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是美国有大文豪美誉的埃德蒙·威尔逊(EdmundWi1son,一八九五——一九七二)诞辰一百周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他的传记。这一本并不是授权写作的书。授权写作三卷本传记的是刘易士·达勃奈,但是他的写作已经拖延了十多年,至今未见出版,而一位执笔不辍的传记作家杰弗雷·梅益斯却趁威尔逊生辰百周年时,对于这位美国文学巨人贡献了一本全面的传记。出版商在本书首发式上宣称传记作家是位加里福尼亚大学教育出来的文学批评家,已经写了四百篇文论和出版了三十七部书了,这次用每星期七天的时间化了一年时光,写成并出版了这本传记,真够快的了!
书评家詹姆斯·阿特拉斯说,传记的作家是位快手,用不了多久的间隔便写出这本多达五百多页的新巨著;但是这本书却并不能增加他的声誉。因为他写的传记质量并不平衡,说浅一些,也不能不提到他行文布局的杂乱无章,仓促草率。杰弗雷·梅益斯有时脾气不好,似乎他本人也对于他迅速的步伐感到困惑。据说他最近出版的《菲兹杰拉德传》用了大量篇幅,讨论菲兹杰拉德阳物的大小尺寸问题,传为文坛笑柄。对梅益斯说来传记等于马拉松赛跑,是流汗的苦工,其目的就在于增加全国书籍的总生产额。爱德蒙·威尔逊是美国文人中的巨匠,他完全应该有本重要的传记,可是真正要写这样一本传记,未经授权就要遇到无数困难,因为所用的材料只能是读者早已熟知的。威尔逊自己的书架上大都是他关于一己的书,如那些又大又厚的日记,有几本差不多近乎千数的页码,回忆录《上城》以及若干卷书信集,剩下可以使这本传记作者使用的材料也就不多了。威尔逊似乎已经自己写好了传记。
梅益斯这本《威尔逊传》却写得十分迷人,充满生气,分量匀称,对于传主的生活和作品有深远的见识。轻快的叙述把这些都包容起来了:在新泽西州红岸中产阶级子弟的孤独童年生活,普林斯顿大学与菲兹杰拉德的交好,在格林威治村的狂饮和二十年代就业于《繁华世界》编辑部,四个妻子,其中有出名难以相处的玛丽·麦卡锡,与作家纳巴科夫的名传遐迩的交恶,在现代语言协会中作为一个语言乏味的人,在《纽约客》杂志上找到了写批评为他在文学领地里的作战基地,如此等等。梅益斯聪明地把他的材料按题材及时间分类,如“精神崩溃,一九二七——二九”,“马克思主义及俄罗斯,一九三二——三九”,“情妇们,一九三六——三七”。结果使这本传记读来有味。威尔逊的最大特色便是要设计一种使文学更能使普通读者所能接受及理解的格局;他对于学院派的风格占领文章阵地深为不满。
梅益斯设法做到了威尔逊自己所不能做到的一切,那就是对于他生活中的感受有所“顿悟”,因为在威尔逊所有持续不懈及冷静的自我审视中,他无意于作这一尝试是颇为出名的。梅益斯的工作极大部分根据已发表过的材料,他把威尔逊的一生归结为由于他是两个互不相爱者的独生子。他的父亲是个冷淡而又意志消沉的人,而他的母亲终其生都抱怨威尔逊的大脑袋擦破了她阴道的肌肤组织。梅益斯把威尔逊一无欢乐的童年加以理论化,用威尔逊自己的话来说是天才与疾病,力量与断肢不全,也可能是两者牵连在一起而无法摆脱。
我们对于威尔逊的形象认为是一位崇高的老人——即使他在青年时也像个老头子——掩盖了他一生的痛苦与奋斗。他在文学方面的作为之得到认可,为期已十分迟晚。威尔逊经过了多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活,一直到《阿克塞尔的城堡》(一九三一)出版(这是本介绍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论文),他的文艺批评家的名分,才得到确立,其时他已经三十八岁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我想起了黛茜》得到的是毁誉参半,使他精神崩溃有二年之久。作品的收入也很微薄,预支给《到芬兰车站》(一九四○)的稿费只有一千七百元,使他在写作此书时,每年缺少三百元的收入。尔后,他在《纽约客》(一九四四——一九四八)得到了一个正规的工作,那时他不禁长叹一声,因为他已是四十岁的中年人了。自始至终,威尔逊的收入极不稳定,以致在六十年代,他不得不与美国财政部国内收入署整日打交道,经过的情形他曾在《冷战与所得税》(一九六三)一书中详为叙述。
威尔逊结婚四次,最后一次是同漂亮的世界主义者艾琳娜·桑顿。这是唯一的一次美好婚姻,即使如此,也不能阻止他在七十五岁时,和一位名叫佩内露普·瑛丽特的女影评家发生放纵行为,他还与他牙医的妻子有炽热的关系。一提到性生活,威尔逊确是一具巨大而有力的机器。女人们赞叹于他“雄牛似的精力”。这种随时发生的性行为,使梅益斯称威尔逊为“淫棍”。威尔逊是个女人纤足的崇拜者,间有暴虐狂,受虐狂,以及其他的怪癖。他又是贪婪而纵欲的人,他写了一部小说《回忆海凯特县》(一九四六),批评家称之为色情小说,其中大力攻击“昆虫样单调的”性生活。他一生的性奇遇有个深为打动人的原因:他同女人的纠缠不清是由于他害怕“不为人所爱”,这种想法他幼年时即已形成,这话是他告诉玛丽·麦卡锡的。
但是人们很难喜欢威尔逊,正如他的一个妻子所说他是个患冷淡症的病人,甚至崇敬他的传记作家梅益斯也说他“缺少热情”。他凶暴地对待他的妻子们,对子女也不钟爱,冷淡得令人诧异。他在文学争论中毫不退让,如他攻击纳巴科夫《尤金·奥尼金》的论文,这次争论最后导致他们的绝交。
这本传记之成为有力,完全有赖于作者梅益斯有权威性的声音:他并不是个任意使用档案材料的人,把材料充塞了整本书而不加以阐释,他是卫护威尔逊的人,因为他喜欢传主所写的作品。梅益斯赞赏威尔逊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力量——他敏锐的眼光,他在文论中归纳复杂的文学倾向的能力,他文学的生动活泼。但是梅益斯也不隐瞒传主的弱点——对历史的缺乏远见使威尔逊在《在芬兰车站上》神化了苏联革命的创建人,那时斯大林正在巩固他的政治力量;他对于诗歌的听觉不灵;他小说中的笨拙描写;他编辑工作中的缺少秩序与恋情。梅益斯也注意到威尔逊故意拔高那些平庸作家的趋势;他用写评介的方法来勾引女作家安娜伊斯·宁;他对于友人们的过分热心显示他宽容大度的错误,如此等等。
威尔逊的晚年是个忧郁的故事。梅益斯指出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威尔逊就认为自己置身于一群维多利亚王朝时期的半已陈腐的幸存者之中;他晚年的作品差不多已成为拙劣的饶舌;他在六、七十年代的日记里只是酗酒与消沉的凄凉的反复循环,而且性能力越来越减弱。梅益斯对老年威尔逊的形象有所描写,他称威尔逊为“黑暗的亵渎者”,整天坐在恭桶上读那些过去有关他所写书籍的评论文章,以提高自己的信心。他说如果我们要保持文学文化,我们必须要珍视及恢复威尔逊过去所立下的示范作品的本质;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得到恢复,文化只能转化。在梅益斯的总结中,说威尔逊是最优秀、最后一个有学问的民主主义的批评家,他对文学显示了最真诚的爱好。埃德蒙·威尔逊的价值是属于历史的。
另一本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一九○四——一九九一)的传记,书名原应译为《格林传:内心的对立面》,嫌其噜苏,简单译为《格林传》,作者是迈克尔·薛尔丹。这本传记同时在英美两国出版,所奇者是两个版本并不完全相同。其一英国版本称,使人不愉快的真情是传主格林是仇视我们(指英国人)的;而在美国版本上则这句话变为作家当我们是批易于受骗的被害者。显然后者已经把声调放低了下来。其二,英国版一开始就攻击格林不光明磊落,美国版这句话不见了,而成为书后的作家注了,文字大为温和,说作家在开始写作这一传记时,他立意要写出一本有利于传主的内容。也许真的是这样想,但是读者在字里行间却可以体味到一种不坦率的笔调。这种冠冕堂皇摆出样子的手段,细心的读者都能识得,这部传记还是存在一种有意为之的恶毒预谋。要杀害一具死尸是困难的,但是薛尔丹却干得天衣无缝。
美国的书评家玛丁·史丹纳德禁不住要问薛尔丹的恶意究竟所为何来。薛尔丹曾经写过乔治·奥威尔的传记,他以奥威尔道德丧失为辞,认为这是被宠坏了的儿童在游戏室里任性奔跑之后的阵阵哀鸣。格林的大部分友人不会责怪薛尔丹,因为授权写三卷本传记的诺曼·雪里第二卷尚在撰写之中。想到写一本全传的生意眼,薛尔丹明知格林逝世后的执行人不会注意到他,他也就不怕有一日会有律师来找到他门上了。
他得不到允许直接引用正式的材料,如格林对立面的认证,充满怨恨的格林妻子的申诉,薛尔丹同那些他认为说话有所遮掩保留的人的种种纠缠,有关格林在英国秘密情报处的档案材料也早已为人抢先使用的种种困难。一般人以为除了写下来的证词才能构成正规传记的要求,但是这些清规戒律并不能阻止薛尔丹;他反而认为一位得不到授权的传记作者在棋局中得到的趣味就在于发现一切都是不合调的提示,他大可在这里面驰骋一番。
这种提示最显著的是格林在像学童那样玩儿俄罗斯轮盘赌。V.S.普里契特曾经说过如果对格林那一大片小说领地作一深入的研究,可以发现许多至今不为人知的史实。普里契特也说过格林以为留在他体内的子弹头,也许对他无大碍事。如果加以深究,即可发现格林那些经常复印的刻板的奇闻轶事,使他厌倦,宁愿就此洗手不干;或者对于那些完善的回忆,他又有一种好奇的天真。对薛尔丹说来没有一件事是直截了当的。他私意格林抹杀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情,也就是说格林为了要引起效果而说了谎话。这样的事情是很可能的,因为复杂的动机对薛尔丹说来是太凌乱了。有种说法以为这粒子弹是空包弹,薛便信以为真,认为他的叙述是正确的事实。这就是这本书中文字技术的特色——把那些含有暗示的东西加以抹去。最可笑的例子,就在六十年前,格林也许胡说未捉到的杀人犯作成了轰动一时的布赖顿箱尸案。
什么是薛尔丹的主要指责呢?并不多,只有说格林在与女人的关系中显得特别残忍。他是专断独行的,经常恃强欺弱,而且是个歧视异性的人。他不但在战时,而且在平时也给秘密情报处工作,却冒充自己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友人。这些都是严格的是非,需要我们去重行考虑他在小说中的政治和在男女关系中的政治行动。但是传记作者却把他写成一个受尽苦难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奥威尔被写成是个精神正常的忠诚形象,而格林则被揭发是个说谎者,叛徒,剽窃者,种族主义者,是个斤斤计较每个行动的恶魔。有这一方面的证据吗?事实上很少,只能在法庭里低年级大学生的辩论中才能加以利用。
格林身上有一个他情人的香烟头灼伤的疤痕,从此被人视为是个受虐狂患者。薛尔丹和侍者及卧房女佣发现屋子里有男孩进出和污迹斑驳的被单,他就暗示这是格林有鸡奸罪的证据。对每一个变化,他都低估格林的真诚行动,而视作是公开的惊人犯罪表演。他运用小说家自我折磨的实供,作为一种打击另一个小说家的武器。《勾销的病案》中的一切成为他对作者的怀疑,他企图反映格林的自私,虚荣,靠不住,反应冷漠——而这个人在有一时期居然被认为是个大艺术家。这个值得使人敏感的“有一时期”用得很勉强。格林的早期作品被攻击为一个有病毒人的幻想;后期作品则是一堆垃圾,远远不能与《布赖顿硬糖》和《问题的核心》二书相媲美。
不能与薛尔丹讨论关于格林心智中有自相矛盾的特色问题。格林对于人类有些行动的反感,对于恶的理解无所觉察,从而导致对这种恶的诱惑显得过分简单化,使薛尔丹十分吃惊;他要人们谈格林的小说好像读《平静的美国人》那样平静。
薛尔丹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他指出格林是个为憎恨所毁灭的人,同时他却自己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的。如果读者有辨别力,便会丢掉他写的这本书而宁愿去等候希里《格林传》第三卷的出版。正如薛尔丹自己也承认的:传记也就是故事,人们用不着为之想入非非。
西书拾锦
冯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