利普王联合各印第安部落为维护印第安人的合法权益而战,但是他们不是殖民者的对手。战争中纳拉冈塞部落几被斩尽杀绝,少数幸存者见到亲友尸体不禁痛心泣血。当时的英裔美洲大文人英克里斯·马瑟在记叙这次战争的简史里说那些印第安人捶胸顿足,哀号不止,“真是一幅众魔鬼走投无路的画像”。殖民者打败菲利普王后割下他和部分随从的首级示众,他们的妻小则被卖为奴隶。
戴安娜·拉维奇充分显示了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的雅量,她在广收妇女、黑人和少数人团体(包括同性恋者)作品的同时也在这本《美国读本》里收了两篇印第安人的文字。在《洛根首领的哀辞》的导言里,她介绍杰斐逊如何称扬这篇优秀的短文,驳斥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谬见,言下之意就是杰斐逊和他所象征的一切是站在印第安人一边的。拉维奇有意无意地忘了告诉读者,独立战争时洛根配合英军作战。《独立宣言》里列举的英王乔治三世的罪状之一是“竭力挑唆残酷无情的印第安蛮子来对付我们边疆的居民”,大多数印第安人当时的立场由此可见。印第安人凭直觉感到,那些不愿接受任何约束、强占土地的白人边疆居民构成了对他们更为直接的威胁。洛根的真正悲哀在于,英国殖民当局和那些闹独立的英裔殖民者在印第安问题上不存在根本的歧见,即使英国敉平激进派的叛乱,滚滚而来的白人移民仍将不断蚕食印第安人的土地。《读本》中还有一篇西雅图酋长代表六个印第安部落同意迁往“保留区”的讲话(一八五四年)。这是一份风格庄严肃穆的投降书,处处是有节制的哀怨而不是愤怒的谴责。西雅图酋长在祈求白人尊重印第安文明的同时还注意不去碰触白人娇嫩的良心。他说一个民族取代一个民族犹如大海一浪推一浪,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谁能责怪神圣的自然法则?这观点在十九世纪的欧美并不陌生,它究竟是出自一位印第安人之口还是翻译史密斯博士的妙笔?幸好白人的正义感并没有随着死去的红皮肤异教徒进地狱,《读本》中海伦·杰克逊批评美国政府印第安政策的《百年耻辱》是个别美国人的良心发现,虽然它来到得实在太晚(一八八一年),美国当时已经完成了它在美洲大陆的扩张,但是被迫生活在隔离区里的印第安人面临了新的灾难——旨在使印第安社会解体的道斯法案(一八八七年)。为什么杰克逊说“百年耻辱”?对印第安人的剥夺始于十七世纪初,那是多恩式欲望的必然后果。
洛根的哀辞和西雅图酋长的讲话都把白人作为接受对象。在印第安人内部激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可以入选呢?难。塔克姆赛(Tecum-seh)大概是现美国境内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印第安人领袖,我们在这《美国读本》和其它种种美国的爱国主义教材里找不到他的名字。看来在照顾到“多元”的时候也得以团结为重。塔克姆赛在十九世纪初成功地组织了庞大的印第安联盟,第二次英美战争(一八一二年)时他联合了驻扎在加拿大的英国军队抗击美国人。他曾说,印第安人给予美国人的是“森林覆盖的山岭和处处是飞禽走兽的平川,他们以什么回报我们的勇士和妇女?朗姆酒、不中用的小玩意儿和坟墓。”事实正是如此。精明狡黠之极的富兰克林(除了他,谁说得“时间就是金钱”这类箴言?)在《自传》里说漏了嘴:“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要为大地的耕种者腾出空间而灭绝这些野蛮人,朗姆酒大概就是天定的手段,它已经消灭了从前居住在沿海地区的部落。”一八○九年,弗吉尼亚名门之后、印第安那准州州长哈里森(后来当选为美国第九任总统)为贯彻杰斐逊政府把印第安人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意图,曾用朗姆酒使塔克姆赛手下几位首领“变得芳醇”(哈里森语),诱使他们在一份出让三百万英亩土地的“条约”上签字画押。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写道,印第安人的不幸就在于他们面对了一个“地球上最贪婪的民族”。这些如狼似虎的文明人一次次对印第安人信誓旦旦,一次次食言毁约,“以尊重人道的法律的办法消灭人,可谓美国人之一绝。”
如果美洲殖民始于一个崇高的观念,那么美国独立就是那观念彪炳千古的结晶了。《读本》里与美国革命相关的文字(其中帕特里克·亨利《在第二次弗吉尼亚大会上的演说》可能是后人伪托)仿佛不约而同地传递了这一信息。但是朦胧不清、矛盾百出的历史进程往往使一厢情愿的解释显得幼稚可笑。一七六三年,英国在北美争霸战中打败法国后颁布公告令,禁止殖民地居民继续西迁。这举措的目的之一是安抚在战争中帮助法国的印第安人,使已经债台高筑的英国政府不必因排解移民与印第安人的土地纠纷背上额外的财务包袱。但是一意发皮货财的猎户和像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的白人“开拓者”断不会因伦敦一张公告令而收敛自己自由占有的欲望,连大庄园主华盛顿也曾暗中着人勘测公告令规定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至于英国议会对殖民地居民征税决定从后果看更是疗疮剜肉的蠢行。美洲英裔移民由于特殊的生存环境历来不愿交纳税金,他们坚称应享有英国人天生的自由权利,同时拒绝接受英国人纳税的义务。以追求宗教信仰自由著称的罗得岛的一些富商多年来从事贩卖奴隶的生意,他们用朗姆酒到非洲换奴隶,再到西印度群岛以黑奴购买酿酒的糖浆。一七六四年的糖税法实施后,糖浆走私十分红火。一七七二年,当局的一艘缉私船在追捕走私船时被一富商带领下的民众焚毁,此后各地暴力抗税的事件接踵而来。一七七五年二月圆滑的英国政府颁发和解令,准许各殖民地议会自行决定如何妥善分担殖民地行政开支,可是两个月后康科德“声震全球的一枪”(爱默生《康科德之歌》)揭开了独立战争的序幕。著名美国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英国政府(即英国纳税人)承担了对法战争的主要费用,而“各殖民地议会都尽可能把它们的负担压到最低的程度”。如果后者自愿分担这些开支,就可能不会出现英国议会引起争议的税收政策,“各殖民地可能不致于走上叛乱的道路。”说到底,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抽象理念引发了殖民地居民与母国的纷争。耐人寻味的是,各殖民地宣布独立后组成的邦联是彻底的失败,在制宪会议(一七八七)以后,美国的“政治安排和美洲殖民地居民过去进行斗争力图摆脱的政治安排十分相似。譬如,新的全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敢于为这个新帝国立法并征税”。(布尔斯廷)当边远地区的百姓以独立革命的“自由”原则暴力抗税时,华盛顿总统就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前往镇压。杰斐逊于一八○七年通过的禁运令在实施过程中与独立前英国政府的反走私法令相似,它是不是也“粗暴地践踏了人民的自由”(参看《读本》中詹姆斯·奥蒂斯的《限制搜查和扣押的要求》)?
那么应该怎样理解《独立宣言》?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只是在十九世纪初的美国人开始以言过其实的明确概念来表明其民族使命时,《独立宣言》才和签署宣言以及自由钟等神话一起登上美国历史中至尊的位置。现在看来意义无比重大的独立在当时几乎是摆脱困境的权宜之计。一七七六年六月七日弗吉尼亚代表理查·亨利·李向大陆会议提交的议案表明,宣布独立是与法国订立盟约、争取外援的手段,殖民地少数激进派领袖当时已经在利用母国和法国之间的仇隙,展示了高明的外交手腕。大陆会议修删了杰斐逊的宣言原稿后很快就予以通过,众代表为了达到政治的和宣传的效果一致把乔治三世当作战魁祸首,他们好像不在乎那些罗列的罪状是否有事实根据。
虽然有史学家强调,带领各殖民地走上独立之路的领袖们关心的是延续已久的当地平凡生活,欧洲的启蒙主义哲学不能被封为美国革命之父,但是《独立宣言》里的有些文字确实像是出自信奉永恒普遍真理的信奉者的手笔。最醒人眼目的就是那些难以界说的“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权利了。要是印第安人仅仅是生番,黑人仅仅是良种牛马,那么“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壮语倒是使读者联想到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一书结尾处的警句。《美国读本》编者对这问题是敏感的。她在篇幅有限的导言里提及,杰斐逊原稿中谴责乔治三世贩卖黑奴的一段文字在少数南方代表的坚持下被删除,看来若不是有人从中作梗,美国的奴隶制早就废除了。但是革命的摇篮弗吉尼亚不是蓄有大量黑奴吗?弗吉尼亚庄园主华盛顿、杰斐逊生前都无意解放自己种植园里数以百计的黑人。独立战争期间,革命军队里竟有服劳役的黑奴,弗吉尼亚甚至把奴隶和土地、金钱一起作为对白人参军的报酬。
从华盛顿的部队兵源匮乏可以看出独立战争时所谓的高涨的爱国热情和感人的献身精神又是十九世纪的美国人在塑造民族形象时变愿望为事实的一例。华盛顿有杰出的指挥才能,打过胜仗,但他要以极大的精力来对付热衷于争军阶和薪饷的官兵以及不断发生的临阵逃脱和哗变。没有法国专制君王路易十六的大量金币,没有法国军队和舰队的直接参战,华盛顿能给英军致命一击吗?
上帝会说,肯定的答案不容置疑。《读本》里一首首高扬爱国主旋律的歌曲和一篇篇修辞与激情并重的文章都显示出强烈无比的信心:上帝一如既往地偏袒美国。美国文化时时处处以上帝崇拜为特征。且不说那些把上帝当作大生意来做的电视福音传教士,不同面值的美钞和硬币上都赫然印着“我们相信上帝”的字样。上帝永远庇佑美国,岂有不信不拜之理。早期清教徒移民把实现多恩式的世俗欲望理解为不辜负上苍的期望。在《圣经》里以色列是上帝的宠儿,《诗篇》第一百四十七首说上帝把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清教徒移民则称自己的美洲殖民地是“新以色列”或“英格兰的以色列”。虔诚的“始祖”们开创了一种自以为是、漫自矜许的语言风格,这风格多年来相沿不替,也不知它显露了沉稳的力量还是意识深层的不安全感。美国诗人威廉斯风趣地说,清教徒先民“关于上帝的陈词滥调成了他们专用的语言,他们把这方言当作栅栏,将自己圈起来。”“关于上帝的陈词滥调”是栅栏,也是剑与火。帝国的扩张必须以上帝为靠山:照上帝的意旨圣劳伦斯河(加拿大)与密西西比河是一家,照上帝的意旨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在古巴。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在一八九七年的就职演说里还佯称要抵制领土扩张的诱惑,但他上任后就为体现美国“明摆着的命运”发起对西班牙战争。据他自述,他曾跪在地上祈求天佑神助,他听到上帝的声音:“并吞菲律宾。”实现美国的多恩式欲望——地缘政治的战略目标——就是替天行道。
美国是上帝特选的国家是一个神话,它起始于早期清教徒移民,林肯使它深入人心。林肯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巧用《圣经》的语言风格把一场起因复杂的战争形容为一场圣战。他在各种美国读本一般都收入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满足了不少美国人的心理需要:“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大陆上创立了一个孕育于自由的新国家。”美国像圣母玛利亚因圣灵感孕而生的救世主耶稣,它不是人之子,而是神之子。它是一个永远沐浴于圣恩之下的超越历史的理念的产物,不沾有其他民族与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必然带有的人欲的污秽和腥臭。美国脱胎于一个纯净的理念正是拉维奇希望《美国读本》的读者认同的真理。她安排了三流作家白修德的《美国的观念》作为读本里的大轴子戏,那是一篇为纪念美国立国二百一十周年撰写的文章,颇像美国历史上旨在自我肯定的七月四日爱国演讲。白修德相信,美国没有受到多恩式欲望的污染,自由的理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这种高调门的自我欣赏在发表前就被无情的历史学家分析过了,但是它的市场不会因此而缩小。如果美国人已疲惫得像白修德那样无力打开美国的历史档案,我怀疑他们在沉醉于美国神话的时候还能不能具有美国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汉德所说的自由的精神,那是一种对是否正确不很有把握的精神,尽力去理解他人见解的精神,将别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不带偏见一并考虑的精神。《美国读本》编者为美国政府于一九四六年向联合国提交的控制原子能方案撰写的导言表明,她本人缺少的正是这种自由的精神。那方案的目的是使美国不必销毁核武器就有权以联合国的名义检查别国核计划,而且一旦发现就予以制裁。编者为方案未获通过感到惋惜,她在美国的利益和其它国家的利益之间不假思索地划上等号,好像美国凭了它垄断的核技术号令天下一个公正的秩序就会到来。
不妨注意一下拉维奇如何处理二战后其它一些事件。我们在称道拉维奇比较重视反对者的声音的同时又感到某种不足。她收了罗伯特,肯尼迪在宣布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身份竞选两天后所作的演说《反对越南战争》,但是在这不无政治目的的演说里没有真正的罪悔。关于伊朗门事件编者选用了参议员米切尔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米切尔承认用违法卖武器给伊朗所得的资金支持尼加拉瓜反对派的诺斯中校爱上帝,爱美国,可是手段不当。然而,米切尔和诺斯都把有必要遏制乃至颠覆合法的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视为一条是美国人就不应责疑的公理。米切尔和诺斯的共同盲点使他们的差别没有什么意义。读本中七位共和党参议员的《良心宣言》反映了同样的问题。这些参议员附和了麦卡锡对民主党政府的主要指责,他们只是不愿看到所谓的麦卡锡主义使国会分裂。麦卡锡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有深远的历史背景、自上至下泛及美国全国的情绪。史学家罗伯特·格里菲斯说得好,不应该<SPS=0819>大麦卡锡个人的作用,把那场讨伐运动称为麦卡锡主义是误解了麦卡锡所象征的政治。读者也许会希望看到对美国政治切中要害的批评,例如乔姆斯基和戈尔·维达尔的高见,可惜他们的言论不会被一部通俗而又具有宣传色彩的美国读本选中。
想到两本关于美国的书,小说家马丁·艾米斯的美国特写《愚蠢的地狱》和哲学家让·布德里亚尔的《美国》(均出版于一九八六年)。艾米斯说,“愚蠢的地狱”不单指一种美国的状况,将来它可能不再是一个关于人类罪恶的隐喻,它会成为全球唯一存在的事实。布德里亚尔也从美国预见到世界的归宿。他在描述纽约时写道,那是“一个因财富、权力、衰老、冷漠、贫穷、浪费、无意义的技术和无端的暴力而彻底腐烂的地方”,但是他又感到那地方似乎渐露出“宇宙的曙光”。为什么?——“因为全世界依然在做纽约梦,尽管纽约操纵它、剥削它。”两位作家没有因那宇宙或地狱的曙光而神采飞扬,难道他们感受不到上帝之手用阳光书写的美国神话的魅力?我在看到《读本》中埃玛·拉扎勒斯的十四行诗《新的巨像》时心里生起一阵迟疑的喜悦,这首刻在美国的象征自由女神雕像入口处的诗向全世界宣告,美国将为“拥挤的土地上”贫苦无告的人打开“金色的大门”。但愿这不是神话。
(《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美〕戴安娜·拉维奇编,林本椿等译,许崇信校,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一月版,29.5元)
陆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