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福山先生之“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教授之“即将来临的文化冲突”在全球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两篇文章各自提出一套宏观历史理论。在哲学层面上这两篇文章并不见得深刻，但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回响？这值得我们深思。
依个人的看法，宏观历史理论往往产生于大变动之中或之后，大变动令人有兴趣了解历史发展的趋势。通过对历史趋势的了解，人们可以知道自己在历史洪流中所处的地位，进而推演到将来的变化。
在欧洲历史上，每一次的大变动都带来一套新的宏观历史理论。最早出现的宏观历史理论以圣经神学为基础。而开此风气的人，是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圣奥古斯丁针对罗马古城被劫，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作出深刻的分析。这种建基于神学的宏观历史理论，一直到十七世纪仍受欧洲人重视。例如在科学革命初期，法国神学家波舒哀曾写下《世界史教程》的巨著，安定科学革命所引发人类心灵的震荡。十八世纪牛顿定律的发现改变了人类对历史的看法。世界虽然仍是由神所造，但人类拥有决定世界发展的能力。哲学从而代替神学成为宏观历史理论的基础。
面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一套以“进步”和“理性”为中心的宏观历史理论应运而生。这套新的宏观历史理论的创造者，是黑格尔。黑格尔融合了牛顿定律和基督教义，发展出一套历史哲学，提出人类的自由意志必须在困难考验中锻炼出来。继黑格尔之后出现宏观历史理论家，不单只标榜哲学，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理论科学化。如黑格尔哲学的传人马克思，他针对工业革命后所产生的社会情况，创造出一套影响深远的宏观理论。
当我们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相比较，会发现两本书有很多相同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都是在比较不同文化体系的基础之上对未来作出预测。第二，都是从精神文明方面去探讨文化问题。第三，都要求自己的国人重振精神文明，发扬自己的文化。
当然，梁漱溟也有异于斯宾格勒的地方。最大的区别，是梁漱溟把历史看成为直线式的不断向前进化，而斯宾格勒则把历史看成为周而复始的大循环。
英国汤因比继承和发展斯宾格勒《西方的衰落》中的理论。他的巨著《历史研究》把人类六千年的文明史分成二十一个文明，每个文明都经历过兴起、生长、衰落、解体和灭亡五个阶段。他把这二十一个文明分成三种或数个时期：根源的、继发的和后发的。根源的有三个：华夏的、印度的和迈诺斯的(指西方的)。他的根源文明的分析法和梁漱溟的方法是一致的。但汤因比的历史观点还是历史循环论。
法国基督教哲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的生平一半是在中国作考察度过的。居住在北平时他撰写了他最主要的作品《人的现象》。德日进神父的基督教式的宏观历史理论，和汤因比或斯宾格勒相比，更接近梁先生。依他的理论，全宇宙在向更加复杂的形态进化着，物质从无机物演化到有机物；从物质到精神；从生命到意识。此过程是必然的，生命进化的顶点是人的精神、意识。进化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是生命的出现，第二是人的出现，人成为各个文明的中心。人的意识与文明由愈来愈先进的交通和大众传播工具逐渐统一，使个别的自我意识结合成一体，最终结果必然是人类达到超意识的全球统一。这就是第三阶段——终极目标(奥米加点)，也就是意识的最高点。他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预言基督教精神的世界主义一定会实现。眼看这几十年来，交通和大众传播工具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人类的共统意识果然日益加强。
这类似于各种印度宗教和佛学的宏观历史理论，得救的个别灵魂结合成真如一体；个人的最终目的把自我认同和真如结合。
反观中国，也是如此。古代中国阴阳五行说的盛行，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又如同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学者们竭力追求科学精神，对带有科学色彩的宏观历史理论特别感兴趣，因此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中国广泛地流行起来。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台湾以及大陆上仍有不少知识分子为宏观历史理论所吸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所流行过的未来学，以Alvin Toffler所著的《第三次浪潮》和《未来的冲击》为代表作品。
基于以上所论，“历史的终结”和“即将来临的文化冲突”所以获得如此大的共鸣，主要原因是他们适逢其时，对九十年代世界的变动提出宏观历史式的解释。不论福山先生和亨廷顿教授的解释是否具有深度，他们或多或少对九十年代世界的三大变动作出分析。这三大变动是：(一)苏联东欧政权的崩溃；(二)世界各地不断出现的宗教、种族、血缘的纷争；(三)“后现代”学术思潮对客观真理存在的怀疑。
在这一篇文章里，我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二十世纪西方几种宏观理论作一些比较。我的看法是，从今日世界种种变动中显示，中国的儒家文化将会取代西方物质科技文化，成为未来的世界文化。我的看法，在七十年以前已由梁漱溟先生首先提出来。梁漱溟七十年前的预言，今日证明是确实不虚的金玉良言。
梁漱溟以为，天地万物都是大意欲的具体表现。大意欲的具体表现营造一股无形的力量，不断推动人类进步向前。全部生命是这种盲目力量的一种表现。正是这种意志——大意欲的个别具体化——和实现这种具体化时所遇到的障碍之间的争斗成了生命历程。精神，或未实现的意欲，在需要和反应的不断相互作用中造成了对环境的需求并克服了环境中的障碍。这种文化即是生活的方式，人们用它来解决意欲的需要和环境带来的障碍之间的矛盾。文化的不同可以归结为“意欲方向”的不同或是意欲据以处理环境中障碍的方式的不同。
梁漱溟先生提出了三种理想的文化类型——表现意欲三种不同的方向，亦即对于面对环境问题的三种不同反应方式(或者环境与大欲抵触时反应的不同类型)。人类对环境的这种反应彼此之间必须要有某种程度上的固定顺序。第一种类型是以西方为代表的，它是意欲规则或标准的方向。它反映了将人视为动物性生存取向，即对食物、住所、生殖等的需要。为了达到此类欲求，克服环境并满足这些基本的欲求。西方文化的所有特征和成果，如科学、民主、征服自然的力量等，都是沿着意欲的这一方向发展起来的。
意欲的第二种基本方向是趋向于自我与环境的谐调，也就是意欲本生的要求和环境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种文化类型涉及的问题是：追求感情上满足的生活并获得极大的内在惬意感和生活的快乐。这种类型以中国为代表。第三种类型以印度为代表，意欲回复到其自我的否定。在第三种文化的最后阶段，人类意识到世界不过是一种幻觉，因此要寻找绝对的觉悟。譬如说，在解决意欲要求蔽体的需要和所处环境中遇到了破旧不能蔽风雨的房屋所造成的障碍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典型的西方人的办法就是彻底拆毁房屋重新造一座新的，中国人就是把房屋修缮好，印度人就试图取消住房的要求。
每一种方向都应在人类进化的相应阶段上胜过其它方向。在人类生存的原始阶段，人们用简单的方式解决基本需要，他们企图通过改变环境以满足人类有机体的大部分基本欲求。当人们满足了他们的基本需要以后，开始意识到获得情感丰富、令人满意的生活这个问题，就在真正享受已经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去发现生活本身的乐趣。当获得了内心的满足和外部的财富之后，他们面临着要意识到生命的真正永恒的问题：意欲突破尘世的暂时性和死亡的必然性。在第三阶段，人类从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错觉中解脱出来，向往最终获得涅盘的绝对快乐。
为了解释人类今日发展阶段上中国和印度文化的确实存在，梁漱溟先生回顾了中国和印度文化之早期圣贤。这点与西方的同行们只看到了人类面临的直接问题不同，印度和中国的哲人不可思议地在那些问题出现之前就预见到了问题的第二、第三阶段，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使他们的文化在第一阶段还没有完结以前就定向在第二、第三阶段。
表面上，梁漱溟的进化史观，似乎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南辕北辙。首先叔本华反对启蒙时期的进化论，而且他不相信人类有至善完美的可能。但我们不要忘记，梁漱溟进化史观的背后，蕴藏着一套与叔本华悲观哲学相似的佛学宇宙观。梁漱溟的佛学宇宙观是把世界看成为罪孽深重、人欲横流的场所。人类生存在世上，目的是在劫难中明心见性，觉悟佛法真谛。“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除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换言之，梁漱溟心目中的人类进化，并不是启蒙时期的科学进化和理性进化，而是人类的自我觉醒，在重重考验中一步步醒悟此生的虚假。
所以，梁一方面承认目前的世界文化基本上是西方文化，但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文化是其下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异化的西方文化显然已经解决了第一阶段上的问题，所以“质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文化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解决了第一阶段上的问题，而生存、基本需求、物质欲望这些将在第二阶段上遇到的问题只是凭中国文化才可以解决。西方将必然地也是自然地通过人类环境无情的进化过程把自身中国化。西方不是在“选择”改变文化的方向，更确切地说应是由于它目前文化所产生的问题强迫它不得不如此。
当时梁先生劝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中采取“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态度。他提倡自由主义民主与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梁漱溟的宇宙观是一套佛学宇宙观，这并不表示梁漱溟完全没有引进西方的思想。如前所述，梁漱溟的历史观是一套进化史观。如同十九世纪西方思想家一样，梁漱溟把历史看成为一个人类不断进步向前的过程。梁漱溟的进化史观，并不是中国固有的观念，而是一九○○年后，中国学者从西方引进达尔文和斯宾塞学说后所建立的对历史、宇宙的新看法。梁漱溟发挥了这套新看法，建立起自己的历史进化观。依我的观察，今日的世界在经济、交通、大众传播呈现整体化的表象之下，又深含着社会文化分崩离析的危机。
如果说，西方文明的技术成就并没有在第三世界实现所预期的那幅物质昌盛的现代化蓝图，“西化”对其固有社会规范、道德伦理的侵蚀则一目了然。纵观今日第三世界城市，多数沦为贫困的罪恶的渊薮。 作为社会稳定机制的家庭、宗教(或许个别伊斯兰教派社会不在此例)纷纷瓦解。人们对生活的意义愈感迷惘，昔日的认同感一去不返。
其实，这也是西方社会的写照。在西方社会里，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觉得生活不幸福。五花八门的古怪教派和“反文化”放纵享乐主义都出现了。社会愈来愈不能供应人们生活的意义与认同感。各种宗教在现世主义冲击之下，越来越没有势力，越来越无能。一方面，世界各社会在经济上、金融上、文化上连在语言上都越来越整体化、统一化，另一方面，社会的道德标准、价值判断标准愈来愈相对化。同一个西方文化，一边产生出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和人权观念(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一边产生出极端的放纵的个人主义趋势，也产生了多元性的道德相对化，它们早晚会破坏一切社会的结构。换言之，在福山所说的(也是德日进所预测的)世界文化更加整体化的同时，也更加倾向于瓦解。
回头看看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社会(如日本、台湾、南韩、香港、新加坡等，还有世界各地的华人)，我们会发现虽然这些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经济成长等过程的速度比西方相应各阶段的发展高好几倍，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过程也更为迅速，可是并没有出现像西方所面临的种种现象。假使东亚接受梁先生吸收科学和民主的建议，它将会维持并且增强儒家文化的传承。从心理结构的文化与中国文化组型的基础看，由西方民主的理想所充实与滋养所产生的新儒家社会，能够维持相对的、和谐的并构成真正的道德意识之共同体。
总之，西方化的社会和西方现代的种种问题，也许可能驱使他们发展像儒家主义所形成的儒家社会。这种儒家社会，不但不会伤害到个人，而且也不会阻碍社会的现代化和经济的成长。综观以上所讨论到的各种宏观历史学说，梁漱溟先生所提到的，也许是最能预测到二十一世纪如何展开的宏观历史学说。
写于芝加哥大学
(原作以中文写成)
Guy Alitto(艾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