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关于传统中国是自由主义的。按照盛洪的说法，传统中国是自由主义的高级文明，西方反倒是“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低级文明”。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结论，关乎一个基本的判断。
盛洪作出如此骇人听闻的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早在十九世纪初的清王朝就实行着无关税壁垒的自由贸易制度，那时的西方却是被关税壁垒封闭起来的“低级文明”。我认为，用这样的证据想证明如此重大的论点——传统中国是自由主义的——“实在不堪一驳”。自由主义的主旨是政治制度的自由，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议会制民主以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当然也包括以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为主的经济自由。而盛洪所举出的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例证只是经济领域里的自由的一小部分。
从盛洪批驳王小波的文章中看，他似乎是个文化相对论者，他的许多篇幅不过是文化相对论的老生常谈——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没有高低之分。然而，他又说，自由主义的渊源原来是在中国，不是在西方，中国一度是自由主义的高级文明，西方的低级文明因其野蛮而打败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国，致使自由主义价值一直未能风行于全世界，现在自由主义的中华文明又重新显示出对专恃武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因此中华文明不仅负有振兴自己之责，还负有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自由主义秩序以“拯救文明”的世界性责任！从这种论点上看，盛洪并不是一个文化相对论者——站在这种立场会认为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既不“野蛮”，也不“低级”，而是和中国的“自由主义文明”价值相等，当然更谈不上一种文明要靠另一种文明来“拯救”了——而是个文化进化论者。但他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文化进化论者，而是另一种文化进化论者，我暂且称之为“新文化进化论”者。尽管拥有鲜明的文化进化论(“新文化进化论”)立场，盛洪在评论王小波的文章中还是用大量篇幅谈论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不知他从文化进化论(“新文化进化论”即中华文化优越论)的立场出发，却如何推出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盛洪虽然是一位中华文化优越论者，但他心目中“优越”的中华文明并不是专制主义的中华文明——像许多人所理解的“亚洲经验”那样——而是自由主义的中华文明。说自由主义比专制主义优越，这一判断大致不错，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中国传统优越于西方传统的结论——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是自由主义的”这一基本判断是错误的。
说《读书》
北京 李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