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都知道,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有两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政论刊物,前者为《努力周报》,后者是《独立评论》。主持它们的,一个是胡适,另一个就是丁文江。刊物的周围,有一批京城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大都是名牌大学的文科教授,惟有丁文江是搞地质学的。按照他的专业和职业,本来应该与政治最远,但在所有人当中,偏偏丁文江用世最切。可以说,如果没有丁文江,就不会有《努力周报》,也不一定有以后的《独立评论》。《努力周报》创办于一九二二年,据胡适讲,最早提倡此事的,正是丁文江。当初,胡适还热衷于文学革命、思想改革和文化建设,丁文江对此颇不以为然,常常对朋友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他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命的准备。
有趣的是,当时丁文江刚刚辞掉政治的饭碗,出任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在此之前,他做了五年的地质调查所所长,这是一个附属于北洋政府的半行政、半科学的机构。从一九一三年出任工商部矿政司一个小科长算起,到一九二一年辞职,他已经在衙门里足足呆了整整八年。后来,在他虚拟的一个外国朋友与中国留学生的对话中,透露出其中的甜酸苦辣。这个留学生(也就是丁自己)本来一直相信,好人应该努力去做官,政治就有办法了。但是,辛辛苦苦干了几年的事业,一个无知无识的官僚只消一道部令,就可以完全推翻。在万般无奈之中,丁文江终于有了一点醒悟,“知道政治一天不清明,一天就没有好人可做的官”,于是只好改行,下海经商去了。
不过,这仅仅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丁文江的内心很不甘心,也十分矛盾。还是在那个虚拟的对话中,当外国朋友(丁文江的另一个自我)听了留学生的诉说,冷冷问道:你出来做买卖,政治就会清明吗?留学生沉默半晌,勉强答道:自己也知道不能放弃政治,所以在经商之余,也拿余力来谈谈政治。外国朋友慷然反驳:政治是实行的,不是资谈助的,政治是要全力干的,不是以余力来消遣的。留学生是中国知识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会最大权力的人,所以我一面祝你买卖成功,一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
通过内心深处两个自我的对话,丁文江似乎更坚定了“干”政治的信念。丁文江这代人,从他们出生的那天起,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亡国灭种的危机、腐败黑暗的政治,刺激着他们不由得不关心时事。在中国历史上, 丁文江、胡适这些留洋归来的,属于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上一代人康有为、梁启超等末代士大夫比较,虽然有了自己独立的职业,也具备了知识人的专业关怀,但对政治的兴趣,依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说他自己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兴趣”,这是书生议政,是圈外人的兴趣。而丁文江的兴趣要更进一层,更接近梁启超。胡适是“谈”政治,丁文江却要“干”政治。在体制里面一时干不了,就在体制外面干,而说服胡适一起办《努力周报》,就成为“干”政治的第一步。
一般认为,胡适是《努力周报》的灵魂,这也许不错,但胡适的灵魂,当时却是丁文江,因为彼时的胡适,深受丁文江的感染,也不满足于“谈”政治,而“干”起政治来了。同样是纸上谈兵,“谈”与“干”是有区别的。“谈”只是谈政见,发时论;而“干”,就要提对策,画蓝图。自由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通常是发乎情而止于礼,批判多于建构,严守“谈”的界限,决不越俎代庖,直接去“干”政治(搞对策性研究、给统治者“支高着儿”,是谋士们的专利,是纵横家“干”的活)。相信“点滴进步”的实验主义信徒胡适,偏偏鬼使神差,让丁文江牵了鼻子走,起草了一份正面的、建构的、完整的可行性方案《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承认,这是自己“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但毕竟交了卷,这不能不归功于丁文江的魔力。
《我们的政治主张》俗称“好政府宣言”,因为其中的要旨是主张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好政府,以此作为各色派别改革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这些诉求,固然不错,大致符合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然而,更要紧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军阀统治下的乱糟糟的地方,究竟如何建立一个“好政府”呢?胡适、丁文江们的药方竟然是如此的简单:好人出来奋斗!在这群自由知识分子看来,民国政治坏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只要好人起来了,而且奋斗了,政治清明就有希望了。
孔老夫子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丁文江、胡适之所以要联合十六个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表宣言,就是为了要给国人、尤其是知识界树立一个“好人”挺身而出的道德表率。也许刚刚从传统士大夫脱胎而来,当年这批“五四”知识精英是颇为自负的,自以为一言九鼎,举足轻重,只要出山振臂一呼,不说扭转乾坤,也足令地球抖三抖。对政论的作用,胡适后来有段名言:“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丧邦,一言也可以兴邦。”丁文江讲得更彻底。他有一篇演讲,题目就叫《少数人的责任》。他以达尔文的生物学观点作为依据,认为自然哺育了一种超人,即少数人,他们主宰了社会进步,“组织政府当然也是少数人的事”。同样强调知识精英的神圣责任,胡适的兴趣主要在体制外面,知识分子替代民意机关,主持正义、舆论干政。而用世之心更切的丁文江,则不满足于“谈”,他更希望“干”,尤其到政府里面,去履行“少数人的责任”。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丁文江是不肯轻易放过的。
所谓的“精英政治”或“好人政治”,无论在地球的东半球还是西半球,都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过,同样是鼓吹“一打好人”,中国与西方的知识分子语境与重心是有差别的。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罗素之流,他们所面对的政治体制,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整体架构是民主制,所以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场,加以修补,比较易于改善。但可怜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所要对付的,是再黑暗不过的强盗政治,体制问题不解决,纵然有“十打好人”,也于事无补。其次,西方人相信人性本是自私的,所谓“精英”、“好人”不一定意味着道德上必定是圣人(如果是自然更好),而是有专业知识,有行政特长,所谓“专家治国”也。但是,丁文江、胡适他们所强调的“好人”,道德气味极浓。胡适认为,“好人”标准有两条,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二是“才具上可以作为”,“进可以有益于国,退可以无愧于人”。胡适总算全面,还讲两点论,道德和能力都讲。而丁文江,比胡适更看重道德。他最欣赏曾国藩的“原才”思想,所谓“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丁文江坚信:“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山,天下风气就要变一变,政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为了替将来的出山作准备,丁文江甚至考虑组织一个“好政府党”,首要任务就是进行个人的道德训练,在道德上,保存“好人”的资格,等等。
毕竟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毕竟是从小背诵四书五经出身,丁文江、胡适纵然啃了多年的洋面包,他们的知识结构仍然是中西掺杂、新旧并存。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五四知识分子的“集体潜意识”中,始终飘飘荡荡、若隐若现地游走着一个传统的幽魂,这就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圣王精神。按照张灏的说法,这一精神的实质在于认定“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的领导,而政治领导的准绳是道德精神。因为道德精神是可以充分体现在个人人格里,把政治领导交在这样一个‘完人’手里,便是人类社会‘治平’的关键。”显然,从个人道德训练入手“干”政治的丁文江,他的思维脉向是不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这类传统路数的。
“好人政治”成为圣王精神在现代中国的翻版,这真是对所谓“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为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的绝妙讽刺!丁文江、胡适这些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自由知识分子,竟然会不自觉地被传统的“圣王精神”摆布,真的以为只要将“好人”推上台,就能建立起“好政府”。这并非政治的幼稚所致,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乌托邦情结在作怪。千万不要以为,乌托邦情结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只是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专利,有的时候,自由知识分子也会犯乌托邦的毛病,而且,病得也不轻。二十年代的“好政府主义”运动就是一场大发作,后来,三十年代鼓吹“新式独裁”又是一次旧病复发。并非偶然地,这两次乌托邦大发作,都与丁文江本人大大有关。
如果真的要论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运动的发生学史,也许一九二○年八月一日发表在《晨报》上的《争自由宣言》更值得注意。宣言的内容无甚高论,只是要求北洋政府废止限制个人自由的种种条例,切实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四大自由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署名人是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等七位著名知识分子,其中没有丁文江的名字。个中原因自然如今无从考证,从丁文江的终极关怀来看,恐怕并非偶然。《争自由宣言》虽然不及后来的“好政府主义宣言”影响巨大,却更接近自由主义的真谛:一个连个人的基本自由都无法保障的社会,那里还谈得上“好政府”!这两份宣言的不同遭际,似乎暗示了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命运奇诡:争个人自由,应者寥寥;谈政治改造,却反响热烈。
“好政府宣言”一出台,立即在知识界和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赞成反对者莫衷一是。观念上的争论最后总是取决于现实的裁决。这裁决来得之快,令人始料不及。当年九月,在宣言中署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三人,受命组织内阁,分别出任内阁总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人称“好人内阁”。丁文江、胡适等人大喜过望,以教练自任,频频在场外指导王、罗、汤三人如何在政坛踢球。不料事与愿违,“好人内阁”并无实权,一切均须看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脸色行事。最后只存在了两个月零六天,便偃旗息鼓。“好人政治”以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破产。
有一段话不得不记。下场之后的汤尔和懊丧地抱怨场外指导胡适、丁文江们:“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对于这场失败,丁文江与胡适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一年以后,《努力周报》宣告停刊,胡适写了《一年半的回顾》,对“好人政治”作了全面检讨,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以止了壁了”。他调转路向,重新操起“思想革新”的旧业。胡适是明智的,“好政府主义”的失败给了他十足的教训,即使以后再谈政治,也不再寄希望于所谓“好人”,而是直接从制度层面——人权和宪政上努力。而丁文江呢,似乎还是那样地执迷不悟,那样一如既往地相信“少数人的责任”。“好人内阁”的失败,仅仅使他对北京政府失望而已。他转而将希望投向地方军阀,盼望有“好”军阀出现。他相信,只要在“好”军阀身边安排几个学者精英,就能使一介武夫的智力得以“开化”,“好政府”便梦想成真了。
丁文江是不甘寂寞的,他“干”政治的努力,永远不缺乏“百折不回的决心”和“拔山蹈海的勇气”。果然,到一九二六年,丁文江觅得了出山的良机,他辞去了总经理的职位,上岸从政,在军阀孙传芳的手下,就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相当于如今的上海市市长)。平心而论,丁文江不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政客,他只是一个颇为能干的官僚。对于这一点,傅斯年有很精到的判断。他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Bureaucrat(官僚),而绝不是一个Politician(政治家)。的确,在他那一群知识分子之中,丁文江的行政才能是出类拔萃的,无论是创办地质研究所、管理北票煤矿,还是执掌淞沪的行政,或者后来当学官,当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都能将行政事务管理得井井有序,而且成绩斐然,众所公认。然而,这个英国归来的工科留学生,却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政治识见。正如傅斯年所犀利指出的那样,政治对于丁文江,大体与行政无异。丁文江聪明一世,也糊涂终生,他无法区分政治与行政的不同,始终将政治的问题看作是一个行政的问题。政治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行政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丁文江,更像一个工具理性的操作者,他关心的只是操作,是如何在既定的目标下实现最高的效率,至于目标的价值合理与否,并非他的关切所在。胡适还有自己执着的自由主义政治信念,而丁文江的政治理念一再在民主与独裁之间摇摆不定,恐怕与那种实用主义的行政思维不无关系。
作为一个科学家,丁文江又是一个科学主义的信徒,他从来不具形而上的眼光,对纯哲学的问题一向讨厌。比较起来,在五四知识分子当中,既有形而上的关怀,又有政治兴趣的,是张君劢,但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丁文江却嘲笑张君劢是“玄学鬼”。丁文江坚信科学是万能的,既然科学能够解决“信仰”这类形而上的东西,就不用说对付“政治”这种形而下的问题了。在丁文江那里,政治问题被简单地化约为一个纯粹的“科学方法”问题,即行政效率。似乎只要方法找到了,政治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反复呼吁的“干”,无异是一种实验主义的行动哲学。政治上的实验主义或点滴改良,在一个现代民主的架构中或许行得通,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政治规则可言的乱世里岂非梦呓!丁文江曾经多次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可惜的是他投胎错了国度。傅斯年说他徒有处置行政的天才,却没有“拨乱反正”的能力,可谓一语中的。丁文江后来自己就悲哀地承认:“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
在孙传芳部下的经历,成为丁文江一生的污点,使他的名声大损。不过,这场政治的失足,似乎并没有给丁文江带来什么精神上的反思。他还是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政治怀有一厢情愿的热情。“干”政治的机会不再有了,但纸上谈兵的兴味依旧盎然。一九三二年,丁文江、胡适在一批朋友的怂恿下,又创办了《独立评论》。在三年之中,丁文江给杂志写了六十四篇文章,自称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他既谈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也研究日本的内政、外交。但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积极鼓吹“新式的独裁”了。
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竟然公开放弃民主政治,转而为政治独裁张目,表面看来甚为突兀,实际并不违背丁文江自身的思想逻辑。丁文江不同于胡适,并非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观念中的传统成分要比胡适多得多,中国古老的“圣王精神”再加上西方现代的“精英政治”论,成为丁文江基本的政治理念。自由主义的精神灵魂是个人自由,但在丁文江的话语谱系中,始终缺席的就是“个人自由”。与丁文江相知最深的胡适,曾经从丁文江的宗教观中分析他的政治转变。丁文江的宗教观即他的人生哲学,是所谓“为全体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显然,在他的价值观中,比较起“全体万世”,“个体一时”只有牺牲的价值了。而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来,“全体万世”的价值是虚幻的,很容易被少数统治者利用,而“个体一时”的价值倒是最真实的,是不可被剥夺的。然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丁文江,却坚信群体的、历史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要高于个人的、一时的价值。如果说他以前也认同民主政治的话,那种认同是缺乏“个人自由”之本体的。何况他又是一个精英政治的崇拜者,从来相信政治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对平民政治尤其是西方的代议制一直“没有兴趣”。到三十年代,一旦中国的情势紧张,又出国走了一圈,受到斯大林的苏联、希特勒的德国和罗斯福的新政的影响,丁文江就毫不犹豫地鼓吹“新式的独裁”了!
比较起二十年代的“好政府”,这个“新式的独裁”在内容上无疑大大退步,但其中的“圣王精神”倒是更加突出,他不仅将宝继续押在“少数人”身上,而且更进一步,索性直接压在“独裁的首领”身上。丁文江的确是很真诚地相信这个,相信这张药方真的能够救世。正如胡适所说,丁文江“诚心的相信他所谓的‘新式的独裁’是同他生平的宗教信仰和科学训练都不相违背的,是可以领导全国走向‘建设新中国’的路上去的。”可惜的是,历史往往不以动机论功过,有时候,一个真诚的爱国者给国家带来的误导和损害,往往要比那些“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要大,而且大得多。
当我读完关于丁文江的两册传记,不由再一次久久凝视那张被岁月侵蚀而显得斑驳迷离的传主遗像。我对他的感觉是异常复杂的。丁文江无疑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是五四一代的佼佼者。他是现代中国地质学之父,有如此出色的专业知识,又有非凡的行政能力。在同辈人之中,科学研究、行政事务和下海经商,样样拿得起来的,似乎仅此一人。丁文江的公德、私德也众所称赞,不愧为他所一生自勉的那种“好人”。然而,就是这样的“好人”,一讲到政治理念和政治关怀,竟然会显得那样地迂腐,那样地幼稚!在这个意义上论丁文江,他还不是“最难产生而又最需要产生”的现代知识分子,而只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传统士大夫。胡适对政治也有兴趣,但胡适的兴趣是现代的,也就是做“独立的政论家”,而丁文江的兴趣却是传统的,想做“治世之能臣”而不得。“谈”政治与“干”政治,一字之差,却隔着两个大的时代,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两类性质的政治理念。
一九三五年,就在丁文江弃世的前一年,他曾经写过一首七绝《麻姑桥晚眺》:
红黄树草争秋色, 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 出山要比在山清。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末一句“出山要比在山清”,明是写景,实是言志,抒发了丁文江一生未酬的政治壮志。“在山”与“出山”,究竟何者为清,自然是见仁见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既在山中又在山外,“在山”固然干净,“出山”也未必不洁,就看怎么个“出”法。然而,事与愿违,丁文江的一生,偏偏是“出山不比在山清”。掩卷扼腕,我只能长叹一声:丁文江,可惜了。
一九九六年七月淫雨中完稿于沪上西南隅居
(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5.90元;夏绿蒂·弗思:《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文化》,丁子霖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3.40元)
许纪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