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同作家在作协所担任的职务和作协领导对他的好恶有关。西蒙诺夫步步高升,直升到作协副总书记,同法捷耶夫平起平坐。而别克却经常同作协领导闹别扭,关系越来越坏,连所担任的不起眼的职务都被通通撤销,六十年代初还写出不合上面脾胃的小说《新任命》。苏联文学史一向看重作家的职务,副总书记在文学史中所占的篇幅必定比一般作家多,而对作协不待见的作家在不得不提的地方也一笔带过。建国初期中国翻译苏联小说主要依据季莫费耶夫编写的苏联十年级课本《俄罗斯苏维埃文学》(中译本更名为《苏联文学史》)所提到的作品。这本课文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文学》一章中只在括号中提到“别克中篇小说《恐惧与无畏》”,而用一页篇幅分析《日日夜夜》,因此前者未必引起中国出版界的注意。我所读的是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中译本,一九四三年出版第一部,四五年出版第二部,译者是愚卿,四八年东北书店把两部合印出版。那时季莫费耶夫的课本尚未编写出来,所以译者愚卿没受到它的影响。
《恐惧与无畏》是书名的意译,直译应是《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是一本纪实性的小说。一九四一年十月德军摩托化部队突破维亚基马防线直奔莫斯科。千钧一发之际大本营把潘菲洛夫指挥的三百一十六步兵师从哈萨克斯坦调到距莫斯科一百二十公里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阻挡德军。这是一个由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临时组建的师团,没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潘菲洛夫将军在战争中把他们训练成一支军官智勇双全、战士英勇善战的部队,挡住德军两次进攻。二十八名哈萨克族战士击毁德军十八辆坦克,守住阵地,最后全部英勇牺牲。
别克从恐惧写起。营长巴武尔章·莫梅什·乌雷举行一次军事演习。枪声一响,不少未听过枪声的战士撒腿便往树林里跑。有的跑了几步停住,返回阵地,只有巴兰巴耶夫中士未返回。乌雷下令枪毙中士。他用这种残酷手段帮助战士战胜恐惧。别克记录了乌雷对他说的一段话:“……您和您的作家朋友们为什么凭空想象军人都是超自然的人,同你们不一样的人?为什么您觉得他们失去你们所固有的人的情感呢?也许在您看来勇敢精神是天生的?或军需官发军大衣时把无畏精神一并发给士兵,士兵只要在清单上签上‘收到’就行了?我在战争中所获得的经验等于上了几所军事院校,现在当了团长,我想我有充分根据证明:并非如此。”别克引用乌雷的话除想说明士兵的无畏精神不是天生的,而是指挥员在战火中培养出来的,还表露出他不赞许一味颂扬士兵勇敢的作品,那类作品并不真实。但那样写的作家很多,在他们笔下仿佛士兵一到前线便换了个人,勇气陡增,冲锋陷阵。他本人决不那样写。
别克处处表现得与众不同。有时是出于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肯随波逐流,有时纯粹是恶作剧。
别克是丹麦人的后裔,祖先是彼得大帝从丹麦请来的邮政局长。十三岁不堪忍受父亲和继母的虐待离家出走,四处流浪。十六岁参加红军,在乌克兰、顿河一带同邓尼金部队作战。作战英勇无比,很快入党,内战结束后被送入以斯维尔德洛夫命名的共产主义大学——苏联唯一的一所高级党校。这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领导干部的学校,绝大部分毕业生都当了部长、加盟共和国书记或州委书记,但到三十年代末期绝大部分人又都被镇压。
二十年代初共产主义大学的年轻学员心里充满美好的憧憬,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别克身材高大,消化力极强,特别容易饿。于是想方设法弄东西吃,终于想出一个不大光彩的办法。别克找同学科利亚和阿加斯商议,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能弄到吃的东西哪儿有不愿意的,三人一拍即合。原来学员中有个发明狂,多次向政府呈递自己的发明。政府无力向发明家提供施展才华的条件,又恐一旦天才凋谢对未来科学发展是个损失,便把他的面粉和食油定额增加了几倍,以保证发明家获得充足营养。但发明家一心扑在发明上,竟没注意自己床下面粉和食油积存得越来越多。一天别克对他说,发明不被采纳是因为图表不是锌版,别克认识个老工人可以替他制锌版,但要面粉和食油作报酬。发明家从床下取出面粉和食油,千恩万谢地请别克转交老工人。东西一到手别克便同科利亚和阿加斯把它们通通炸成油饼,三人大嚼起来,当然还请其他同学同他们一起分享。不知哪位吃了油饼的人向校领导汇报了。领导认为这种事太丢脸,并含有诈骗成分,便把他们三人通通开除出党,赶出党校。我知道别克二十年代被开除出党,原以为他不是支持过以布哈林和拉狄克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便是同施略普尼柯夫等“工人反对派”过从密切,总之是由于政治原因。直到读了索科洛娃的回忆录才知道原来是为了炸油饼。
犯了这种生活错误,只要真诚忏悔,恢复党籍、学籍并不困难。科利亚和阿加斯便这样做了,两人都恢复了党籍和学籍。毕业后两人都成了大人物,但结局都很悲惨。阿加斯当了亚美尼亚书记,一九三六年被逮捕,再没回来。科利亚——现在应当称呼他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了。一九三八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三九年尚不满三十岁便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斯大林的副手。一九四七年成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四九年因所谓“列宁格勒事件”被处决。
别克没去忏悔。他先在各地流浪,后返回莫斯科在一家皮革厂当装卸工,同时作为《真理报》工农通讯员为该报撰稿。《真理报》为工人组织了文学戏剧评论小组,别克是小组常客,并俨然以批评家身分对各流派作家和作品评头论足。他偏激得要命,对各流派毫不留情,连拉普也不放过,批评拉普对无产阶级艺术原则不够忠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比拉普更拉普”。没有哪个文学团体喜欢他。直到一九三二年高尔基吸收他参加编写《工厂史》,他才算步入文坛。
卫国战争爆发后别克以军事记者身分上了前线。他的军人证上注明被开除出党的原因:“不道德性质的生活过失。”军官们看过问他:“喝酒闹事还是在娘儿们的事儿上受到处分?”别克往往笑而不答,军官们以为自己说中了,反而对他产生好感。那时哪个男人没犯过这类过失?这正说明别克是自己人。再说别克的勇敢是众所周知的,永远要求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他所在的部队如接到撤退的命令,他便要求转到进攻的部队去。《恐惧与无畏》便是一九四一年底到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阵地采访指战员后写成的。
五十年代中期别克一度担任《文学莫斯科》丛书编委。这套丛书在解冻时期对解放思想、消除个人迷信等方面起过很大作用,深受知识分子喜爱。后来赫鲁晓夫渐渐对丛刊失去兴趣,终于勒令停刊整顿。莫斯科作协立即召开党员大会,党员作家纷纷起来指责编委会,并点了卡扎凯维奇、阿利格尔、鲁德内等人的名。别克闻讯赶来,涨红脸对主持会议的人说:“也请点我的名。我虽不是党员但同他们一起承担责任。”后来鲁德内感慨地说:“我认为在批判会上表现出的勇气比在前线表现出的更可贵。许多成绩卓著的战地记者都未通过公民勇气的考试。”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莫斯科作协选举理事。应选出七十八名理事,党组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恰恰七十八人,一个不多也不少。被赫鲁晓夫称为冲锋枪手的格里巴乔夫、柯切托夫和索夫罗诺夫——整人的作家也列入候选人名单。不少作家要求差额选举,又提出十二名候选人,其中包括别克。别克说:“我不加入这个奸党,不愿意。”有人建议他以健康原因请求撤销候选人资格,而别克提出的理由却是:“既然我不是党组织提出的,就是说不信任我。我干吗非往里钻不可。”主持会议的苏联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对别克的态度极为不满,做总结时说:“我建议大会尊重别克的完全无法容忍的、理由不充分的请求。”别克同苏联作协另一领导人马尔科夫的关系也不好,他在一次讨论创作会议上的发言气得马尔科夫喊道:“无法容忍的别克!”据说一旁的卡扎凯维奇把这句话改成:“独一无二的别克!驯服不了的别克!”
别克喜欢讲笑话,但他的笑话让某些人听起来往往不是滋味。比如他讲过这样一个:“苏联作家,看齐!哎呀,怎么都没脑袋,只有一个人长着脑袋。矗着一个脑袋,把整个队形都破坏了。怎么办?”“砍掉那个脑袋不就行了。”“试试让别人长出脑袋怎么样……”“砍掉更省事。”也许这个笑话是他自己编的。别克还喜欢捉弄人。他住在地铁飞机场站附近,周围住着很多作家,傍晚散步时经常能碰到。他碰见散步的一位作家便压低声音说:“您听说了吗?党和政府在下个五年计划在体面的新处女地陵园给作家拨出不少地方。您猜怎么着?作协理事们把这些地方私分了,抢先登记上自己的名字。您说其他作家怎么办?都打发到瓦干诺夫墓地去,同老百姓埋葬在一起?”作家开始冒火了:“那怎么行!我不久前刚获得勋章。要在勋章获得者当中分配墓地还差不多。可他们私下分了,谁都不知道,不考虑社会舆论……”别克火上浇油:“听说作协和文学基金会的机关人员也在新处女地排上队了。您清楚,这是走后门呀!”“真气死人了!不像话……”别克遇到第二位作家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这位气得喊起来:“我是奖金获得者,应当只让奖金获得者登记……太不像话了!”
别克看到这些轻信的傻瓜生气,心里快活极了,但却未想到恶作剧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在作协分会所担任的职务被撤销。一九七一年国外出版了小说《新任命》的德译本,作协要求他声明小说出版违背他的意愿,他立即按作协要求写好,但署名时却出现了问题。负责处理此事的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主席米哈尔科夫对他说:“我们给你安个什么头衔,你是谁?莫斯科作协理事?开除了。算散文部委员吧?改选时落选了。要不写个某刊物编委?也不行,人家不干。这样吧,干脆你就写最后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吧。”别克曾向别人表示惊讶,怎么作协头头见到他仿佛见到麻风病人似的掉头就走。难道他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招他们讨厌吗?
苏共二十大后不少作家,包括曾为斯大林唱赞歌的作家,争写批判个人迷信和所谓劳改营题材的作品。别克不肯随波逐流,独辟蹊径,写出《新任命》。但《新任命》命蹇时乖,历经坎坷,一直无法发表。他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赫鲁晓夫下台那天,把稿子交给《新世界》杂志。《新世界》非常欣赏,准备六五年一月发表。稿子发排后接到上级指示,抽出《新任命》,小说不准发表。原来前任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相的遗孀上书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反对发表《新任命》,认为书中充满对她亡夫捷沃相的诬蔑。她一口咬定小说主人公奥尼西莫夫就是捷沃相。尽管别克矢口否认,但捷沃相未亡人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像别克的其他小说一样,《新任命》也是纪实小说。同奥尼西莫夫一起登场的奥尔忠尼启则便不是虚构的,他是三十年代苏联工业领导人,更不用说斯大林和贝利亚了。直到一九八七年小说才在大型杂志《旗》上发表,这时别克已去世十四年了。
小说故事很简单:一九五六年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冶金、燃料委员会(虚构)主席奥尼西莫夫调任北方吉什兰国(虚构)大使。领导冶金工业几十年的奥尼西莫夫冷丁被调到外事部门一时很不适应。别克可未多写他在国外的工作情况,主要写他接受新任命时如何不知所措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一生工作的反顾。
奥尼西莫夫并非反面人物,而是冶金工业部门的卓越领导人。他把全部心血都献给冶金工业,并做出巨大成绩。他是难得的精通业务的专家,可以不带任何材料向斯大林当面汇报,随意说出具体数字。他办事一丝不苟,要求下属同样一丝不苟。他把执行上级指示当成人生最大的乐趣,此外没有别的乐趣。婚姻是政治的结合,家庭是存在的形式。除吸烟外别无嗜好,而这种嗜好也是一九三七年奥尔忠尼启则突然逝世、自己生死难保时染上的。他随时等待被捕,却意外地收到斯大林的一张便条:“奥尼西莫夫同志,我把您列入自己朋友之列。过去和现在都相信您。别再想念纳扎罗夫了。去他的吧。约·斯大林。”这张便条对他不亚于护身符,使他躲过大清洗。纳扎罗夫是他弟弟,一九三七年突然被捕,他写信向斯大林求情,便条便是回答。斯大林不清洗他因为相信他对自己绝对忠诚。奥尔忠尼启则死前三四天他正在奥尔忠尼启则家汇报工作。门外有人说话,奥尔忠尼启则便走出去。奥尔忠尼启则同那人谈着谈着吵起来。两个人说的是格鲁吉亚话,奥尼西莫夫听不懂,但听出说话的另一个人是斯大林。“奥尼西莫夫想从他们身边溜过去,但斯大林叫住他。‘您好,奥尼西莫夫同志,您好像听见我们在这儿谈话了。’‘对不起,我听不懂。’‘那没关系,您总赞同我们之间的一位吧。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还是我?’‘斯大林同志,可我一句也听不懂。’斯大林放过这句话,仿佛奥尼西莫夫没说似的,两只眼睛从狭窄的额头下面狠狠盯住他,并未提高嗓音,又慢慢重复了一遍:‘您到底赞同谁?他还是我?’……奥尼西莫夫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赞同您,斯大林同志!’”斯大林要的就是这种愚忠,而奥尼西莫夫此后表现出来的也正是这种愚忠。西伯利亚某高校教师列斯内赫自称有项不用高炉炼钢的发明,奥尼西莫夫得知后派专家鉴定,鉴定确认这项发明是不可行的。但列斯内赫通过贝利亚把发明捅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打电话质问奥尼西莫夫为什么不支持列斯内赫。奥尼西莫夫陈述理由后斯大林仍叫他支持,他便无条件服从了。法捷耶夫奉马林科夫之命把这项发明经过写成小说,但斯大林死后真相大白,发明原是假的,国家浪费了几亿卢布。小说自然写不下去了,这便是法捷耶夫未完成的小说《黑色冶金》。
奥尼西莫夫是个出色的执行者,上级任何指示,特别是斯大林的指示,他都毫不走样地执行。同时也要求下属执行他的指示不走样。“不许议论!”是他心爱的口号。他常对下属说:“我的错的也得干,你的好的也不准干。”别克通过奥尼西莫夫这个形象揭示出苏联工业部门存在着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但尚无人概括出的“行政命令体制”。上级只要求下级坚决、准确执行自己的指示,却不允许下级根据实情提出不同的看法。这个体制在一定时期也可以促进生产发展,但它扼杀人的首创精神,使人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终将导致生产停滞。这个体制已形成多年,根深蒂固,不会因人事变迁而改变以至消亡。这个体制至今仍是改革最大的障碍。要想改革首先必须彻底废除这个体制。也许这便是这部小说一九八七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也是它一直无法发表的原因。
像别克这样没有任何头衔的作家理应埋葬在瓦干诺夫墓地,但我仿佛在新处女地陵园见过他的墓碑。莫非我看错了?
寻墓者说
蓝英年