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先生处于有利位置:他所要求的,至多是文化的多元格局,要求文化的尊严与“容忍”,要求中国文化的生存权利,这不仅比当代西方文化所要求的霸权要合情合理,而且没有那种“万物皆备于我”的文化自大。他反驳王小波先生也可以做到轻而易举,只需把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意识到的西方文化“科学主义大梦的破灭”重复一遍就行了(他使用的是“理性万能主义”)。然而,若以文化的生态观来代替文化自审,来摆脱文化评价中沉重的历史情结,拒绝历史话语的介入,真的做得到吗?须知,西方文化“理性万能主义”的破灭,正是二十世纪的历史所显示的——正如十九世纪的历史显示了“万物皆备于我”的中国儒家思想的破灭一样。在历史的语境中,放弃对文化因素的分析、比较和判断,又何谈盛洪先生所说的“文化互补”呢?如此,不通过以历史(活动)为中介的接触、比较、学习,不同文化的价值,在盛洪先生的“生态结构”中,岂不真的降到了盛洪先生所不赞成的“博物学价值”的地步了吗?
对待中国文化,我们今天的心情的确比一百年前要轻松得多。但是,今天“文化危机”的压迫感是怎么解脱的呢?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亡积极向西方学习(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审视和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行为本身就积极影响了历史,使我们今天得以在西方文化面前能够获得文化的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与其说来自于盛洪先生的文化生态观的理念,不如说正是来自于历史——中国人“站起来的”历史。所以历史是有资格对文化来说话的。
说《读书》
北京 马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