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王小波先生对中国文化自足感的批判太“刻薄”了(见《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十一期《国学与智慧》)，因此，他所招至的盛洪先生的批驳也是十分激烈的(见《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七期《为什么要容忍异教徒》)。盛洪先生是以维护文化尊严，维护文化生存权利的姿态进入论争的，他给我们展示的，是一种摆脱了近代史情结的、相对平静的文化共时结构：一种无胜无败、无强无弱、共存互补的当代文化生态景观。而王小波先生的文章中，则仍然带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人很沉重的近代史情结——以中国(乃至东方)近代“历史失败”为背景的文化自审情结。在这样立场分明、尖锐对立的论争中，我看到了“互补”。
　　盛洪先生处于有利位置：他所要求的，至多是文化的多元格局，要求文化的尊严与“容忍”，要求中国文化的生存权利，这不仅比当代西方文化所要求的霸权要合情合理，而且没有那种“万物皆备于我”的文化自大。他反驳王小波先生也可以做到轻而易举，只需把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意识到的西方文化“科学主义大梦的破灭”重复一遍就行了(他使用的是“理性万能主义”)。然而，若以文化的生态观来代替文化自审，来摆脱文化评价中沉重的历史情结，拒绝历史话语的介入，真的做得到吗？须知，西方文化“理性万能主义”的破灭，正是二十世纪的历史所显示的——正如十九世纪的历史显示了“万物皆备于我”的中国儒家思想的破灭一样。在历史的语境中，放弃对文化因素的分析、比较和判断，又何谈盛洪先生所说的“文化互补”呢？如此，不通过以历史(活动)为中介的接触、比较、学习，不同文化的价值，在盛洪先生的“生态结构”中，岂不真的降到了盛洪先生所不赞成的“博物学价值”的地步了吗？
　　对待中国文化，我们今天的心情的确比一百年前要轻松得多。但是，今天“文化危机”的压迫感是怎么解脱的呢？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亡积极向西方学习(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审视和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行为本身就积极影响了历史，使我们今天得以在西方文化面前能够获得文化的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与其说来自于盛洪先生的文化生态观的理念，不如说正是来自于历史——中国人“站起来的”历史。所以历史是有资格对文化来说话的。
说《读书》
北京　马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