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一下会议的议题:人们解释说“脱近代”就是post-modern,而我们这里是译作“后现代”的。汉字本身是有自己的信息能量的,近代与现代这两个词由于中文与韩文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可以互换,脱与后却各有自己的侧重点。这一点并非仅仅是我这个完全不懂韩文的人的望文生义(其实汉字的一大功能就是可以或者常常引起望文生义,我们的许多文化学术问题乃至意识形态问题都与这个望文生义有关),一进入讨论,就看出“脱”与“后”的区别来了。
会议一开始,汉白基金会理事长李彰雨与韩国三星集团社长朴熊绪就强调这次会议是最早由韩国方面发起的,盖因世界已经进入了脱近代时期,近代的工业文明日益暴露出了自己的问题,诸如环境破坏、道德沦丧等等,脱近代以后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洋文明将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亚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亚洲将成为新时代的中心,韩、中、日三国非政府机构应该探讨三国与世界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然后是韩国前文化体育部长、现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李豫宁的基调讲话。李教授侃侃而谈。他说是只有两条线构成不了一个图形,三条线是必要的。两极体制的方程式是一种线性思维,就如地球受到太阳的引力,两个星球的关系是简单的,加上一个火星,便出现了不定因素。哥白尼的地动论也是线性思维,电脑则是线性思维的极致。过去东洋有中国的大陆文明与日本的海洋文明,大陆文明是华,而海洋文明是夷。华夷之辨这也是线性思维,后来加上了韩国的半岛文明,就有了非线性的图形了。李教授从韩国的琴的构造来说明韩国思维方式的特点——不是强调平衡而是突出不平衡。韩国的琴左右是由不同的材料不同的音质构成的,这也就是说韩国文明既是大陆的又是海洋的。在未来的脱近代时代,东洋文明有重任焉,韩国文明有重任焉。
接着王蒙讲话,也算是一个基调发言。我主要是讲了中国近百年来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与经验教训。我说它们主要是:一、企图以文化一揽子地救国是不现实的,急切地要求文化救国的结果只能是造成知识分子的频频失望与文化运动的急功近利乃至文化上的失语。二、文化的思潮的多元状态不一定是造成文化冲突乃至社会冲突的必然原因,人类文化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常常是在多元竞争与多元互补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三、离开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就失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根基与土地,也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激进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不可取的。四、应该珍视中国革命与新中国建设的宝贵成果,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当今面临的一切文化难题——我不赞成动不动在中国搞文化爆破,不论爆破以什么样的旗号进行。五、人类的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普遍性,因此不能拒绝汲取一切外国的有益的文化成果与价值准则。亚洲的蓬勃发展是东方文明的成果也是世界文明的成果。
读者当可以看到我实际上回避了东洋文明可以成为后现代时期的世界文明中心的预测。看来这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单单是在中国引人注目。坚持东方(他们说是东洋)将成为下一世纪的世界中心的以韩国朋友最积极最热烈。相形之下,中国与日本的与会者要慎重一些。
基调发言之后是一个特别对谈:日本的电通总研(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集团)领导人、前通产省次长福川伸次首先从精神荒漠、家庭解体、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几方面批评了现代文明,同时从文化与经济、知识与艺术、地球与人类的和谐方面寄希望于东洋文明。中国的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宾强调了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大有希望,通过经济的交流加强各国的合作关系并从而避免战争是可能的。然后是韩国数学文化研究所所长金容云教授讲话,他认为现代文明的发展使以亚当斯密与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乐观主义感到失落了。(这立即使我想起了国内学者所说的“认同危机”。)建设一个尊重人权的福利社会已经成为普遍的愿望。这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彼此平等,形成一种多元混沌 的新局面。至于与世界的关系,大致应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
福川继续申明,世界文化中心正在转移到亚洲。亚洲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枢纽,世界正在成为紊乱状态,多极化也可能成为混乱的因素。
马宾表示希望亚洲有大的发展。
金容云说,七十年前,大概不会有人相信要靠中国文化挽救世界。他说东洋文明的特色是重视人际关系与重视现实生活,不重视形而上的问题。三国又有不同。中国人重义,韩国人重忠义,日本人重忠。他希望东洋文明通过创新而成为活泼的“利动”(疑为能动或有利于行动有利于变革之意)性的力量。他对于东方文明并非无条件鼓吹,这是可以体会到的。这时主持讨论的韩国孔星镇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中心词汇将是什么?你们对于未来的展望是什么?
金说是形成国民国家,追求文化与生活的质量,注重天地人三者的和谐。马说是公平、合理、合作,互相尊重。
福川讲得比较系统,他说是:一、形成新的世界化与地区化——相互信赖的多极化。二、建立新的人文主义,采取对于不同文化的宽容态度。(人们印象中,人文主义总是与宽容联系在一起而不会是与拒绝宽容联系在一起的。王注)三、建立新的产业主义,即与自然、环境、知识产权、人类智慧更加协调的产业主义。(可不可以说他主张的是-种富有“人文精神”的产业主义呢?这么说人文并不是只能来自人文。王注)
这天下午进行三国学者对有关东洋文明问题所作调查的结果报告。韩国郑荣国教授报告说韩国被调查者认为东洋文明的特点是:使用汉字。农业文明。尊敬祖先。儒教价值观。注重自然与人、理性与感性的和谐。消极方面则有:主张顺应与被动、折衷、差不多精神,相信因果报应等。郑教授强调指出这次讨论是韩方发起的,该国学者对于东洋文明在未来世纪的作用充满信心。同时他承认韩国也有人怀疑东洋文明的现实性,例如信息论时代就难以发展混沌的思考方式。也有人提出来应该创造新的东洋文明。
中国社科院的何培忠教授说明了在中国东洋一词只限于特指日本,因此他无法进行对于东洋文明的调查。他调查的是东方文明。这里对于东方文明、亚洲文明的概念,对于中、日、韩三国文化传统的异同歧义颇大。中国的受调查者认为东方文明的特点是重视人际、天人合一、重视家庭与群体,推崇忠、恕、孝道,有利于增强团结与凝聚力,实现平衡与和谐。但东方文化常常情大于理,权大于法,守大于变,是其弱点。
何教授报告说中国学者认为未来社会中,儒学可以在社会与家庭的稳定方面、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生态环境方面、老人问题青少年问题方面、以及养生保健与生活方式方面起一些积极的作用。同时,何先生报告说中国学者认为东方文明不能取代西洋文明,后现代将是一个东西方文明互融的时代。不能搞东风压倒西风或相反。只有在同西方文明的比较、鉴别、吸收互融之中,才能更好地弘扬东方传统文化。
日本的山本久美子谈到了汉字、群体观念、敬老与资格观念等。
参与评论的韩国都珍淳教授提出东洋是不能包括印度与阿拉伯国家的,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的东方文化歧义说不难解决。
日本的加藤直纪指出日、中、韩三国文化传统是大同而小异的。
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任聂北茵强调不能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待文化问题。
郑荣国强调,即使日本人于明治维新时提出了“脱亚入欧”(这里也有一个脱!王注。)但实际上同时又提出了“洋才和魂”的口号。当时的日本维新学者提出“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这就是孔子的有教无类的主张。郑教授要求振兴传统文化。
聂北茵则说我们的目的是实现东方的现代化。(一个要超脱超越,一个还没有实现所以要先实现,这是有趣的,也是许多问题混乱之所在王注)
下一轮讨论中韩国精神文化研究所的韩亨祚教授称赞东洋文明中的恕与中庸思想,称赞阴阳五行的观念符合生态学原则,称道中医中药的整体观念。中国的张世林教授的论文是别人代读的,中心是称道天人合一的命题,希望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这一光辉命题为全人类的幸福和发展作出贡献。
韩国郑在科教授则质疑说天人合一是农业文明的中性文化思考的普遍观念,印度、阿拉伯国家都有类似的表述,并非中国独有。中国青年学者常绍民指出在中国天人合一的提出另有所本而与生态问题无涉,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授濑地山角提出不要追求某种文化的普遍性,不要固执东方文化的观点。
这次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名韩国旁听者要求发言,他激烈地抨击天人合一“五千年没有发挥作用”,佛教的轮回说是荒谬的等等。他对于强调东洋文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事后金容云教授告诉我那是一个基督教徒,神经病。我说他恐怕也代表了一种观点,金教授连连摇头。
第二天一早我因去汉城三联书店参观没有能听到日方的滨下武志的基调讲演。据说他讲了海洋与文明的关系及三国周围海洋的特点。后来听到一些讨论,日本的园田茂人提出应该分析日、中、韩三国的文化的不同。例如日本有所谓神道,而韩国人特别重视风水。(恰好我国出版的本年第五期《东方》杂志有一段严厉批判日本神道的文字,请读者参考。王注)日本对于家庭的观念也不像韩国与中国那样强,日本公司强调不得把家事带到公司里来,工作时间也绝不可以接家属的电话。这就影响到三国的发展模式,中、韩多有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小企业,而日本多发展大企业。日本的上条典夫则提出明天将会如何的问题,他说明天会更好吗,这还是一个问题,日本远没有中国与韩国那样乐观。韩国姜昌一批评了儒家是东洋文明的核心的主张,认为那是一种中国中心主义。一些论者还提出朱熹的思想已经包容了大量的佛家思想,日本现在应该脱欧归亚,东洋文明的最有价值的思想是相生或共生思想等等。
中国科协魏志远教授指出:东西方文明是世界文化库中的两大基因,同样伟大,缺一不可。在未来的时代里,东西方文化仍将在不同的方面互为主导……交流会更加快捷和默契……各种不同的文化会填平沟壑,趋于一途。这虽然仅还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但人类文化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是勿庸置疑的。
会议结束前我国的秦麟征教授发言肯定了会议的成绩,并分析了关于文化文明等范畴的含义。
由于我不通韩语日语,只是凭难以说是流畅规范的同声翻译给我的印象记下了这些内容,难免有张冠李戴、韩(日)书中说的错误,更难免挂一漏万的遗憾。但是大家在说一些什么我还是掌握个差不多的。看来最有趣的是:一个强调脱,强调的是批判与超越,一个强调后,强调的是发展与消解。这是一。看到工业文明的某些困境,以为得到了东方文明占先的大好机会,从而振奋起来。但人们的看法不一,底气还不算太足。这是二。不管是有意接轨还是无意相通,反正中国学人特别是年轻学子们的热门话题与国际上的这些说说道道紧密相关。批判工业文化、现代化,批判西方中心,向往自然、土地、农业文明、中医气功周易天人合一,都不是无风自起的浪,都是树思动而风正起,这是三。日本与韩国都有大企业老板与企业精英人员参加讨论,大企业在这一活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中国来的都是知识分子。不知这是否说明日本的企业家正在弘扬至少是重视“人文精神”,电通公司就附设了一个人文研究学院嘛。而中国的某些人文学者则多是厌恶(至少是本国的)企业与经济活动的。这是四。中国的发展程度与人家(不仅与西洋而且与日、韩)相比大大不同,议论容易接轨而发展并未赶上,这样我们的议论就更具有超前特色,倒也有助于不要盲目地一味追求现代化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这是五。
当然,我们面对的是更加中国的问题,例如还有几千万人没有吃饱肚子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最需要的是脱贫脱盲——怕这里的脱字也是汉字的出口转内销。和脱近代的用法一样。如果说什么国情,这就是首要的国情了。
最后再加一点花絮。会议第一天结束时表演了韩国打击乐。一个大鼓,一个长鼓,两面锣,可以说是坐着使劲坐着跳舞,气势排山倒海,振人心魄,令你感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人的勃勃雄心。经济与文化并不一定同步,是的,但更不会是相悖反,多一点综合国力多一点本钱,还是比少一点好。
再一个是韩国三联书店的朋友带我去看王宫和正在拆毁的前日本总督府,总督府是用花岗岩修的好房子。我说留下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行吗?三联的朋友(都是教授)说绝对不行,因为从高处看很明显,这座建筑修建在汉城的气脉中心上了。另外一次在极高级的晚宴上,一位韩国教授与我探讨多妻制的可能性——因为,他说东方的传统是没有儿子就应该娶二房。至于他自己,“不幸”——他玩笑说,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了。传统文化确实是够热闹的。
临别时候在金浦国际机场第二终端免税商店,看到那些韩国售货员态度与服务质量之差令人惊讶。她们的对顾客视而不见,面部无表情,答问不耐烦,比之中国首都国际机场或上海虹桥机场都是更差而不是更好,更无法与西洋与日本的商业服务相比。我亲眼看见一位小姐收了一位中国顾客的通用的Master信用卡后良久,又退回来用极差的英语说是对不起他们必须收现金。这个商店本来是收那种信用卡的,否则她就不应该把人家的卡拿走那么长的时间。不知道就是这种服务水平呢还是专门以这种态度对待中国旅客。两者一样地糟。看来在成为世界中心以前,我们自身还有许多需要奋起直追改进之处。在成为世界中心之前,我们还有长长的路要走。
欲读书结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